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在我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以开放而著称的王朝。的确，与中国古代其它许多王朝相比，唐王朝是十分开放，在唐王朝的都城长安，随处可以见到来自西域的胡人。这些胡人虽然面貌与中原人不同，但他们可以在长安城内如常生活，与中原人没有两样。甚至，当时在长安还有来自西域的宗教寺庙，唐王朝的宫廷内与官场上也有不少来自西域以及朝鲜、日本的面孔。
唐王朝的确开放，但在这些开放措施的背后，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深刻的怀疑情绪。从官员到普通百姓，虽然看似对于胡人是否包容，但内心还是抱有浓重的怀疑情绪，不时以汉族与儒家的标准来看待来自不同文化的胡人的习俗与生活。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从上到下对于胡人更是满怀疑虑，在各方面也是处处设限。
探讨大量来自西域的胡人在唐代的生活状况，有利于我们了解唐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也有助于我们探查在开放背后，隐藏的封闭与疑虑是如何的，这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唐朝这个朝代是十分有帮助的。
骑射中的胡人（简笔画）
西域文化对唐朝的影响
唐王朝在立国之初即对来自西域的移民采取友好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唐王朝在夺取了中原腹地之后，还需要继续向四方拓张疆土，尽力扩大唐王朝的疆域，特别对于西域的突厥人，唐王朝可以说是志在必得。既然如此，唐朝则必须联络盟友，共同对付突厥人。为达到这一目的，唐朝在政治上采取联盟政策的同时，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来唐的民众也必须采取友好与包容的措施。唐王朝不仅对待这些来自西域的移民一视同仁，将其视作同等的唐朝子民看待，为其提供平等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而且还鼓励这些来唐的胡人为唐王朝效力，为他们以及其后代提供平等的上升渠道。
其次，唐王朝的统治者李氏家族本身就具有鲜卑族的血统，他们对于所谓的“华夷之辨”看的并没有传统的汉人家族那么重，对于各民族的态度比较开放，这也促使唐朝对于各民族采取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唐王朝这种开放的态度与包容的政策使得大批来自西域的胡人不断来到中原，其中的不少人也进入唐代官场以及军队，直接为唐王朝效力。即便是在安史之乱之时，亦有不少胡人选择忠诚于唐王朝，直接参与了平乱的战争。
唐王朝时期的贵族野外活动图
除了进入官场与军队之外，许多胡人在唐代谋生依靠的是经商所得的收入。读者们应该知道，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宣扬的是“重农抑商”思想，将商业视为最次等的行业，因此，许多汉人并不愿意经商，而是将读书做官视为最好的出路。这样一来，就给了胡商很多的机会，他们填补了汉人不愿经商所遗留下的空缺，积极地参与到商业经营中去。来到中原的许多胡人本就具有一定经商的经验，加之当时的中原地区以及都城长安安宁和平，很快便积累了不少的财富。
根据《太平广记》的记载，当时胡商所从事的生意大多与他们的家乡有关，有的人从事饮食行业，贩卖来自西域的美酒以及美食，有的则从事珠宝行业，贩卖来自西域的各种珍宝，有的则从事药材生意，售卖从西域进口的各种药材。《文明判集》中记录了当时长安城中一位富有胡商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这样依靠经商致富的胡商不在少数。
《太平广记》封面图
大量来自西域的胡人进入中原，自然也带来了来自于西域的各种文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西域的歌舞以及宗教。西域的歌舞种类繁多，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观赏性，一经传入中原之后，便很快在民间风靡起来。如唐玄宗这样本就对音乐、舞蹈十分感兴趣的皇帝，更是将胡舞、胡乐带入了宫廷。
除了歌舞之外，西域的幻术同样是令时人着迷的东西。所谓的西域幻术，与我们今日所熟知的魔术比较类似，其与中国传统的杂技技法有着根本的不同，讲究的是一个惊险刺激，让人搞不清楚这幻术到底是如何变出来的，这种神奇的戏法在当时同样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而来自西域的宗教，也在唐朝的疆土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唐朝所称的“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便是当时得到唐朝官方正式认可并在唐朝疆域内广泛传播的三种源自西域的宗教。唐王朝之所以允许来自西域的宗教在其疆域中公开传播，目的同样是为了笼络胡人人心，使其为唐王朝服务。这些在唐朝传播的宗教不仅笼络了大批本就信仰宗教的西域胡人，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汉人入教。传播最盛之时，这些宗教广泛地参与到了民间慈善活动之中，每逢宗教节日，都能在长安街头见到各种盛景，所谓“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总能吸引许多人前去观看和参加。
