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以酷刑震慑黔首，其中有一条“连坐法”是这样的：
“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告奸一人则得爵一级），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诛其身，没其家）。”读者诸君可能已经看出了这条严刑峻法的不靠谱之处，所这里要强调一点：这些话不是笔者说的，而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
如果司马迁关于秦代法律的记载，萧何应该腰斩，夏侯婴也会被一刀两断，曹操也没机会出生了——曹操本姓夏侯，与夏侯惇夏侯渊同宗。如果夏侯婴被腰斩了，哪还有三国之乱？
刘邦没有死于秦法之下，萧何也没被斩首，出土文物证明了“不告者腰斩”纯属虚构。
抹黑秦始皇，可能不是司马迁的本意，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汉家江山趁秦乱而取得，如果把秦朝写得太好，估计刘家皇帝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司马迁只能用春秋笔法，在史书中留下荒诞记载，以提醒后世认真研读：史料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其实稍微有点常识，就不会相信这样的奇葩法律：犯罪者按律定刑，而没有参与犯罪但也没有举报的邻居，却要被判处腰斩之刑，这是不太不讲道理了？在公堂之上，大家岂不是要争抢着承认自己参与了犯罪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为了说明“不告者腰斩”这条法律的荒诞，咱们举一个例子：某甲拿砖头打破了某乙的头，某丁看完热闹就下田除草去了。打完架之后，某甲请某乙喝了一顿酒，握手言和各回各家。
在这起斗殴案件中，某甲某乙是犯了法的，因为按照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说法，“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这就是说，某甲某乙都犯了法，是应该打板子或者罚钱的，而某丁就惨了——他看见某甲某乙打架，既没有拉架也没有报官，应该拿铡刀斩为两段。为了避免被一刀两断，那么某丁只能自证有罪：某甲砸人的砖头，是我递给他的，我也参与了打架，所以我属于有罪者，而不是“不告者”。
这就是《史记》的自相矛盾之处，包括本文开头引述的那段话，都出自《史记·商君列传》。但是可信度却基本为零：一个人犯罪，十家连坐腰斩，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不等六国来打，秦国君王就把自己的百姓都杀光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法律，那么首先被腰斩的就是大汉开国丞相萧何，因为他包庇泗水亭长刘邦不是一次两次了：“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
萧何跟夏侯婴一起替刘邦作伪证，但是结果如何呢？东窗事发（狱覆）后，“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这样看来，秦国确实有法律规定，作伪证要判重刑：刘邦把人打成重伤，既没有监禁也没免职，还是以亭长的身份押解刑徒去骊山做苦力。但是夏侯婴就惨了，他不但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被关押了一年多。
虽然很是吃了一些苦头，但夏侯婴毕竟活了下来，汝阴侯夏侯家族繁衍不绝，这才有了后汉三国的诸曹夏侯并称，而过继给曹家的夏侯嵩（玩笑的说法）生了个姓曹的儿子，那个儿子成了被追尊的魏武帝。
其实把阿瞒的老爹阿嵩过继给曹家，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曹参跟夏侯婴是过命兄弟，他们也算世交。
笑话说过，咱们该来以出土文物为证，说说“不告者腰斩”为什么是纯属虚构了。
《睡虎地秦简》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中有这样一段话：丈夫偷了三百个钱，妻子也知道这笔钱是偷来的，但是也拿去买酒买肉吃喝了，请问这个妻子应该如何处罚？
回答：如果妻子知道这钱是偷来的还照吃照喝，那么就跟她丈夫一起按照盗窃罪处罚。盗窃罪的处罚是案值六百六十钱一下，脸上刺字去当苦力。
在这条秦法中，妻子不但是“不告者”，而且是“受益者”“分赃者”，却只是刺字服役，根本就没有腰斩一说。
被虚构出来“秦法”不止“不告者腰斩”这一条，连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篝火狐鸣之后，也编造出了一条“秦法”吓唬人：“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瞪着眼睛作证：“失期，法皆斩。”这话说的，比陈胜吴广还狠。
但是《睡虎地秦简·徭律》又出来打脸了：“御中征发，乏弗行，貲（罚款）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训诫）；六日到旬，貲一盾；过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
所谓“水雨，除兴”，就是如果真的下大雨走不了路，那么这次征调就此取消，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等雨停了再说。
这就是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本来是可以向后转的，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但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富贵，他们采用了忽悠手段，把九百个人都送上了前途未卜的造反之路，至于陈胜有没有实现“苟富贵无相忘”的诺言，就不用笔者赘述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随着越来越多的原始史料出土，泼在秦始皇乃者整个秦王国、秦帝国身上的污水，会一点点被擦干净，那时候我们就会重新认识一个雄才伟略的千古一帝，和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
文章最后抄录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读者诸君可知道这首诗是何人所做，又是规劝何人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