1月15日，太原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对太原市政府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决定，李晓波同志任太原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太原市市长候选人;免去耿彦波同志的太原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不再担任太原市市长职务。
耿彦波很平静，表示完全拥护省委决定，他说，今后无论身在哪里，都将始终心系太原、关注太原、支持太原、祝福太原。
由此，年满60岁，5年大同市长、6年太原市长的耿彦波正式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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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yor》
2016年11月21日，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组委会将最佳纪录片奖授予大陆导演周浩导演的纪录片《大同》。
影片中，曾在新华社、《南方周末》任职摄影记者的导演周浩试图将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大同市原市长、太原市原市长耿彦波，通过第三者的视角展现其在大同主政期间，对这座以煤矿为主导产业城市的大力改革。
84分钟的影片没有任何配乐、旁白。
在任期间拍摄全球展映纪录片的中国市长，不能说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
2008年2月，在太原做副市长的耿彦波被突然宣布调任大同市长。上任伊始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他下达了一条颇富争议的“停建令”—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所有在建项目，必须无条件停止施工。
这条停建令给当地官场留下了耿彦波其人“霸道”的印象。耿长期负责城建工作，擅于挖掘历史遗存，此前在灵石、榆次和太原任职，他先后留下了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两个经典开发案例。面对大同因长年疏于保护而残败的老城，他想拾起这座北魏古都的文化内核，至少也要“回到明朝”，重塑大同的城市形象，用前两年很火的词，叫做“修旧如旧”。
5年间，耿彦波以复兴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大兴土木。5年后，撂下了大同的一堆未完成工程，以及媒体赋予的“拆迁市长”标签和成为国内知名度甚高的“争议官员”之后，耿被调回太原，随后出任太原市市长。
硬汉作风加之在城建领域的大刀阔斧，往往招致两个极端评价。
反对者们有理有据，也是对这位“拆迁市长”最直接的疑问：
在一个急需制度化的力量去从根本上保护合法利益的时代，一位依靠人格魅力、特事特办的市长是否会成为隐形的“绊脚石”。纪录片中，有人私下埋怨，
“把大同城墙都围起来了，就有文化底蕴了？它就有旅游价值了？你说秦始皇现在老百姓说他好呢，还是说他不好呢？说他是暴君，对不对？历史上是这样认定的。我就想起来那时候的那一代人，多可怜呢！真是生活
在水深火热当中，太痛苦了！现在修我们这个城墙我就想起来秦始皇修长城了……”
于是，耿建波有了“耿拆拆”的外号。
大凡在中国出名后被冠以“姓氏+标志事件”的，都不是什么太光鲜亮丽的人物，例如“范跑跑”，官员更是如此，在此前落马的“季挖挖”“仇拆拆”身上，曾经显现。
而颂扬者不乏经历过耿彦波主政期间造城运动者，他们曾因耿市长一纸命令失去久居的房屋，却又因为各种原因转而成为这位市长最为忠实的“耿粉”，他们坚信，一切痛苦和磨难都是暂时的，大同的明天会以更好的姿态向他们招手，一如乌托邦里描绘的那样。
乌托邦有一种很中式的翻译：大同的世界，世界的大同。
争议下，耿彦波在影片《大同》中被推向高点。
客观地展现争议性，这是《大同》这部纪录片最大价值所在，尽管西方电影节奖励了纪录片的制作，甚至导演为了尽量让一群并不理解中国的观影群体理解，起了一个《Chinese Mayor》这样标签化更浓，更易懂的英文片名。
但西方观众似乎并未因此片改变对中国官吏的“偏见”，甚至更增添了某种疑虑与不满。倒是在中国观众中，这个纪录片激起了一片热烈的颂扬之声。
或许影片之名《大同》正想从争议性中将人物进一步升华。正如制片人赵琦谈到他拍摄此片并到海外展映的目的时说：“尽管目前中国查办很多贪官，但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
赵琦心目中，耿彦波的造城“功绩”难以评说，但是他算得上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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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号”
当高点足够高，就成为了神坛。
山西历史上，同样有几人被推到了高点：狄仁杰、于成龙、胡富国、耿彦波。除了狄仁杰，其他三位的走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当周浩的纪录片《大同》在中国台湾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时候，山西的老百姓并没有合规的渠道能看到这部纪录片。网络流传的视频资源与热议，将耿彦波捧上了高点。
而真正将耿彦波推上“神坛”的，是2013年的“文化符号”。
5年前的3月，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省文化产业中心协办，论证筹划大半年时间的“山西十大文化符号”评选活动终于上线。
活动总策划武敬东想做出点不同的东西，“在人物类的候选人中，有古人，也有现代人。只要理由成立，符合评审标准，都会列为候选人。”
据说，是在接到多个匿名网友推荐之后，彼时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被放在榜单之上。
他的简介写道：一位做官与做文化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两栖式官员”，主政大同期间，使大同跻身“中国大古都”之列；现主政太原，也提出“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的宏观建设思路，更有代表作《大同赋》。
大刘的《三体》中有一句话：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当然，还有一句更广为人知的：给历史以生命，而非给生命以历史。所以官方解释是，耿的历史地位是人民赋予的——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100天后，武敬东看到耿彦波排名稳居总榜第一，票数为154万多票，排名第二的晋祠只有46万多票。
