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劉慧
藏品是美術館的立館之本；美術館是藏品最好的歸宿。
浙江美術館早在2004年籌建期間即啟動藏品徵集工作。自2009年開館以來，以“重在當代、兼顧歷史；立足浙江、面向全球”為立館方向，重點收藏和展覽反映浙江美術發展淵源，特別是近現代浙江籍和在浙江有重要美術活動的美術家作品、文物、文獻，以逐步建立起反映當代浙江美術大省地位和浙江美術館形象的典藏體系。
接受捐贈是藏品徵集的主要手段，藏品被國家美術機構永久收藏，是藝術品最好的歸宿，也是對作者藝術成就的肯定和褒獎。多年來，浙江美術館以接受捐贈為主，實施了百餘宗藏品。徵集項目，從零藏品到如今的25000餘件，碩果累累，樹立起國家重點美術館的良好形象。
為展示藏品徵集和建設的成果，回饋感謝捐贈者，呈現典藏特色， “南山盈藏”浙江美術館典藏系列欄目將向社會公眾呈獻豐碩的藏品建設成果。帶你 探秘浙江美術館庫房。
周輕鼎(1896—1984)，湖南省安仁縣人，現代雕塑家，我國動物瓷雕藝術的奠基者。24歲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後東渡日本留學，繼而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先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雕塑系羅丹的學生讓·布舍門下學習雕塑，再到里昂專門學習動物雕塑，在法國學習、生活、工作達15年。1945年12月回國，任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雕塑系主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浙江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後改任民間美術系主任)，致力於動物雕塑的研究、創作和教學，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他承繼法國寫實雕塑傳統，重視師法自然，注重表現動物生命力，力求形神兼具，不尚藻飾，語言洗練、生動，饒有情趣，富有詩情畫意。
2007年12月，時在籌建中的浙江美術館經多次與周輕鼎先生家屬接洽，達成徵集意向，徵集周輕鼎自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動物雕塑作品200件，這批作品全面反映了周輕鼎風格形成的軌跡和藝術成就，為浙江美術館徵集首批較大規模藝術家捐贈項目之一。
館藏作品
周輕鼎 北京鴨（陶、白釉點彩） 105×85×45mm 1981年
周輕鼎 池旁母子雞（瓷、花釉） 100×100×80mm
周輕鼎 洞旁母鹿（瓷、花釉） 150×145×90mm 1976年
周輕鼎 猴（陶、素燒） 110×110×60mm 1956年
周輕鼎 湖旁母子熊貓（瓷、花釉） 120×75×85mm 1981年
周輕鼎 臥鹿（陶、花釉） 140×115×85mm 1981年
周輕鼎 臥鹿（陶、花釉） 150×130×90mm 1981年
周輕鼎 熊貓（瓷、白釉點彩） 120×110×95mm 1983年
周輕鼎 羊羔（瓷、白釉） 95×90×70mm 1956年
周輕鼎 依偎黃馬（陶、花釉） 100×125×80mm 1956年
回憶錄
文/周輕鼎
一
我這一生沒有幹出什麼大事情，就是做一些動物雕塑，也可以說平凡得很。但我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我走過的道路，連我自已也是意想不到的。好像是畫大寫意畫，有許多偶然的東西，有幾筆是隨隨便便畫出來的。我又好像是一本字典，一翻這本字典，就會了解近百年的典故來。
1930年春，留法學藝的周輕鼎與徐悲鴻先生
在巴黎“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合影
