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公知很忙。
首先，方方日記屢屢上熱搜，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到今天為止，基本上是壓倒性的批評。
接著，連嶽也上了一次熱搜，因為他作為一個曾經的著名公知，竟然隱約地批評了方方。他“反水”了。
不過比起連嶽，我想方方是更加困惑的：為什麼這麼多人罵我？
我們公知一貫暢行無阻的那一套理論，被至少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奉為真理、普世價值，竟然不再被90後00後接受了？
竟然還有人反水，開始內訌了？
這是一個2020年的新情況，以前從未出現過。
在這背後，是一部中國公知簡史。
關於公知的故事，要從一部叫做《河殤》的紀錄片說起。
這是中國“公知文化”的根。
這部“先有文稿，後配畫面”的6集“紀錄片”在批判了“長城”“龍”“中國女排”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
中國的黃河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海洋文明。
我們的文明，永遠孕育不出科學和民主。
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養育不起日益膨脹的人口，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過去的營養和精力；
只有當蔚藍色的海風終於化為雨水，重新滋潤這片乾旱的黃土地時，這些只有在春節喜慶日子裡才迸發出來的令人驚異的活力，才有可能讓巨大的黃土高原重新獲得生機；
今天的95後和00後的童年裡，基本上是沒有貧窮和落後的記憶的，我們更熟悉的大背景是“大國崛起”。
所以新一代人很難想象，在70和80年代，中國人全方位地落後於西方，既缺乏資本積累，又沒有一流人才，而技術上的差距，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趕上。
沒有錢、沒有人、沒有技術，談何發展？
這種絕望，深刻地印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骨髓裡，是他們人生的母題。
他們需要一個理論來解釋，或者說，緩解這種絕望。
為什麼西方有高樓大廈，我們沒有；為什麼西方生活條件那麼好，我們沒有；為什麼西方造飛機汽車，我們不行。
現在，一切都有了答案——我們從文化上，從根兒上，就比不過西方。
我們的黃河，從一開始就沒長好，怎麼可能比得過密西西比河？
（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
《河殤》的出現，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他所提出的從根源上進行徹底的自我否定的方法，似乎是萬能的，足以解釋一切——我們的貧窮、落後，以及國家方方面面的問題。
當時文人中間，原本就流行著“傷痕文學”，反思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其中也不乏許多醜化。今天的《方方日記》，仍然帶著明顯的“傷痕文學”的影子。
而《河殤》的出現，將自我否定，帶到了一個全新的理論高度。
絕望的知識分子們發現，帶給他們痛苦的現實問題，在這個理論裡好像都有了解釋。
當一個人自我否定到足夠的程度之後，他反而就釋然了——既然做什麼都不會變好，那不如就，跪下吧。
從此以後，這種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叫“
殤值”，河殤的“殤”。殤值越高，則破罐破摔自我否定的程度越高，而其中表達能力高、有一定表現能力的人，就脫穎而出，成為“公知”。
而歷經時代變遷，公知也發展出好幾種類型，我覺得值得研究。
不過在開始講公知的故事以前，我還是要最後提醒大家一句：
今日的中國，在經濟、技術上已不再是30年前的那個絕望的落後國家，而我們今日的進步，也絕不是由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帶來的。
自立和奮鬥，能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也終將改變我們這個國家。
1
跪族型公知
最先有“殤值”的，是那幫子文人。
面對勞動人民，他們本身就有優越感，每天沉浸在“啟蒙國人”的人設中。