排在“人物”版块前三名的，依次为：耿彦波， 1540506票；傅山，246794票；法显，20637票。
而身为山西汾阳人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贾樟柯只有159票，出生在山西阳泉的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只有106票。
武敬东知道，暴风骤雨的质疑声即将到来。
6月24日，山西省十大文化符号评选活动的官方网站一度无法访问。
7月4日，人民日报社政文部副主任袁新文针对这次评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人们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熟视无睹的文化符号似乎并不在意，不仅缺乏起码的敬重，而且毫无顾忌地贬损糟蹋，令人扼腕叹息。
武敬东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质疑，他说他经常能接到群众咨询投票的电话，有的人会连续几天投票给耿彦波。武敬东个人认为，老百姓如果认为官员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事情，都会持肯定态度。
这一回应，与赵琦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是不是做事儿，成了老百姓对官员“黑白”与否的度量衡，尤其在无法探知更多私人生活的背景下。
而耿彦波所做的多少令一些本地人产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耿彦波本人则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
他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亲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劳任怨工作不顾家，以致妻子到会场吵闹；他亲自处理下层官僚导致的种种问题······耿彦波一次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
他的理想就是从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稀缺资源中找到了大同城市的文化坐标，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的宏大工程，试图找到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大同模式”，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梁思成、陈占祥先生在五十年代关于北京古都的“梁陈方案”。市长梦想将大同市从不景气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建设成“旅游天堂”，以文化资本获得商业经济收入。
上任大同不久他便大胆宣布了一项计划：在有着1600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将古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都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耿彦波的理想在履新大同不久后便在其所作的《大同赋》中体现。“传统与现代齐飞，人文共生态一体。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洋洋洒洒近500字诗词从许家窑遗址一直叙述到“一轴双城，无限风光”的现代化构想。
2012年6月3日，大同大学师生特地创作的《大同赋》主题书法作品展在大同大学美术馆揭幕，市长耿彦波出席并亲自为展览开幕剪彩。
有人曾批评这是政治作秀，因为“城改带来的大量新增存量流入市场，而人口的城镇化相对于土地城镇化较为落后，需求难以满足供给。”
严重时如2011年，据《中国经营报》当时报道，
当年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积872.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8倍，但当年其商品房销售面积仅为90.2万平方米。即便从大同回归太原，“耿拆拆”的标签一直跟随着他。
不过，在太原的城建中，耿彦波在举债方面有所控制。
2013年，太原市开工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31项，共筹措资金184亿元。其中，财政资金54亿元，省级支持资金20亿元，融资110亿元，而太原2013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为270亿元。2013年11月，耿彦波亲自向全国45家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推介了晋阳湖片区1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并提出要在3年内再造一个升级版的晋源新城；2014年正月初八，太原市49条道路同时开工······
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
耿彦波谈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再一个体会是做官还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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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耿彦波肯定知道更重要的是没说出的那句话：办多大事还取决于“上面”给予多大认可。
耿彦波上任之初，向山西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耿在大同始终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
纪录片拍摄记者曾劝说耿：“你为什么不能怀柔一点呢？”耿反问：“我在大同还能待多长时间呢？”“大同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这次冲不上去，历史不会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