當我第一次離開家的時候，我只想到外面去看看世界是什麼樣的，根本沒有想到會到日本、到法國去留學，也沒有想到要當一個動物雕塑家，也沒有想到要在美術學院當雕塑教授。然而，這些畢竟是事實。在八十年來的漫長生活中，我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追求，經受過失敗的痛苦，也體驗過成功的歡快；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也有動人心絃的鏡頭。如果有人要用我的生活素材拍電影，起碼也可以拍三、五部。有時我回憶往事，雖然有些經歷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一點也想不出來，可有些情節、話語、場面、特寫鏡頭，歷歷在目。
我是湖南省安仁縣人，生於1896年。安仁縣是一個山區小縣，你們大概聽也沒有聽說過，反正我是一個從窮山溝裡出來的人。我家那時有四口人：父親、母親、哥哥和我，我父親是個秀才。我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不識字，但很聰明，過年過節時會用米粉糰子做各種動物，我哥哥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當時科舉制度已經廢掉了，外地大概已經興辦了洋學堂，但在我們那裡還只有私塾。私塾分初、高兩級。初級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和初中，高級相當於現在的高中，我父親在一個高級的私塾裡教書。我上的那個學校是我們地方唯一的學校，離我家說有三十里路，其實至少有五十里。到學校去，要爬好幾座山，學校的課程有語文、數學、體操。那時的語文課，實際上包括現在的歷史、古文課，讀的是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史記》等，也學作律詩。我在學校裡學習成績還不錯，理解力強，記憶力較差，講都講得出來，背往往背不出來。我的語文老師和我的父親認識，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在家裡對來作客的老師說：“我的兒子背不起來，他能背一半就不錯了。”相反，我有一個堂兄弟，他的記憶力強，背功很好，但不大理解。不知什麼時候，看到巴甫洛夫在一本書中說：“一個人的腦子裡有經有緯，經管記憶，緯管理解。有些人經緯都很強，有些人片面發展，其中一方面比較強。”大概我的緯比較強吧。對於生理學，我連一知半解也談不上，剛才是隨便說說的。
我從小就喜愛藝術，所謂藝術，其實就是喜歡畫中國傳統的山水、花鳥畫和捏泥人。每逢過年過節，我母親總是用米粉糰子捏各種各樣的動物 ，我也學著捏。每逢假期，特別是暑假，我自已也用黃膠泥做各種動物玩。的確是玩玩的，不知道它叫動物雕塑。那時學校重視寫字，我寫過各種各樣的帖。年齡稍大後，我開始臨摹傳統的中國花鳥、山水畫，所以後來能考取上海美專。
讀書幹什麼？不曉得。我二十來歲時，就開始在一個地主家裡教蒙館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當家庭教師。教的是十來歲的小孩子，但內容也是“子曰：‘學而時習之......'”那一套。味道很差，比坐牢還難受。
這樣的生活過不下去了。不知什麼時候，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些問題：世界有多大？外邊的世界是怎麼樣的？我要到外邊去闖一闖，看一看。有一天，我藉故跑到家來了，想同我的父母商談出門的事。
回到了家裡，不敢把自己的打算對父親講，先對母親說了。
“媽，我要出門！”
“到哪裡去？”
“到外邊遠的地方去。”
“去幹什麼？”
“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到比較好的工作。如果我能闖出一條路來，我一定把您也帶出去。”
“你想得倒美！”
有一天，媽媽終於把這件事對父親講了。
這天晩上，父親把我叫去。他抽了一陣旱菸後，劈頭就問：“聽說你要到外邊去了，我問你：到什麼地方去？去幹什麼？什麼時候回來？”