在最初，我們的社會是比較封閉的，他們倒也沒有什麼驚人的言論。但在接觸西方文化後，他們“無處安放”的靈魂找到了歸宿——美國，世界的燈塔，照亮每一個迷茫者的去路。
而我們在發展中，確實出現了不少的問題，諸如貪汙腐敗、礦難、食品安全的問題被不斷曝出。
面對這些，他們又給自己加上了“為民請命”的劇情。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話術：
“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吃虧的總是人民，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這一定是體制問題”。
總之，不管是什麼事情，只要套入這個“我陷思，定體問”的句式，那一切問題就有了答案。
在批評自己國家的同時，當然也要尋找楷模。
這個世界上最值得稱讚的，當然是美國。
之前我聽過一些關於美國國務卿訪華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講述者口中細節滿滿，真實到你以為他是隨行人員一樣。
故事裡說，美國國務卿來中國訪問，被安排在釣魚臺國賓館頂樓，400多平的總統套房裡。
但美國國務卿覺得太過鋪張浪費，堅持住中關村外，每晚10元的十元店。
第二天的早飯也很普通，包子、豆漿、茶葉蛋。
在聽完這個故事後，我上網查了一下，這些片段，出自一篇《美國國務卿在北京的食宿》的文章。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痛心疾首”地問到，“”同樣是官員，看看人家美國的官員，再看看中國的官員。到底誰才是人民公僕？”
出現這樣現象的原因只有一個，制度使然。
而文中也充滿了對美國國務卿的溢美之詞，“克里以他的低調、樸素、謙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把這句話複製到搜索引擎裡，發現這故事還有默克爾和奧巴馬多個版本。
有趣的是，當他們用充滿想象力的思維去臆想關於美國的神話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用的是非常中華文明的審美——
勤儉節約、人民公僕，這些都是典型的中國人眼中的“美德”。
美國人其實恰恰相反：
超前消費、權力制衡，這才是真正的美國思維和美國文化。
在這一階段，“公知”的問題是，他們根本沒去過美國、不瞭解美國，他們對美國的熱愛，停留在自己的想象裡。
當然，也不僅限於美國，畢竟世界上的國家那麼多。
於是，11歲負重20公斤，每天步行100公里的日本小學生出現了；
於是，100年後還能挖出備用零件的德國下水道出現了；
於是，印度惠及10億人的免費醫療出現了。
任何一個“外國”，只要你敢幻想，它都能比中國好。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方方的日記，仍然停留在這一階段裡。
所以她的話通常只說半句——
她只說武漢有很多人去世，卻不說武漢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她只說前期政府防疫中的一些問題，卻不說和國外相比，我們做得先進的地方。
因為在她所熟悉的時代，只發生過前半件事，沒有發生過後半件事。所以當今天的中國已經會發生好事的時候，她的思維方式裡，並不知道如何去解釋後半件事。
她只能選擇性忽視，於是就形成了“雙標”。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跪得太久了，以至於忘記了怎麼站起來。
是為“跪族型公知”。
2
當公知走出國門
慢慢的，殤值高的那幫公知，因為對於想象中美好西方的嚮往，有一些人選擇了離開中國。
接著，他們分化成了兩種主要類型。
我把他們總結為“臥底型公知”和“噴子型公知”。
先說說第一種，比較簡單，因為他們本質上還是屬於跪族，只是因為身處國外，反而產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首先，為了體現自己移民的正確，他們不遺餘力地抹黑中國。什麼“中國沒有人權”“中國人素質不高”“中國經濟要崩潰”。
他們筆下的中國，一無是處。
而且當時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制裁中國，西方資本全部撤離中國。中國的發展，工業化進程等等，即將成為泡影。
公知和西方世界，都在等著中國的垮塌。
但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發生，那些按照西方自由市場制度發展的亞洲國家都遭受重創。