今天看来，耿的话是有道理的。仅仅几年后，山西就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无数官员锒铛入狱，甚至包括一位耿的搭档。
大同的现实也证明了耿的预言，2013年春节，耿突然被调离大同，担任太原市长。继任的市长没有耿一般的热情，无数尚未完工的工程不可避免地成了烂尾工程，成了此后大同上下最头痛的问题。
近15年来，耿彦波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而“耿彦波所有关于大同的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周期来做的，如果他中途离开了，谁能接得了他的班？接班者认不认同他的思路？”
在城区区长祁雪峰看来，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场赌博，“但大同需要这样的赌博，不干也是死，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
1000公里外，同一时期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上任伊始，武汉加大了城市建设力度，8条地铁线同时施工。2013年，武汉市在建工地超过一万个。因此，阮成发被起了一个“满城挖”的外号。
阮成发是幸运的的，曾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参加2013年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笑称，“阮成发，‘满城挖’，这个我知道”，俞正声表示，“你们的思路是对的，办大事情就要下大决心。大建设时期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但建成之后会带来更好的服务与方便。”
耿彦波走后，留给大同这座城市的是一系列创纪录的数字：耿彦波出任市长后，大同的城建资金一举飙升至每年100多亿元。2008年到2012年，大同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除去社会资金，政府投入大约六七百亿元。
五年1000亿元，相当于在1825天里，不论寒暑，每天都有5500万元资金投入这座三线城市的建设之中。而在2008年之前，大同城建经费仅为每年3000万元。
冰冷的数字被群众的热情淹没，淹没在人们的歌唱声、锣鼓声中。
纪录片《大同》里，参加完欢送会的耿彦波坐上汽车。在车里，耿彦波泪流一脸，过往的辛酸、无奈、不舍、困苦只有他知道。“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骂我我沉得住气。”
2019年1月15日，60岁的耿彦波退休。这一次，人们再次关注着这位花甲老汉离别的消息，想象着重复大同一幕来临的一天。许多人都说，要像在大同一样去送老耿一程，就像当年送81岁的胡富国一样。
当年胡富国离开山西，十里长街送别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再次回到山西，再回平遥，因不想高调被人认出，曾特地戴了副墨镜。在城墙下，几名三轮车夫觉得此人眼熟，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胡书记？”胡富国不得已摘掉墨镜。结果被周围几百名群众“包围”了，外围还有人喊话，“胡书记，常回家看看！”
听说胡富国要上城墙，车夫不由分说，将三轮车抬上去，几百名群众都簇拥着胡富国上了城墙。
一辈子清廉的胡富国没有想到会“摔”在长子身上。2018年6月12日晚，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胡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父子两人，一人被群众举过头顶，一人被万众踩在脚下。
这一次，或许与2013年离开大同不同，耿彦波并不希望这样的热闹，不会满足大家。他可能在那一天，在大家熟睡中，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也选择悄然离开太原，空留许多想挽留他的普通百姓回忆。
而后，一切关于他的争论在退休之后都将失去意义，他的荣辱、争议、功绩将伴随着一纸决定，流淌进历史洪流，裹挟、翻滚、冲刷，最终被遗忘。
唯有再回时的热情，才是最真实的热爱。(来源：地产视界观)
今年全省新建绿色建筑占比要达到44%
这个春节，一栋绿色农房成了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高登堡村的“景点”，来这里体验的村民络绎不绝。这栋由省住建厅主导、沈阳建筑大学自主研发并建设的房子，与传统农房大不一样，它采用装配式轻钢结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体系，具有建筑成本低、装配程度高、施工周期短、抗震能力强、节能效率高、人居环境好6项综合优势。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包括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等，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物。
“从今年开始，除了要在城市推广绿色建筑外，我们也要因地制宜在农村开展绿色建筑的示范和推广工作。”2月12日，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我省将加大力度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省新建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力争达到44%，并制定绿色建筑条例配套政策措施，完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开展绿色建筑目标评价考核，建立有效监管机制，确保在规划设计、施工图审查、验收运营等环节的绿色建筑政策落实。加强对绿色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逐步推行第三方机构实施的评价标志模式，积极推进居住建筑75%节能标准。
同时，探索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积极开展新技术研究，包括开展超低能耗绿色建筑设计与建造技术研究、装配式钢结构绿色建筑配套节能技术研究和钢纤维混凝土管片试验研究，并组织开展绿色建筑、钢纤维混凝土管片等地方标准编制。（来源：辽宁日报）
浑南大道快速路主体工程今年开建