這三個問題，我一個也答不出來。我不知道外邊有什麼地方，只聽說過長沙、上海、北京這些地名。去幹什麼，更是無從知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工作好乾。對第三個問題，我更是無法回答。對這三個問題，我都是回答：“不曉得！”
我這個人的性子是固執的，我父親知道。再說，我在家裡也沒有多大用處，所以父親就答應了我的要求，但說沒有錢給我做路費。媽媽捨不得我走，但又管不住我，只得順我的意，讓我走。我和媽媽，東借西湊，總算搞到三個袁大頭（三個銀元）。
有一天，我終於揹著個包袱走了，這時是二十四歲。
從此，我再也沒有看到我的爸爸、媽媽。以後回想起來，心中總是一陣痠痛。
周輕鼎在創作中
二
我是步行從家裡到長沙的，一共走了八天。一到長沙就瀉肚子，隨便買一點治腸炎的藥，一吃就好了。走遍了長沙街道，開了開眼界，心裡又想：“到長沙不是我的目的，長沙算什麼東西！我家鄉的人也有在長沙的。我要到北京去！”走到了火車站，沒有錢買票怎麼辦？混進去！心裡想：“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罵就罵。反正我要到北京去。”終於混進了車站，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那時一切都很混亂，到處都有空子好鑽。査票的人有時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總算叫我混進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找到了湖南會館。那時候講同鄉關係，一到外地，湖南人碰到湖南人，一講話，就親密起來。住在湖南會館不花錢，吃飯要吃自己的，住了幾天，錢快要花光了，心想，大概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當兵，吳佩孚正在招兵；二是考學。在街上看到許多大學的招生廣告，這時大概是暑假，我想嚐嚐大學的味道，決定考學，到朝陽大學去報考上海美專。我父親會畫畫、作詩、刻圖章、寫字，我也跟我父親在這方面學了一些。那時考試很簡便，當場畫了一張畫，大約是花鳥畫。第三日，就通知我，說我被錄取了。
從北京坐火車到天津，由天津坐“阜生號”輪船到上海，也是不買票，混進去的。來查票時，我躲到一堆天津大白菜裡，査票的走了，我又大揺大擺地出來了。古語說，“窮則思變”。人一窮，膽子也大了。頂多不過打一頓，趕出輪船，怕什麼！
到了上海，住到上海美專的宿舍裡。校長是劉海粟，聽說是比我大一歲。我交不起學費，總務處的一個白鬍子老頭子跑到我的宿舍裡來說：
“哪個叫周輕鼎還沒有交？”
“是我，我沒有錢，等幾天再交。”
我笑著對他說，態度挺好，他拿我沒有辦法。這是軟功夫。我兩個星期沒交伙食費，但照樣吃了飯。
我和一個同學混熟了。他住在一個亭子間裡。有一天，他對我說：“你也到我的亭子間裡去住吧，不要在學校裡住，免得叫人家天天討賬。”於是我搬到那個同學的亭子間裡去了。這個同學對我很好，給了我一些錢，交了學費。這個同學叫什麼名字，現在已經記不得了，更不知道他在哪裡，是否還在人世。我對他是感激不盡的。古詩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生活中常常有這種情況。我居然到過長沙、北京、天津、上海，居然坐過火車、輪船，居然在上海美專上起學來了。
那時劉海粟先生來上課，穿著西裝，滿口藝術名詞，我感到他很神氣。我上的是師範科，什麼都學一點，有中國畫、西洋畫、勞作。
我到北京時，第一次看到了自來水，龍頭一擰，水嘩嘩地從管子裡流出來，要多少有多少！我從北京寫信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父親來信說：“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事呀！”我在長沙第一次看到外國人騎自行車，感到不可思議！