整個亞洲，只有中國倖免於難。
（圖源B站用戶“觀察者網”《溫鐵軍：中國要如何克服當下的全球化危機？》）
這時，美國覺得不對勁，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中國身上。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美國？公知們怎麼能接受得了這個觀點。一時間，公知們紛紛絞盡腦汁，駁斥“中國威脅論”。
這時，一本叫做《中國即將崩潰》的書出版了。這部鉅製的作者，叫章家敦。
請記住“章家敦”這個名字。
我認為，他代表了對中國發展貢獻最大的一種公知類型。
章家敦認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壞賬已經高到不能維持的地步”，斷言“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隻能維持五年”。
章家敦說的是實話，1997年，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產佔比高達三分之一。
一般來說，資本充足率在8%左右時，就會破產。
我們的問題，比那些在金融危機中垮掉的國家的問題還嚴重。
這樣一本“有理有據、令人信服”的好書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公知們紛紛力挺，國外的媒體也競相報道，就連美國國會，都邀請章家敦舉行聽證會。
一時間，“中國藥丸”的聲音，充斥在國際社會。
時至今日，當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中國崩潰論”顯然和現實走向完全相反，但是在當時，它的出現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正所謂“本拉登怒撞雙子塔，章家敦巧獻崩潰書”，這兩大歷史事件，延緩了美國對中國的重視，至少給中國爭取了10年的發展時間。
當跪族公知走出國門，在國外不遺餘力地黑我們的時候，卻起到了戰略忽悠的效果，成功把美國人忽悠瘸了。
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但是一碼歸一碼，這個功勞該記還是要記給他的。
而出國的第二種公知，過得要更慘一些，我稱為“噴子型公知”。
艾未未，就是典型的噴子型公知。
在國內的時候，他打著“行為藝術”的旗號，多次在天安門廣場比中指，在身上寫“Fuck”。
中國幹什麼，他就噴什麼。
2008年奧運會期間，艾未來多次表示批評我們的奧運宣傳，“本來以為奧運會能讓中國變得更開放，但宣傳活動讓我噁心”。
汶川大地震期間，艾未未也對抗震救災工作視而不見，只顧著攻擊政府。
不管是什麼事情，他總能扯到“制度問題”“沒有人權”上來。
2015年，艾未未如願移居西方文明的另一顆璀璨明珠，德國。
按照常理來說，艾未未終於到了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可以消停一會兒了。但艾未未偏不。
在移居德國三個月後，艾未未就噴“樂高對藝術家有歧視，不向他出售產品”。
2016年，他噴了丹麥政府。
2017年後，他開始對德國政府“持續輸出”——“德國社會不寬容”“德國社會太自我”“德國有種族歧視”。
在艾未未嘴裡，這個伊甸園，成了化糞池。
艾未未，代表了一個公知類型：
他們噴的其實不是中國社會，換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他都會噴，只是他剛好出生在中國罷了。
本質上，我覺得他們其實不是公知的一個類型，他們可能是反社會人格的一個類型。
不過我也不太懂心理學，不敢妄下結論。我們還是叫他“噴子型公知”吧。
3
反水型公知
公知的出現，其實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我們那時和西方國家，確實有很大差距。
但是發展到現在，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小，甚至到了美國需要以舉國之力來對付我們的一個高科技公司的程度。
這時，我們欣喜地看到，公知的內部出現了分化。
有一部分公知，反水了。
當然，我覺得這是好現象。說明公知中還是有一些明白人，雖然一度跪下過，但是還是能再站起來。
連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反水”甚至上了微博熱搜，引發公知群體內部的口誅筆伐。
連嶽曾經是公知最好的模板。