2月12日，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经市人民政府批准，2019年第一批城建项目投资计划近日下达，共安排项目63项。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这些城建项目加快实施，将进一步完善沈阳城市基础设施，对推进沈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备受市民关注的一条快速路建设终于浮出水面，浑南大道快速路工程今年将正式实施主体工程建设。该工程西起胜利大街，止于长青街以东，采用节点立交与隧道相结合的形式建设，全长10.7公里，包含五个部分：一是胜利大街节点互通立交；二是南京街、金阳大街节点单点跨线桥；三是青年大街西侧隧道；四是青年大街东侧隧道；五是上跨朗月街、朗日街、朗明街、长青街高架桥。
一直在建设中的长青街快速路，工程起于泉园一路，止于浑南大道，全长5.4公里。工程包含三部分，一是泉园一路至二环建设4车道高架桥，文萃路以北设置一对平行匝道；二是在现状长青桥两侧新建两座辅桥，长640米；三是长青街上跨浑南大道建设节点立交。截至去年年底，工程已全面开始，预计在今年实现通车。
首批城建计划安排63个项目
交通设施建设占19项
主要包括长青街快速路、浑南大道快速路、长安桥北侧连接线路、四环快速路棋盘山隧道等工程
生态环境建设项目23项
主要包括大辛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东部污水处理厂建设、北部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前期等
其他项目21项
主要包括市管公园设施完善、金廊等重点街路花卉及绿化提升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提质项目、公交都市配套工程等（来源：沈阳日报）
沈阳今年快速路通车里程将达344公里
近日，随着沈阳东一环快速路正式通车，沈阳城区东部地区市民出行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近年来，沈阳市围绕交通动脉加速建设快速路，截至目前，全市通车快速路已达317.8公里，今年还将完成沈辽路高架桥（西二环至三环）等多条快速路建设，年底实现快速路通车里程344公里。（来源：辽宁日报）
沈阳今年计划解决15万个车位缺口
2月12日，记者从沈阳市城乡建设局获悉，为解决市民停车难问题，沈阳市将全面推行错时共享，推动执行《沈阳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鼓励办法》，为在行政事业单位周边有停车需求的小区居民提供最大便利。
据了解，沈阳市今年计划再解决停车泊位缺口15万个，包括：新建6.5万个、挖潜3.5万个、共享5万个，切实解决停车难问题。最令市民关注的是沈阳市今年将全面推行的停车错时共享，按照《沈阳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鼓励办法》等相关制度，沈阳市将利用智慧停车平台，让不同区域、不同产权的停车位流动起来，“共享”给有需要的人，削峰填谷，互通有无，把空置的车位利用起来，实现双赢。
据了解，沈阳市居民小区白天的停车位很大一部分会处于闲置状态，而机关企事业单位白天的停车需求大。共享停车是沈阳智慧停车的一部分，适合共享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要具备夜间空闲车位数量较大，周边居民夜间停车需求较大，停车区域相对独立、容易管理(不会为单位办公区带来安全隐患)等条件。去年6月，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停车场成为沈阳市政府部门首个开放的共享停车场，有76个停车位供市民使用。停车场的停车系统会配置符合停车条件的车辆，从19时至次日7时对外提供闲置停车位，为距离北站较近的居民和社会车辆解决停车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开放单位职工的停车利益，沈阳市有可能对停车超时居民采取惩罚性收费以及加入“黑名单”等措施。
为缓解停车难题，在停车错时共享的同时，今年沈阳市还将通过建设地铁P+R停车场、利用土地储备等闲置用地建设公共停车场、推动立体停车场建设等方式，使新建停车泊位数量有实质性增加。加大力度解决停车矛盾突出地区的问题，对于学校、医院、商圈、办事机构等停车需求旺盛地区，逐个点位进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推动问题解决。
据了解，沈阳市年内新建公共停车场、执行智慧停车管理的路内泊位信息将全部接入智慧停车平台，既有停车场智慧平台接入率达到50%以上，切实提升停车泊位周转率。（来源：沈阳日报）
2019年楼市是否松绑成悬念 部分地区财政压力显现
家住衡阳的宋国华（化名）明显感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价涨得有些过猛。
年过五旬的宋国华一直生活在衡阳这座南方小城，在他的印象中，衡阳的房价一直较为平稳，虽有上涨，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对于这一轮疯涨，宋国华也说不清具体是从几月份开始的，只是突然发现，仅仅几个月时间，房价就已经涨到每平米6000元左右，这对于工薪族而言，实在有些吃不消。
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显示，2017年，衡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647元，而据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衡阳中心城区商品房住宅的均价为4800元/m?，与社平工资基本持平。
在当地政府部门看来，“衡阳市房地产市场已出现理性回归，销售价格也较为稳定”，也正因为如此，2018年12月26日，衡阳市发改委与衡阳市住建局联合发布《关于暂停执行的通知》，宣布将自2019年元旦起暂停执行限价令。
吊诡的是，限价令在第二天就出现反转，2018年12月27日，衡阳市政府发文撤销《关于暂停执行〈关于规范市城区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的通知〉的通知》，理由是前述通知“对稳控房价的复杂性判断不精准，对稳定预期的持续性认识不充分，文件出台引发了市场的误解和网上的炒作，其影响有悖于部门出台文件的初衷”。
这“朝令夕改”的操作，使处于湖南中南部的衡阳市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也将地方政府对楼市的微妙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试探性微调
最近，中国各省区市两会密集召开，住房问题成为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加大调控力度，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或将成为2019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方向。
