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张居正绝对算得上是一代牛人，他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而且还是明朝时期最强势的权臣；按理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对明王朝进行了一个全面改革，使得明王朝国力日益兴盛，而且还重用戚继光抵御倭寇，因为功绩卓绝，死后被追赠上柱国，谥文忠，但历史上却对张居正评价很低，这究竟为何呢？
据说这张居正乃是神兽白龟转世，故而张居正的祖父替其起了个小名“白圭”，而这张居正也的确天资聪颖，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在其二十三岁时，便一举中了举人，位列二甲第九名；虽然没有高中状元，但颇受当时的重臣的徐阶赏识；在徐阶的栽培下，张居正一路平步青云。
尤其是在嘉靖皇帝去世后，徐阶起草遗诏，引张居正与之共谋，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之后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又迅速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接着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到半年的时间，张居正从一个侍讲侍读迅速成为掌握朝政大权的重臣，这是无数人奋斗一生都达不到的，称之为传奇也不为过。
在徐阶因年迈致仕后，高拱上位，但高拱没享受两年，就因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成了首辅，而当时的明神宗年仅十岁，朝政大权由李太后、冯保和张居正三人掌握，这三人就是当时的“铁三角”组合。
而最关键的是，李太后和冯保是支持张居正的，或者说，这三人就是同党。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终于可以完完全全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了，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
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不可否认，“一条鞭法”的积极性，的确做到了富国强兵。
但是就在张居正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的时候，他多年未见的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为官。而当时，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所以张居正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在家事和国事之间，他选择了国事为先。
但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张居正守制，虽然张居正权势滔天，但却是丝毫不敢给自己辩解，更不敢打压那些言官，一招不慎，就成了千古罪人。因为这件事，满天下都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危及国本；最终还是由明神宗诏谕群臣，再言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
但这种事，虽然被明神宗表面上解决了，但也只是表面上压下来了而已。而且张居正为了贯彻实施“一条鞭法”，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公然和明神宗对抗，但明神宗深知张居正的为人，为了变法可以做出任何事，包括改立新君，而以张居正的权势，的确可以做到，所以明神宗只能选择隐忍。
故而，在张居正去世后，虽然当时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但就在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明神宗命潘晟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明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
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明神宗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但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由此可见，明神宗内心是多么的恨张居正。而在历史上，对张居正的评价的确也是两个极端，比如明朝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评价张居正：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张居正掌权之后，太过于独断专权，得罪的人太多，尤其是当时的士大夫阶级；而且张居正还给了这些恨他的人把柄，这个把柄就是“夺情”事件，在古代，不管多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孝”重要，所谓“百行孝为先”，古人认为，孝为人之本，这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很多时候，有人说“忠孝两难全”，其实这在古代并不难选，因为必须首选“孝”。
因为首选“孝”的人，哪怕不忠，后面也有很大几率被赦免，最典型的就是徐庶；而如果选择忠，那即便这人是千古忠臣，也会被后人所唾骂，甚至他所效忠的对象也不敢再用他。而这个道理用在张居正身上同样合理，变法再大，有皇帝大么？除了有灭国危机外，其他任何时候，都要以孝为先；而这，也是中外文化最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