作為《南方週末》的記者和專欄作家，連嶽憑著自己的文筆，積累了一批粉絲。不少人把連嶽稱為“王小波之後最成功的專欄作家”。
2006年，羅永浩邀請連嶽成為“牛博網”的博客作者。
2007年，廈門發生了PX事件，連嶽用自己的號召力，和政府“剛”了一波。這次事件，也讓連嶽有了“為民請命”的屬性加持。
這件事，也在牛博網上持續報道。而牛博網幾次對公眾事件的發聲，也讓它獲得了2008年《南方週末》的年度致敬。
致敬詞裡寫到，“牛博網正在成為一個意見領袖的聚集地，一個獨立、客觀且閃耀著智慧之光的意見平臺。”
除了在公知圈內有名，連嶽憑著《我是雞湯》《我愛問連嶽》等幾部作品，影響了不少年輕人的愛情、婚姻觀。
當時不少人視連嶽為人生導師。
連嶽，出圈了。
各種光環加持的連嶽，也開始不遺餘力的宣傳“民主”“自由”“人權”：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連嶽怒斥地震局，聲稱他們知情不報。
連嶽用了一系列“證據”來攻擊地震局，比如民間大師的“預測”，再比如日本有“緊急地震快報”，諸如種種。
總之這次不是“國殤”，而是因為不民主自由導致的“人禍”。
網友們順著連嶽的話查了一下，才發現他把“地震預報”和“地震速報”的概念混淆了。
2013年，連嶽又發表文章《笑貧不笑娼是正常的》，公開聲稱“一個人是自己身體的主人，賣淫嫖娼是一個人不可侵犯的主權”。
當然，這麼說不夠“有理有據”，要套用固定句式：
“一個有自由的國家，一個公民有權利的國家，一個尊重財產權的國家，一個想繁榮的國家，一個人與人互相尊重的國家，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個好國家，色情業必然應該合法化”。
“自由”“權利”“人權”“尊重財產權”“好國家”，看了這些詞，我趕緊打開瀏覽器，搜了這個問題：
美國色情業合法嗎？
什麼？原來美國只有內華達州批准性交易合法？而且內華達州境內只有少數幾個地處偏僻的郊縣擁有妓院？
後來我想了想，可能他說的不是燈塔國，因為燈塔國並不“愛好和平”。
2015年，北京發佈《北京市控制吸菸條例》，這份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文件其中規定，凡是“帶頂”“帶蓋”的公共場所全面禁菸。
條例一出，連嶽就帶頭表示反對。條例實施的當天，連嶽就發表了一篇《我的禁菸觀》。
“一個人的身體，只能由他說了算，他願意付出健康的代價，換取過煙癮的愉悅，這種自由，神聖不可侵犯。
禁菸令，已經侵入私權。雖然政府老幹這種事，但錯事做多了，不會變對，搶劫一萬次，也還是搶劫。”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連嶽還對文章的主旨，進行了昇華——政府本質就是流氓強盜，不會做好事的。
其實這句話，也就是連嶽那些年的真實寫照——政府提倡的，我全都反對。
也別和我爭辯，別問，問就是民主和自由。
但在最近，當“方方日記”發酵後，連嶽卻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
疫情之後的中國，有兩點要反思：一是對那些貢獻生產力的企業家好一點，他們才是國之根本，減稅降費相當於提升生產力，應該當成長期的國策，不能幹殺雞取卵的事；
二是別再用納稅人的錢養一堆作家了，別以為養著他們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與特權，還要搏一搏反體制的美名。自信一點嘛，做得好，正常人自然會誇你，正常人是多數。
這個作家指誰，一目瞭然。
在公知們“墮落”“跪舔”罵聲中上了熱搜的連嶽，第二天又在文章中正面回應了一波：
“民主不是更好的體制，它是更壞的體制”
“柏拉圖的話是對的，喜好民主並非雅典的光榮，而是雅典的墮落。中國真搞起歐美那種民主，也將墮落”。
這一下，公知們徹底炸鍋了。
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都不要了，這不是“墮落”，這叫“畜生”。連嶽，你趕緊自裁吧。
先別急，我們不妨來看第二個例子。
和連嶽一起“叛變”的，還有喬木。
喬木，當年叫做“北外喬木”，曾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相比於連嶽的言論，喬木的發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從2006年從倫敦回國後，喬木就扛起了民主、新聞自由的大旗。
2013年，我國“嫦娥三號”探測器發射升空，喬木在微博噴了一波——民生問題都解決不了，發展什麼航天工程。