在2018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再次被重申，提出“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因城施策”，提法也从“分类调控”改成“分类指导”，意味着房地产调控不再“一刀切”，地方政府或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有些地方政府房地产政策开始松动。2018年12月18日，山东菏泽率先提出取消一二手房限售，成为第一个发出楼市松绑信号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明确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之后，多个城市纷纷放宽购房限制，短短一个月内，深圳、广州、珠海、上海、衡阳、青岛等城市先后对楼市进行微调。
经历了两年紧缩的调控之后，房地产市场似乎要迎来一轮宽松期，而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地方政府将如何发挥“主体责任”，成为博弈的关注点。
值得注意的是，衡阳发改委和住建局发布的取消限价通知，落款日期是2018年12月19日，也就是在文件印发一周后才对外公布，却仅“存活”了一天就被市政府撤回。衡阳市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谨慎和试探意味可见一斑。
2018年12月，社科院发布《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8-2019）》指出，综合房地产市场周期、前期需求释放以及政策调控的多重影响，进入2018年下半年后，随着持续三年的调控政策逐渐显现效应，部分城市楼市逐渐显露疲态，土地溢价率不断下降、土地流拍不断增加，部分城市的库存又进入上升通道。
社科院的报告预计，未来，一线城市可能微调调控措施，保持调控政策的适度；二线城市可能最具放松的冲动和条件，激活楼市的热度；三四线城市可能动用干预之手，极力维护楼市的温度。
实际上，在这一轮微调中，冲锋在前的，不光有菏泽、衡阳等三四线城市，也有广州、珠海、深圳等一二线城市。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在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看来，这同样也是对房地产调控提出的要求。据他研究发现，房地产市场是有周期性的，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20年以来，大概三年多时间一个小周期，而在这三年多时间中，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是上升期，还有一年到一年半是下行期。
去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进入下行期，“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而言，下行的时候，要阻止下行速度不要太快，上升的时候要防止上升的力度不要过高”。顾云昌认为，在过去经济上扬，特别是楼市上扬的时候，采取了限价、限购、限售等政策。而现在这些城市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趋势，出现房价的增幅下降，甚至出现房价下降的情况时，根据逆周期调节原则，需要对房地产政策进行适当松绑。
“目前一些城市针对销售下行的状态，对房地产政策进行松绑，顺应了楼市的情况。”顾云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销售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到开发商拿地，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感觉到有问题，所以会影响土地出让。
顾云昌表示，去年下半年以后，地方政府的土地流拍次数明显增多。“流拍会导致地方财政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减少，所以地方政府有明显的诉求，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财政的正常运营，迫切需要对房地产市场采取必要的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施昱年也认为，巨大的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对楼市政策松绑的主要原因。由于在中国的税制结构中，来自土地和房地产的税收极为有限，土地出让金成为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尽管2013年以后，土地财政占比越来越小，但在有些三四线城市，依然能占到财政收入的30%~40%。
来自财政部国库司数据显示，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7905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71372亿元，而土地出让收入为65096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3以上。
2016年上半年，为了“去库存”，各地普遍对房地产市场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造成房价“疯涨”。当年9月，中国开始启动号称“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不到10天时间里，就有19个城市先后出台限购、限价、限贷、限售等政策，随后，调控力度不断升级，从一、二线城市扩大到三、四线城市。
“特别是强化限购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尽管还有卖地的渠道，但不少开发商已经停止在三四线城市拿地，这些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困境，加上地方债压力，某些三四线城市率先‘松绑’，其实是可以预期的。”施昱年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一刀切”政策修订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财政压力，这轮微调其实是对此前“一刀切”调控政策的修复。以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为例，在不同的城市，去库存的效果各不相同，衡阳曾面临无房可卖的窘境，而菏泽被“限售”困住市场。
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提出用三年时间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1800万套、农村危房1060万户。