在上海美專，我學習很用功，因為窮，所以拼命學。一個姓馬的老師待我很好，認為我有出息，畫得好。有一次他把我畫的畫拿給全班同學看，有時叫我教其他同學。
1961年周輕鼎在上海工作照
當時曾做了一首詩，現在還記得：
哪甘株守困英年，
赤手空拳猛著鞭。
目睹瘡痍幾遍地，
心懷抱負可齊天。
斷糧豈敢窮途哭，
輟學權歸破廟眠。
多少男兒堅志氣，
始終不畏苦酸煎。
這首詩大概是在從天津到上海的輪船上寫的。
我進上海美專那年，大約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美專學了兩年。我這個人總是不安於現狀，總想往高處走。上了美專，還想出國留學。一九二四年，我終於找到了個機會到日本國東京去了。想開開洋葷啊！
三
當時，人們崇洋的思想比較嚴重，說是到日本留學是“鍍銀子”，到西洋留學是“鍍金子”。我也受了崇洋思想的影響，那時要到日本去，也是為了鍍銀子，認為在外國喝一口風，回來也會吃香。當時，有錢的人才能留學，在日本留學的大都是官僚、政客、大資本家、大地主的弟子。留學是他們升官發財的道路。對留學，窮人連作夢也不改想。我到日本去，也是靠鑽空子。我到了東京，進入“川端畫校”。在東京認識了一些中國華僑，其中包括那時在東京開飯館的我後來的岳父，也就是現在的老伴林桂松（我平常叫她明三）的父親。我的岳父有愛國思想，中國在日本東京的傾向革命的愛國人士經常到我岳父的飯館裡聚會。但也有一些有錢的官僚子弟到那裡去吃飯。官僚子弟看到我們這些窮留學生，經常表現出看不起的樣子，有時竟說：“你們有什麼資格到日本來留學？衣服穿得亂七八糟！丟中國人的臉！”實際，丟人的正是他們這些對日本當局百依百順的人。
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國人。有些中國人也看不起中國人，見了面不能問：“你是中國人嗎？”被這樣問的人是不高興的。
在東京，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很緊張。我因說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話，被日本人聽到了，傳說要捉我，我不得不離開日本。那時我和我的老伴剛剛結婚兩個月，我就不得不離開了她，一去就是二十年！
到哪裡去？回中國嗎？到歐洲去嗎？還是決定到法國巴黎去。那時正好有一隻輪船開往巴黎，我就通過關係，乘船到巴黎去了。
通過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的介紹，我進入了巴黎高等美術學院。
四
巴黎美術學院雕塑繫有兩個著名的老師，一個是米格羅斯，一個是讓·布舍。我和劉開渠先生同在布舍工作室學習，劉先生先進布舍工作室。程曼叔先生在米格羅斯的工作室學習。米格羅斯的雕塑像是一朵花，講究美麗。布舍的雕塑是講究“意到筆不到”，泥巴一加，拖拖就好了，不必精雕細刻。我是三十多歲才學雕塑的。記得現在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教雕塑的滑田友也在布舍工作室學習，他比我去得早。
我在巴黎學習、生活十五年，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最苦，剛進美術學院，人生地不熟，不懂法文，一邊學習，一邊做苦工。第二個階段，稍微好一些，認識的人多了，法國話也基本上聽懂，也會講幾句了，賺錢的辦法也多了。第三個階段，有了固定的工作，生活好了一些。
先說第一階段。晚上睡在床上時，經常想：明天早上的麵包錢還不知道在哪裡。每逢星期天，人家都快快活活地逛公園，參觀博物館去了，而我則是到人家家裡去找苦工做。主要是給有錢人家擦地板，先用一團細絲把地板上髒的東西擦掉，然後打蠟，最後用布擦光。有時，到私人的蘋果園去幫助翻土、整枝。我小時候在家裡也是經常參加勞動的，我的手指捏鋤頭捏多了，手指都變成向一邊彎曲的了。在巴黎時，有個同學看到我的手指時說：“如果列寧看到你的手，一定馬上給你分配一個工作，你是勞動人民呀！”