（圖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兒）
2015年，喬木又曝出了“何炅吃空餉”的事情，不少網民的攻擊又把喬木往遠推了一把。
2017年，喬木終於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從北外辭職，移居美國，做一個乾淨的人”。
用實際行動來追求理想，雖然我和他立場不同，但我倒也覺得這種決心令人敬佩。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政治學博士不能講民主憲政，新聞學教授反對新聞自由，柴可夫斯基也奏不出我這悲愴交響曲。”
並且在面對10歲女兒的困惑時，喬木向他的女兒解釋，“你的爺爺年輕的時候，響應號召，戰天鬥地，結果沒有改變社會，只是用反思和寫作改變了爸爸。
爸爸做了該做的，即使仍然不能改變什麼，但你大了多少會受影響”。
這些言語，也讓喬木的“彼岸之行”，多了一絲英雄主義的悲壯。
2017年，在辭職半年後，公知喬木，踏上了去往燈塔國的路。
（圖源@喬木DC）
彼岸好髒好亂好快活，此岸好山好水好寂寞。
結果去了美國的喬木發現，有些事情好像和他之前的認知，不大一樣。
汽車使用稅、年檢費、尾氣檢測費，開個車和中國的名堂一樣多。
保險和城市停車費，還遠高於中國。
（圖源@喬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喬木，一個誠實的公知：到美國才發現，被自己忽悠瘸了！》）
公知們鼓吹“美國看病很便宜”，喬木信了。
但後來他發現，還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同時，他們也買不起房，養不起車。
（圖源@喬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喬木，一個誠實的公知：到美國才發現，被自己忽悠瘸了！》）
不過喬木還是有本事的人，在美國也漸漸安穩下來，感受著民主和自由。
2020年，當疫情爆發後，喬木曾短暫回國探親，在這期間，他還沒忘了抨擊武漢封城是“肆意侵犯個人權利”。
而他對中國以外地區的疫情防控，充滿了信心。
美國是衛生防疫系統公開透明，日本是世界上最乾淨、最安靜有序的國家。
但當他回到美國後，漸漸地發現，事情不對了。
在美國NBA停擺、股市狂瀉、大學關閉後，喬木驚呼，“美國怎麼了？”
接下來的喬木的話，則更讓公知們坐立難安——喬木居然還在北京交著醫保。
興許是所見所聞太過於魔幻，身在美國的喬木，也開始寫起了《美國疫情日記 》。
這一舉動，彷彿是在嘲諷方方日記啊！這下，喬木徹底和公知們站在了對立面。
公知們說，“美國有醫療白卡，可以免費看病。”
喬木說，“那是極低收入的人才享有的福利，每年申請、評估，很麻煩”。
公知們說，“美國不洗腦”。
喬木說，“女兒在家自學的第一件事，是站立，手帖胸口，開始宣誓：
"I pledge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for all."
（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上帝之下的國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校長每天廣播領誓，每週五次。”
公知說，“美國一夜之間出動35艘醫療船，搭建216座方艙醫院。”
喬木說，“只有一艘停泊在曼哈頓的92號碼頭。”
（圖源微信公眾號“天下傳播”）
公知說，“美國人的生活根本沒受什麼影響，國內媒體在妖魔化歐美。”
喬木說，“鄰居因疫情蔓延沒有收入，敲門問能否蹭下他的WiFi。”
總之，公知鼓吹什麼，喬木就打臉什麼。
但對此，公知一點辦法都沒有，畢竟，在美國的是喬木，不是他們。
作為曾經的公知，喬木的每一篇日記，都打在了公知們的軟肋。
曾經的帽子不好使了，公知們也沒別的辦法，只能人身攻擊了。
喬木倒也坦然，不僅聲援連嶽，還表示自己成為了“自幹五”。
連嶽不是第一個“反水”的，喬木也不是唯一的“叛徒”。
我大膽預測一下，今年，將被稱為“公知反水元年”。
未來，中國公知的歷史，將是一部前赴後繼反水的歷史。
而所謂“殤值”，即將結束它的表演，退出歷史舞臺。
尾聲
一個大家需要警醒的細節是，公知的分化，未必是因為如今中國的自幹五和小粉紅在互聯網上的強勢。
其中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國家實力的強大。
因為國力變強了，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去到國外，看看真實的美國。