2017年4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商品住房库存量大、市场房源充足的三四线城市，棚户区改造要以货币化安置为主，避免重复建设。
时任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对棚改货币化安置大加赞许，认为“既推动了去库存工作，又减少了重复建设，提高了效率”。
被认为打响此次楼市“松绑”第一枪的菏泽市，2015年完成棚改20960户，2016年完成62066户，并在2016、2017年连续居全国设区市城市棚改首位。
过去几年，大规模的棚改货币化安置，催化了菏泽楼市的火爆，也使得当地土地成交量持续增长，土地出让收入更是让当地政府赚得盆丰钵满，在山东乃至全国都名列前茅。
数据显示，在2017年1月至今，菏泽曾三次进入全国土地出让金TOP20，分别是2017年7月，以38.6亿元位居20位，2018年1~3月，以120.4亿元位居第18位，2018年5月，以53.3亿元排名第10位，排名不断攀升。
然而，受“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2017年11月，菏泽不得不采取了“限售”政策，这对较为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当地财政而言，影响巨大。
2018年6月下旬，有消息称棚改项目审批权将收回至国开行总行。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商品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市县，要尽快取消货币化安置优惠政策。棚改政策的全面收紧，对于菏泽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去库存红利消退，房地产销售出现大幅下滑，或成为菏泽迫不及待取消限售的原因。
但在“取消限售”政策公布次日的一纸说明中，菏泽市住建局却将原因引向了市民的购房需求，称菏泽市限制新购和二手住房转让期限有关规定出台后，有不少准备购买存量住房的市民，特别是棚改货币化补偿的市民，因不能办理过户而无法购买合适的存量住房，要求取消限制转让期限规定的愿望十分迫切。
而近年来，受转让期限规定的影响，菏泽市二手房交易价格出现同比增长较快的势头。“为防止商品住房价格出现大的波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过认真调查和评估，决定取消已出台的限制新购和二手住房转让期限规定。”在说明中，菏泽市住建局如此解释。
“由于房地产属于不动产，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在房地产整个运营中，城市之间出现严重的分化，但我认为这个分化不是调控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供应都存在土地错配的问题。”顾云昌表示，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库存很多，需要去库存。而对于一二线城市，不仅没有去库存的诉求，还需要增加库存，因为在库存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供不应求，造成房价的上涨。
在顾云昌看来，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使得“一刀切”的政策难以奏效，不像其他大宗商品要降一起降，要涨一起涨，也正因为如此，此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将调控的权限更多地交给了地方政府。在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过程中，必须想办法解决土地错配的问题。
施昱年则认为，从分类调控到分类指导，体现了房地产政策的系统性。原来的调控是一个管制手段，很难与其他的配套政策相结合。而从目前来看，必须要在财政压力和调控政策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时候，中央的“分类指导”就非常重要。
比如地方政府面临着地方债压力，急于放开限购，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需要转变地方政府的调控思维，不再局限于房地产本身，只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制，而是指导地方政府将调控的思路打开，跟地方债结合，跟政府的财政压力结合，行成一系列配套措施。
除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和房地产政策密切相关。今年1月，央行宣布降准，业内纷纷认为这是对房地产市场的松绑信号，降准降息一向也被认为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风向标。
施昱年认为，除了利率之外，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股市等其他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由于现在正处于经济下行阶段，政府这些手段只能慢慢调整，从利率突破，慢慢通过分类指导，让地方政府可以用其他的渠道发行地方债，或是通过引资的方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引资的过程中，就会分散老百姓的投资，不再集中投资房地产等。“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小幅度“松绑”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上升还是下行，不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也会影响整个的宏观经济。”顾云昌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像此前那样对房价提出进一步要求，这也是基于对中国宏观经济情况作出的判断，但在他看来，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要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而是要防止房价大跌。
在施昱年看来，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微调政策，包括降低首付、公积金政策、取消限售、取消限价等，更多的是试探意味，而不是真正去突破限购，不会爆发大量的需求。而且这些政策大多是从供给端尝试，放松供给，有利于稳定房价。