後來，我找到了一個好的賺錢門路——賣豆腐。我因為在法國賣過豆腐，所以你們同學暗地裡稱我為“豆腐教授”。你們當我不知道？其實我老早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人是做後勤工作的。有些士兵在戰後留在法國了，中國飯店需要豆腐，他們就做豆腐。豆腐是中國的特產，法國人只會吃，不會做。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騎個自行車到豆腐店去把做好的豆腐運到幾家中國飯店去，或者運到喜歡吃豆腐的人家家裡去。後來我又在好幾個地方設了賣豆腐的點。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同志有一年就來幫助我推銷過豆腐。下邊再細談。
巴黎車子很多，小汽車總是來往不斷。有同學對我說：“你不要這樣幹了，車子這麼多，你騎腳踏車，又帶這麼重的東西，碰到汽車怎麼辦？這個事情不好乾呀！碰到車子，真是性命也沒有了。”我說：“不怕，一個人被逼得無路走時，就不怕死了。”我是不願意在巴黎賣豆腐，可是不賣沒有飯吃啊！結果，有一次還是被車撞倒了。還好，沒有出大問題，只是在醫院住了六個月。
講起在巴黎賣豆腐，就會想到音樂家冼星海。起先，我曾和他住在一個院子裡，後來，他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住了。他後來住的地方就成了我的一個推銷點。我每天騎車子把一盤豆腐送給他，他替我賣掉。第二天再送豆腐時，他把前一天的盤子和賣豆腐的錢還給我。
幾年過去了。有一次在盧佛爾博物館碰到了冼星海。我和他坐在一條長凳上，他說：“我要回國去了。”我心裡想：“你給我賣豆腐賣這麼久了，總要倒杯茶給你。”我在口袋裡摸一摸，錢在口袋裡。我就請他到一個大館子裡去吃了一頓，大概用了六個法郎。我又拿出五十個法郎給他，他起初不要，但看我很誠懇，在手裡把法郎摸來摸去，收下了。他說：“你這五十個法郎比一百個法郎，比一千個法郎還多一些。”他回到上海後，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在一個電影製片廠找到了一個工作（配樂）。後來，他到延安去了。他生了肺病，第三期，到莫斯科去就醫，不幸去世於莫斯科。他比我小兩歲，若現在還在，是八十歲了。
除了擦地板、賣豆腐，我還給同學們理髮。我不要同學們的錢，但有些同學一定要給我一些東西。開始學理髮時，沒有對象，滑田友主動讓我理。記得第一次給滑田友理髮，理得長短不齊，使得他不戴帽子就不能出門。他照了照鏡子，無法不笑，說：“這個樣子，叫我怎麼好出去呀！”後來，在北京見了滑田友，我們就想起了那句話，不約而同地說：“這個樣子，叫我怎麼好出去呀！”
在這裡插進去一個故事，也是與賣豆腐有關的。有一座大房子，我經常到那裡去送豆腐。這座房子的大門裡住一個大約是退休了的法國老太婆。當我每天把一盤盤豆腐送到這座房子裡的訂戶手裡時，經常把從豆腐裡流下的水灑在院子裡的地上。法國老太婆每次看到此種情景，都表示出非常討厭的樣子。有一次，當我走過的時候，她終於開口了：
“送豆腐的中國人，你能不能不要讓水流到地上？”
我聽了，回答說：“沒有水，怎麼能做出好吃的豆腐呢？”
我打算治治這個老太婆。下一次，我送豆腐的時候，多帶了一盤豆腐，並在這盤豆腐裡放上大量的辣椒粉。我準備把這盤放有辣椒粉的豆腐送給這個老太婆。
當我走到大門口的時候，我特地走到老太婆的家裡，把一盤豆腐放在她的桌子上。我很客氣地用法國話說：
“老太太，中國的豆腐好吃啊，這盤豆腐給您，不要錢！”
老太婆的臉上出現了滿意的笑容。
當我下一次又去送豆腐時，老太婆見了我把我叫住了：
“可把我要辣壞了！你們中國的豆腐有什麼好吃的？簡直像吃辣椒！”
“是有點辣呀！你還不習慣，若是吃慣了，不吃還不行呢！越吃越有味道！”
後來，這老太婆再不講我把豆腐裡的水灑在院子裡了。我也小心了一點。她見到我很客氣，我把沒有辣椒的好豆腐送給她幾盤。後來，她也訂我的豆腐了，結果我們簡直成了好朋友。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有來有往嘛！
到第二個階段，我的生活比較好一點了。認識了不少人，朋友也多了。能幫助的人多了。會講法國話了。在雕塑學習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我早上都是起得很早，賣豆腐是在八點鐘以前乾的；到八點鐘，我一定走到教室裡，開始學習。