长安街头见到各种盛景（漫画版）
唐朝对西域文化的排斥
通过前文的介绍，读者们可以发现，唐朝时西域各地的胡人不仅广泛地参与到唐朝的社会生活中，而且还带来了大量对唐朝影响颇深的西域文化。当时之所以会有这样对外交流的盛景出现，主要是由于唐王朝官方的鼓励与支持，然而，随着时代的改变，从官方到民间对于西域胡人的态度都发生了改变。
唐王朝虽然开放与包容，但是不同民族之间大范围的交往难免会带来观念与文化上的冲突。举例来说，前文说到胡人在唐朝常常从事经商活动，然而，在汉人看来，经商是为人所不齿的，正因为这种观念，导致当时的许多唐人认为经商的胡人为人贪婪、见利忘义，因此不愿与经商的胡人来往。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曾对粟特人有过这样的评价：“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
《大唐西域记》部分史料内容留存
同时对于胡舞以及胡乐在中原的流行，许多汉族士人以及汉族大臣则是忧心忡忡，认为胡乐、胡舞乃是靡靡之音，只会伤风败俗，影响社会风气。唐中宗时就曾有大臣就此问题向皇帝上书：“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来自西域的宗教同样遭到了本土的佛教以及道教的打击，佛、道两教认为这些外来宗教所宣扬的并非正统思想，并且愤怒于外来宗教抢夺佛、道两教的信徒，因而采取各种措施打击“三夷教”。而由于佛、道两教的打击，唐朝朝廷后来也不得不颁布了一系列的敕令，限制或禁止“三夷教”在民间的传播，例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便曾发布过敕令，禁止摩尼教在民间的传播：“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
安史之乱场景图
到了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带头作乱的安禄山乃是胡人，因而唐朝朝廷在平乱之后对于胡人更是十分谨慎。虽然平定安史之乱少不了胡人的帮助，例如回鹘曾经就在收复长安、洛阳的战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回鹘其后在城中肆意劫掠，则使得本对其心怀感激的众多汉族士人转而对其印象变差。印象变差的结果便是在安史之乱后的历朝中，皇帝以及汉族士大夫都开始对胡人官员多加提防，时常声色俱厉地呵斥胡人大臣，认为他们并不忠心，时刻想像安禄山那般再次作乱，所谓“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者，著籍禁省，势倾公王，群居赖宠，更相凌夺”。
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朝开放、包容的背后，实际上仍然隐含着对于来自西域的胡人的不信任，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这种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更是趋于公开化，导致了许多在唐朝谋生的胡人处境艰难，不得不在夹缝之中求生存。
安禄山影视剧形象
结语
通过上文的介绍与分析，读者们应该可以看出，唐朝的确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王朝，许多来自西域的胡人进入中原地区，广泛地参与到了唐朝的社会生活中，来自西域的文化也对唐朝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唐王朝对于西域文化也并非是完全包容的，其中也有许多的怀疑与排斥，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这种情绪更是趋于公开化，使得许多在唐的胡人生活困难。
这种情绪的存在，一方面是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常年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士大夫阶层，他们对于西域的文化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时代变迁所造成的，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唐王朝对于胡人的怀疑实在是难以避免的，安史之乱几乎使鼎盛的唐王朝亡国，这种惨痛的记忆使得唐朝的统治阶层再难像此前那般信任外人。
但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安史之乱之后对于胡人的怀疑开始加深，但一直到唐朝灭亡之时，一直都有来自西域以及朝鲜、日本的人士在唐朝为官，这就说明，总的来说唐朝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唐王朝确实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开放的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最全面、最客观地来看待历史，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各个方面。
参考资料：《旧唐书》、《太平广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