相对而言，广东政策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2018年12月20日，广州市住建委发布的《关于完善商服类房地产项目销售管理的意见》指出，2017年3月30日土地出让成交的房地产项目，其商服类物业不再限定销售对象，个人购买商服类物业取得不动产证满2年后可再次转让。4天后，广州又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进行微调，允许在广州周边城市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余额，政策放松趋势隐现。
“广州的政策相当于在需求侧放松，会有一部分需求被释放出来，但因为商住房的定价和纯住宅定价是两个不同市场，如果商铺价格上涨，并不必然带动住宅市场价格上涨。”施昱年说。
“很多房地产调控政策并没有真正实践过，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施昱年认为，目前从一两个城市的微调，到更多城市的微调，中央似乎是默许的态度，而且在他看来，只要不放开限购，透过其他途径小范围的松动，能够为市场注入一些信心，其实并非坏事。
施昱年认为，在2019年，小幅度的“松绑”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但不会蔓延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厦门这四个城市或成为房地产调控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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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潜力城市成中国买家新宠儿
中国楼市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买房成为国人最重要的理财方式。他们不仅在国内买买买，更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手笔买房。
不过，去年全球主要大城市房价从高点坠落，悉尼、温哥华、伦敦等国人买房的热点城市均遭遇滑铁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的潜力城市已成为中国买家新的宠儿。
中国买家青睐金边房产
“金边就是30年前的深圳、20年前的上海、10年前的新加坡。”这是一家中国开发商打出的广告。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柬埔寨首都金边逐渐受到中国买家的关注。如今，中国买家的大批涌入，推动金边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这座曾经以法国殖民别墅和现代主义“新高棉建筑”而闻名的东南亚城市，一座座昂贵的高层公寓拔地而起。
媒体报道，据柬埔寨国土规划和建设部的报告，2000年到2017年，柬埔寨由外资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共有287个，总投资额42.97亿美元。其中中资公司拥有110个项目，总投资额为16.56亿美元，占比均接近四成，中资也成为柬埔寨房地产的最大投资方。
彭博社报道称，广州粤泰集团在金边的项目包括24栋沿着城市河岸的高层建筑。广州富力集团也在金边拿了地，计划建设5000套住房。中国澳门的新建业集团还计划斥资27亿美元在金边建造一座133层高的双子塔，届时这也将成为全球最高的建筑之一。
这些开发商已将目标群体锁定中国买家。据媒体报道，一位当地中方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开发商的楼盘，80%以上的房源都卖给了中国投资客，少部分卖给了柬埔寨当地人。
路透社走访了金边的5个房地产售楼部，其中包括新加坡和韩国开发商销售的项目，接待他们的都是讲普通话的销售代理。
全球海外房产网站居外网提供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数据显示，金边是柬埔寨所有城市中，中国买家询盘数量最多的城市。2018年，中国买家的询盘数量较上一年猛增超550%，其中有78%的中国询盘买家咨询的房产价格在5万~25万美元。在柬埔寨买房的中国买家中，有88.7%是用于投资。
居外网董事CEO罗雪欣对记者表示，“中国买家对柬埔寨房产的兴趣逐年上升。他们对柬埔寨房产寄希望于将来的升值，这与在发达国家购房着眼于收租保值不一样。我们认为，中国买家在柬埔寨购房应该先做足功课，消除信息鸿沟，因为高于平常的投资回报，往往伴随的是市场不确定性。”
据CBRE数据，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金边高端公寓的平均价格是3200美元/平米，比2013年同期增长了60%。CBRE还预计，今年，金边的托管公寓供应量将增加一倍，达到2万多套。对于柬埔寨这个东南亚第二贫穷的国家来说，一些获批的巨大项目显得格外耀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柬埔寨的人均GDP只有1390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53位。
国际房地产经纪公司莱坊（KnightFrank）中国区主管罗斯·韦布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在我看来，金边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高端公寓市场肯定供过于求。虽然，现在销量正在放缓、租金正在下降，然而，仍然只有少数柬埔寨人有能力买这些公寓，要想让市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来自柬埔寨国内的需求。”
“一个月卖出20多套公寓”
另一个受到中国买家青睐的东南亚国家是泰国。
据曼谷当地媒体报道，中国买家已是泰国公寓市场的最大外国买家。自2015年以来，中国买家已向泰国的托管公寓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来自日本和新加坡买家的总和。
曼谷当地开放商睿思置业表示，泰国每建造五套公寓，就有一套归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的买家所有。由于泰国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公寓是中国买家在泰国唯一可以购买的房产类型。
“我们在2018年7月就卖出了20多套公寓，买家全是中国人。”曼谷经纪人Fame Zhu在接受《日经亚洲评论》采访时说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中国买家的购房热潮已从曼谷蔓延到了泰国北部的清迈和南部的普吉岛，另外还包括芭提雅——当地随处可见中文房产广告。