布舍老師有一次批評別的同學而專門表揚了我。我記得他說過：“你們看周輕鼎，在課外工作那樣多，而在雕塑學習上又進步這樣快！”在星期天，我經常替人家做裝飾雕塑，有時還為農村做一些動物雕塑。做這些工作賺的錢，比賣豆腐好多了。
第三個階段，我主要靠畫傳統的中國畫和仿製傳統的中國雕塑維持生活。嫌的錢更多了。我小時候跟父親學過畫，後來在上海美專學了兩年，因此畫山水、花鳥、古裝人物(主要是仕女)都可以應付。
外地的菩薩靈。我們中國人用毛筆畫一些傳統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東西，法國人拿去當寶貝。有時在玻璃後邊畫畫，還畫一個假圖章；有時在大盤子上用油畫顏料畫中國畫。有個法國人，專門開一個店鋪，請中國人去畫，給一點工錢，老闆大發洋財。我的雕塑基本功已經不錯了，仿製起中國傳統的雕塑形象來，得心應手，很方便。巴黎城裡每一個區都有寄賣美術品的商店。中國的傳統美術作品，銷路很好，十八羅漢、八仙的銷路更好。雕塑底座上都標有“中國製，原作”。其實都是粗略的複製品。一般賣三百法郎一件，抽稅很高，大約抽10%。我做中國傳統雕塑形象，賺的錢很多，不想回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黎淪陷，我逃到里昂。在里昂有時幫助人家做大雕塑，有時做中國傳統的小雕塑去賣。我在里昂住了五年，主要跟雕塑家杜馬學雕塑。杜馬是專做動物雕塑的，我有一件動物雕塑至今還放在杜馬的花園裡，他看我做的好，就叫我翻成水泥，放在花園門口。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戰勝了日本，我想回國來工作。巴黎雖好，總是外國的地方。說不想回來（只是說賺的錢多）是假的，還是想念祖國啊！那時心想：抗戰勝利了，要開始建設了，大家都會過和平幸福的新生活了，自己也該回國盡一份力了。回去在街頭、廣場做一些紀念碑，在公園做一些裝飾雕刻，該多麼好啊！
1977年，周輕鼎先生在杭州動物園和自己的作品大熊貓合影
上次說過，我在日本結婚後兩個月就離開了。我曾和我的岳父母通過信，知道他家早已從日本搬回福建老家了，我老伴林桂松一直等著我，還未改嫁。我要回國同愛人團聚了。
五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回到了祖國。先到重慶，很久找不到工作。一個和我一起回國的學飛機制造的工程技術人員，住在重慶磁器口，找不到工作，生活無著落，自殺了，重慶的報上登有他自殺的消息。經過朋友的推薦，我總算找到了一個工作：在國立藝專雕塑系教雕塑，一去就當了雕塑系主任。一九四六年，國立藝專復員到杭州，我也跟著來了。
周輕鼎在給學生示範
我非常失望。回國前，想得很好，想著回國來要大幹一番。可是，看到中國抗戰勝利後混亂的樣子，心就涼了半截。在學校除了教雕塑外，沒有雕塑好做。就是教雕塑，也不能由自己的意。國立藝專的校長，原來是潘天壽先生，後來（大約是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派來了汪日章，代替潘天壽，對國立藝專實行反動統治。當時，解放戰爭已經開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浙大、藝專等校的進步、革命學生一直在進行著“反飢餓、反迫害”的運動。我猜想藝專也有共產黨員，但不知是誰。藝專的進步革命學生經常組織同學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戲劇，刻具有革命內容的木刻。雕塑系的大部分同學搞創作時也塑造工、農、報童等勞動人民的形象。一九四八年雕塑系畢業班創作時，有一天汪日章來到雕塑系教室，看到畢業班同學做《工人》、《農民》、《報童》、《播種者》(農村九婦女)等形象，非常惱火，暴跳如雷。
“誰叫你們做工農的形象？這是什麼意思？”汪日章質問畢業班的同學。
“是我們自己要做的。”同學們回答。
“去把周先生叫來!”
