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美國空軍退役少將查爾斯·斯韋尼，我是唯一參加了兩次對日本原子轟炸的飛行員，我所陳述的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這個民族不是窮兵黷武的騎士，我們不渴望那種輝煌，在我國大蕭條時期，日本開始對鄰國政府，弄什麼大東亞共榮，法西斯總打著最漂亮的旗幟去掩飾最卑鄙的陰謀……”
在美國投下原子彈之後的50年，日本還在聲稱他們才是受害者，兩顆原子彈更是讓西方人同情心氾濫，1995年，查爾斯·斯韋尼就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原子彈下無冤魂”，只要看看日本人在戰爭當中是如何對待盟軍的，就不會有絲毫憐憫，他們甚至連無辜的人都不放過。
“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是世界上最早的紅十字會，創始人是亨利·杜南，他是日內瓦的一個商人，也是救濟委員會的成員，在他的商業生涯走向成功時，一場戰爭爆發了，奧地利陸軍與法國-撒丁在索爾弗利諾激戰。
由於醫療有限，有4萬多名士兵被遺棄在戰場，路過的亨利·杜南被慘像所觸動，他立刻聯繫一所教堂作為臨時救護所，並發動周邊的人參與救助，在這次救助下，他提出了建立救護組織。
1865年，“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成立，1875年才改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根據日內瓦公約，國際社會賦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獨一無二的地位，保護國內和國際性武裝衝突的受難者。也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受國際公約保護，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卻打破了這種格局。
日本在空襲珍珠港之後，又在1942年對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進行了兩輪轟炸，達爾文港是“通往亞洲的大門”，也是美國一個重要戰略樞紐，自從太平洋戰爭拉開序幕之後，這裡也開始了頻繁的兵力調動。
日本以兩次閃電式轟炸，投入了炸彈比珍珠港還要多，這次襲擊造成了700人死亡，23架飛機被摧毀，35艘軍艦被被擊沉，這次空襲給澳大利亞造成了極大恐慌，同時對日本敵對情緒也開始蔓延。
日本沒有停下腳步，新幾內亞島也未能倖免，當時島上因為太平洋戰爭因素，聚集了560名醫護人員，日本無視日內瓦公約，進行無差別攻擊，即便這些少女一再表示自己是醫務人員，日本還是直接開槍。
日本的暴行這些暴行受到各國譴責，而澳大利亞更加痛恨日本人，1943年，日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和巴布亞半島受挫，他們在新幾內亞東北部地區不斷加強兵力，投入了20萬人，企圖建立一道固守拉包爾的外圍防線。
指導這場戰役是麥克·阿瑟和澳大利亞陸軍司令托馬斯·布萊梅，日軍為防止空襲，採用地下戰壕的作戰方式，盟軍才採用“蛙跳”戰術逐個擊破，由於氣候和疾病加上日軍的補給被切斷，日軍迅速敗退。
他們本想投降，但是托馬斯·布萊梅拒絕了，不論是日本屠殺15000名澳軍還是屠殺紅十字會人員，他們都不值得饒恕，這場戰役結束之後，僅有1萬多日軍回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