《曼谷邮报》报道称，在过去，极少有曼谷的开发商会去中国内地进行商业路演。但过去十年里，由于到曼谷旅游的中国游客暴增，所有曼谷的公寓开发商都开始密切关注中国买家。
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泰国外国游客的30%。一些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会抽出时间去看看曼谷的公寓和主要度假胜地。
那么，是什么让泰国的公寓如此受中国买家青睐呢？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这是因为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措施防止炒房。例如，去年8月，新西兰禁止大多数外国人在本国购买房产——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当地房价在四年时间内飙升了75%，使得当地人越来越负担不起。此外，温哥华、新加坡和悉尼等城市也对外国的购房者征收重税。（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中金：春节重点城市地产销售大幅下滑
中金报告称，春节假期上海、南京等17个重点城市新房销售面积较去年春节假期下降56%，房地产行业基本面延续加速下降趋势。根据机构披露的月度数据，1月份中国前十大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15%，前20大降幅11%，前30大降幅9%。融创中国一度下跌3.8%，碧桂园下跌2.1%，宝龙地产下跌1.9%，保利置业集团下跌1.4%，龙湖集团下跌1.4%，阳光100中国下跌2.4%，中国奥园下跌2.9%。（来源：财联社）
海口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细则出炉 购房补贴最高6万/年
近日，《海口市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出炉，《细则》主要对人才住房保障对象条件、人才住房建设原则性规定、保障标准、申请及服务程序、批后管理等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海口首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将于2019年2月13日受理申报。
据了解，《细则》保障对象为2018年5月13日以后第一次在海口市就业或第一次在海口市自主创业的人才。其中包括六大类：
（一）符合《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7）》（琼人才办通[2017]26号）规定条件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
（二）50岁以下且符合《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7）》（琼人才办通[2017]26号）规定条件的拨尖人才和其他类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可放宽至55岁（含外籍和港澳台地区人才）；
（三）40岁以下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及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含国外、境外高校毕业生）；
（四）35岁以下具有中级专业职称、技师职业资格、执业医师资格或具有国家和海南省已明确规定可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执业资格人才；
（五）总部经济企业引进的高层管理人才；
（六）经海南省、海口市政府认定给予住房保障的其他人才。
在住房补贴（含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上，50岁以下拨尖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可放宽至55岁）住房租赁补贴5000元/月，购房补贴6万元/年；50岁以下其他类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可放宽至55岁）住房租赁补贴3000元/月，购房补贴3.6万元/年；40岁以下硕士毕业生以及符合条件的人才，住房租赁补贴2000元/月，购房补贴2.4万元/年；本科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1500元/月，购房补贴1.8万元/年。
同时，《细则》对保障对象做了补充：对2018年3月31日前已离开海南省，并于2018年5月13日后重返海口市就业或自主创业的符合规定条件的人才，可列入细则保障对象范围；享受细则规定住房保障的自主创业人才，其所在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为2018年5月13日后注册成立，且其本人应为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股东或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聘任制公务员以及按人才政策引进的事业单位人员，同时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列入本细则的保障范围。
此外，《细则》还指出，海口市政府设立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实行“一站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对引进人才的住房保障实行免费租赁人才公寓及赠送产权、货币补贴、配租配售住房等三种方式。
《细则》明确了三类高层次人才保障标准：人才公寓面向2018年5月13日后引进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供应，每人限供1套，免收一定期限的人才公寓租金，作出相应贡献的，赠送相应份额的产权。大师级人才的标准为2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下同），最高可享受不超过500平方米的独栋房屋作为工作室（工作站）；杰出人才不超过180平方米；领军人才不超过150平方米。
在货币补贴方面，住房租赁补贴每季度集中受理和发放一次，购房补贴每年集中受理和发放一次。住房租赁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36个月，购房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3年，须在人才引进之日起5年内申请领取完毕。（来源：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