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攻自破。
我上大學的時候，也一度認為，美國的空氣是香甜的，美國的月亮比較圓。
（中國的月亮，有時候也是圓的）
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去美國。
到華盛頓，大家都去參觀博物館，我因為有點不舒服，留在了大巴上，和在美國待了15年的中國大巴司機閒聊。
在他的口中，我聽到了一個這樣的美國：
他在國內是一個坐辦公室的小文員，到美國後，待了15年，一直待在唐人街，完整的英語都不會說一句。
他開客車，妻子在中餐館洗盤子，日常開銷是夠的，但就是處處被人看不起。
好在女兒過幾年就要成年了，他的苦日子也就熬出頭了，準備退休。退休的最大願望，是回老家山東去。
只是15年沒回去，現在山東的朋友也不認識幾個了，回去反而變成人生地不熟，想回卻不知怎麼回。
我至今無法忘記他因為連日出車而疲憊不堪的臉，還有他談起想回老家山東時眼中閃爍的光芒。
我坐在大巴車上，看著窗外華盛頓雄偉的博物館，還有這個美國首都街頭穿著體面西裝、行色匆匆的美國白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英文課本上所說的 cultural shock，也就是互聯網上人們所說的三觀盡碎。
我也想到高中歷史課本上的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
美國十分強大，但仍是一個物慾橫流、貧富差異巨大的複雜社會。
當年的歷史課上，老師和同學們都覺得這句話酸得不行。但其實從今天的眼光看來，它是一個客觀的評價。
那是第一次，我對於我在國內所聽說的關於美國的一切，產生了懷疑。
我想有過輕度“反水”經歷的人，都曾有過這樣一個懷疑人生的“頓悟”時刻。
也許是你從上海浦東飛到紐約肯尼迪機場，發現美國機場破破爛爛的那一刻；
也許是你來到倫敦，發現地鐵裡不通手機信號的那一刻；
也許是你在巴黎老佛爺被搶了錢包的那一刻；
也許是外國政府一系列“群體抗疫”迷之操作，卻還在抹黑中國抗疫的那一刻。
對於很多人來說，當我們走出國門，經歷過“頓悟”時刻之後，我們就重新認識了西方社會，反過來，也重新認識了中國。
所以，我不認為方方是一個壞人。
我覺得她是一個可憐人。
是的，她住在2000萬的豪宅裡，而我住在小出租房裡，但是我仍然敢同情她。
因為不管她多麼有錢，她的精神世界，卻依然停留在70年代的絕望裡，停留在傷痕文學裡。她的傷痕，從未癒合。
而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新一代人如今正在見證的，是一個危險與機遇並存的，新的中國的新的歷史。
我至今也不認為美國是壞的，它做過一些好事，也做過一些壞事，但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它仍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它的人民，用200多年的自立和奮鬥，讓一個新組建的國家成為了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是歷史上獨一份的。無論將來這個國家是否會消亡，美國所獲得的成就，是不朽的。
但是如果你瞭解美國的歷史，就會知道，美國的成功，是建立在自立和奮鬥的基礎上，他們與對手進行了無數殘酷而堅決的戰鬥，才有今日的榮光。
而絕不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上，也絕不是建立在向對手投降以苟延殘喘的基礎上。
我們要學習美國人做了什麼，而不是學他們說了什麼。嘴巴會騙人，但是身體是很誠實的。
我們也應該像美國人一樣，用自立和奮鬥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與對手進行堅決而殘酷的鬥爭。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按照歷史記錄來推斷，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了5000年、文明從未斷絕的國家。我們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至少是全地球最高的。當然我們也有可能失敗，但是這也沒有關係。
因為奮鬥者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