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可以说是“革命”的三十年，而写三十年来的各种思潮论争无疑都是围绕着“革命”两个字展开的。个人认为，文学史上的三十年是中国文人最有气节和铮铮傲骨的三十年。无论当时各个流派之间论争的观点，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否正确，但难能可贵的是那个时代的文人都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他们都试图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做自己的努力。
一：“形式革命”1917-1927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纪元，其最本质的特点无疑是白话文的推广。其实，在清末，梁启超等人便已实行过白话文的革命，谓之“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然而此次革命最终却没有像新文化运动一样取得空前的关注和轰动，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并没有将白话文的对立文言文打入冷宫，而是试图让白话和文言并行。由于改革不够彻底，所以此次革命彻底失败。
在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下，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推广就更加的绝对，果断和彻底。1917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仅从文章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对于提倡白话文的态度：
“各位先生小姐，中国现在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学形式产生才可以，所以鄙人觉得文学需要稍微的变动一下下，也就是需要稍微改良一下下。当然这件事我们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嘛，所以它只是刍议”（作者拟）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独秀同志闪亮登场。“老胡同志，文学现在不能改良刍议，而应该坚决的革命”于是，大笔一挥，写了《文学革命论》响应《文学改良刍议》的号召。再加上之后“双簧戏”的上演，这一场关于文学“形式革命”的论争也开始了。
论争派也可以简单粗暴的将他们分为两派，“文言派”（复古派）和“白话派”（现代派）。文言派有三类人比较有意思（为了照顾学衡派的三个人，用“类”比较好。）：《甲寅》章士钊，《学衡》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以及奇人辜鸿铭。而白话派人多势众，不列举了，鲁迅先生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两派不管他们各自都发表了什么文章，他们的观点无疑都只围绕文学到底该用“文言”还是“白话”展开。
此所谓第一个十年的“形式革命”。
二：“思想革命”1928-1938
第一个十年的论争当然是白话派赢了，于是第二个十年的论争中心终于从文学的形式转到了文学的内容上。这一时期各种西方舶来品大量流入中国，于是也就出现了各种“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类：
1*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他们所持主要观点是文学具有阶级性。
2*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
3＊民主主义
4*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
最后，还有两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第三种人”苏汶，自由人“胡秋原”。
因此，这一时期的论争就是以上几种主义之间的相互辩（si）论(bi)。
首先是自由主义的新月派。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强调文学的无阶级性，作为无产阶级的左联，当然忍不了啊，立马对其进行反驳。代表作品为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名字……）
之后，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本想批评一番民族主义。没想到左联又待不住啦！觉得胡秋原声东击西。于是胡秋原《无侵略主义》为自己辩护，并提出自己是自由人。胡秋原想，MD,既然是自由人了当然不能直喷民族主义，于是，顺便也是被逼无奈的开始攻击左联。
苏汶为了表示对胡秋原的支持，以“第三种人”的身份发表《关于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自然也免不了左联的一通反攻。比如鲁迅《论“第三种人”》
左联怼了“自由主义”和“第三种人”之后，也该轮到“民族主义”了。由于民族主义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于是其他主义纷纷联合起来攻击虚伪的“民族主义”。比如鲁迅《“民族主义”的任务和命运》。
当然，除此之外后期还有一些世外高人，放弃论争，开始玩自己的。比如周作人，梁实秋，写点小品文啥的。这个时候，鲁迅先生又站出来了，（MD,你怎么可以不和我们一起喷呢！），于是写了《论“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等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
三：“革命” 1939-1949
第三个十年，用“革命”其实稍微有些勉强，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则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时期。在外敌入侵，国家危急存亡之刻，所有人几乎都一直联合抗敌，也就没有了文艺论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1936年鲁迅先生离世，再也没人敢横眉冷对千夫指了。
第三个时期的文学又有“孤岛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之分，但大部分作品无外乎都是口号式的呐喊。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张爱玲是这一时期的奇葩，不问风云纷争，只专心写自己的都市文学。
可以说中国文学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这些文学先驱功不可没。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个人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他们固执，顽强，无畏。他们身上有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铮铮铁骨和忧天下之忧的关怀之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下所谓的“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即是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也不该忘记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