當我走到教室時,汪日章氣勢洶洶地說：“做工人、農民的形象，這不是要造反嗎？出了問題誰負責？”
我當時也是氣得要命，把汪日章頂了回去：“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報童賣報，這是最平常的人物，為什麼不可以做？”
“統統給我打掉！”汪日章命令說。
“要打，你自己去打吧，我打不下去！”
汪日章氣呼呼地走掉了，結果他也並沒有來打雕塑，大概只在他的黑名單上記了一筆。
當偽國大開場前，我不知是吃了豹子膽怎麼的，竟敢做了浮雕《八口之家》和圓雕草圖《流民圖》在一次展覽會上展出。前一塊浮雕表現的是一家農民八口人的悲慘遭遇。後一座圓雕草圖表現的是勞動人民背井離鄉、顛沛流離的場景。總之都是要給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人民生活畫一張像。後一件作品在藝專陳列館展出時，標題上還注有“獻給國民代表大會”等字樣。摸了一下老虎屁股，也沒啥關係，國民黨當局並未敢動我。
臨解放時，汪日章跑掉了，學校處於無政府狀態，教師們公推我為教授會主席、校務委員會常務理事。那時候，我的責任非常重大，很多事要做：解決全校師生的生活問題（曾和竺可楨一同赴南京討取經費），維持學校的教學工作，辦食堂，和進步同學一起搞迎接解放的工作。杭州解放時，國立藝專校產沒有受到損失。接近解放時，國民黨搞“應變”，進步革命同學也搞“應變”，利用“應變”這個名稱，內容是不同的。我那時大概被推選為“應變會”主任，好像開過大會。其實，我是掛名的，具體搞工作的是進步革命的同學，現在才知道，那時藝專的地下黨領導了這一工作。
六
有一幕戲忘記說了，就是一九四七年在杭州夫妻相會的情節。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通訊中斷。我不知道林桂松一家留在日本還是回國了。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寫了封信寄給林桂松福建老家，後來知道這封信林桂松收到了。她家已於抗日戰爭開始後遷回福建，他爸爸已在抗戰期間去世。原來，桂松的媽媽、姐姐曾勸桂松改嫁，可是桂松不肯，一直在等著我。一九四七年，林桂松得知國立藝專遷回杭州後，一個人來找我。
當時，國立藝專在外西湖十八號，我住在學校後院的一座樓上，後來此樓作為實用美術系的教室。有一天上午，門房老顧在樓下叫：“周先生，周先生！”我走出來問：“什麼事？”老顧說：“有客人來看你，在傳達室會客室。”我走到大門口會客室，把所有的客人掃視了一遍，看不到一個認識的人，而老顧又不知到哪裡去了，所以我回到自己的寢室。過了半個鐘頭，老顧又到後邊來叫我了：“周先生，你怎麼搞的？客人等你半天了，你怎麼不去會客呀！”我說：“我沒有看到有什麼客人。”老顧回答說：“那個女的就是找你的！”我趕緊跑到大門口會客室去。一看，確實有個女人坐在那裡，臉朝窗外。我仔細看了看女人的側面像，好像在哪兒見過。我走上前去問她：
“請問您是找哪一個？”
“我找周輕鼎。”她回答。
“我就是周輕鼎！”
“我是明三！”
夫妻終於認出來了。我帶她到後邊樓上去了。她走進我的房間後，還沒有坐下來，就用眼睛到處看，看看牆上、桌上的照片，看看床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她是要査看有沒有女人生活過的跡象。當她看到相片中沒有女人，桌子上沒有女人的用品，床上沒有女人或小孩的鞋子後，這才比較放心了。原來，她聽別人說，我從法國回來時帶回來了一個法國女人，而且已有一個孩子了。大概是人們“想當然”的吧！在吃午飯的時候，她還把她特地帶來的銀筷子拿出來用，把銀筷子放在湯裡攪一攪。後來知道，這是她臨行前別人給她出的點子，說是法國女人的心是狠毒的，她知道你去，說不定會在菜湯裡放毒藥，你把這銀筷子放在裡面攪一攪，如果有毒，銀筷子就會變黑。自從她用銀筷子在菜湯裡攪了一攪後，她才完全放心了。
那時候，我已年近半百了。一九五零年，我到北京博物館工作，她生了一個孩子，是在協和醫院生的，難產。這孩子就是現在的逢盛，意思是說我們是“躬逢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