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政策效果如何，核心评判标准是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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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一位创业的朋友聊天，问他情况怎么样。
他说，压力大是肯定的，不过确实也感受到了一些政策上的优惠。
他给我举例，“你比方说，以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是三个点，现在降到一个点了，每个月能省几万块钱；我们会计这两天还在申请2019年失业保险金返还，虽然就几万块钱，也是肉啊。”
办公室的房租也免了一点，朋友说，这两天他还在跟物业磨呢，希望能尽可能多的免一些租金，要不然就真得赶紧裁员了。
前几天，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还采访了几个做餐饮的老板，一个在厦门，一个在深圳。这两个地方的区政府，最近派发了一批餐饮消费券。
两个老板跟我说，消费券撬动销售额的作用还是挺明显的。有一家店，发消费券的第2天，销售额就翻了4倍。“疫情期间一天卖四五份的套餐，那天卖了将近20份。”
政府派发消费券，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其中，从南到北，深圳，厦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北京，沈阳，银川，等等。
这背后是中国正在开展的对中小企业的一场营救计划和刺激方案。不仅是中国，眼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在展开营救行动。作为危机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再度出山。
4月26日，全球开放型研究机构罗汉堂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关于疫情影响的跨国对话，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IMF副总裁朱民，与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如何挽救中小企业、保障就业稳定等话题展开讨论。
三个人的共识是，拯救中小企业太重要了——拯救中小企业就是拯救整个经济。
陈龙说，受疫情影响，从接触式的经济转向远程经济，还有封城的问题，由于中小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需要面对面进行接触来开展业务，所以受到的冲击特别严重。
数据显示，在中国，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为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危机，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大规模失业。
皮萨里德斯因研究就业市场搜寻和匹配理论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从就业的角度谈了救助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他说，在正常的环境下，市场中就存在着大量失业者，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职位空缺，这是由于就业市场中存在着摩擦。一旦企业因疫情裁员，就业市场将发生堵塞，人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工作。
与其让大量员工失业，政府在事后提供就业支持，不如现在就提供经济援助，保证就业稳定。这部分资金越早投入越好，而不是等到员工真的完全失业、孤立无助的时候，再让市场来提供支持。
朱民提到，德国有一个研究，卡车司机如果失业6个月，他可能就回不到原来的工作中了，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工作。所以把就业人口留在体系之中至关重要。
02
那么，如何营救中小企业？它山之石，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皮萨里德斯专门提到了最近在全球引起关注的一项政府救助措施：英国政府宣布，工作岗位受到病毒威胁的就业者，将从政府那里获得至多80%的工资。英国政府可能为此至少花费100亿英镑。
这项措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经济学家说，这项措施的财政后果将十分巨大，意味着“英国政府做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经济的承诺。”也有人惊呼，英国正式宣布进入“共产主义”。
皮萨里德斯对这种做法持正面的看法。他说，政府承担工资和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都是为了让中小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为他们提供流动性，给予及时的帮助，以避免裁员和失业，这是必要的。
他也提到了公平的问题。疫情过后这些中小企业将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政府应该免去部分或全部因疫情产生的债务。纳税人不得不为此买单，但这是公平的。
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救助中小企业的措施出台。
根据经济观察报文章的统计，美国对中小企业和个人派现已达9万亿人民币。在措施方面，既有薪资保护计划（PPP），也有经济伤害灾难贷款（EIDLs）。
其中，PPP拨款用于小型企业支付工资、租金等；EIDLs直接援助拨款帮助小企业，以支付包括提供带薪病假、维持薪资留住员工、承担因供应链中断的成本增加、支付租金或抵押贷款等各种经营成本。
针对个人补贴，美国通过CARES法案，补助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大流行性失业援助，共计约为3000亿美元；一部分为对个人直接派发现金，共计约为2500亿美元 。
在德国，政府要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中小企业准备一个“无限额信贷计划”；政府还将为小微企业和自由职业者提供500亿欧元补贴。德国政府规定，小微企业无需提供额外的担保，只需证明2020年3月前正常经营，3月11日后因疫情现金流阻断，即可得到政府为期三个月的资助，其中5人以下企业获得9000欧元，5至10人企业获得15000欧元，为期三个月。
在日本，政府预备向销售额下降5％或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年利率不到1％的3亿日元低息贷款；对销售额下降10％至20％，同时需要向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则由政府支付贷款利息。
同时，日本政府对继续保持雇佣员工的企业提供工资金额三分之二的补贴，人均标准最高8330日元每天。员工请假回家照顾孩子，每天也可以获得最高不超过8330日元的补助。对符合标准的个体经营者，政府提供每日定额补助4100日元。
03
那么，中国目前是怎么做的呢？
即将成为罗汉堂学术委员的朱民说，中国的救助政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例如降低准备金利率；其次是财政政策，主要是减轻企业的税负和运营成本；最后是地方政府推出的一些消费刺激政策，比如通过数字化平台发消费券。
今年2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增加3000亿低息贷款，定向支持个体工商户。3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企业纾困资金达到11500亿元。
政府还鼓励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下调贷款利率，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地方政府成立纾困资金、风险补偿资金，强化融资担保，协调供应链金融。
此外，税费减免方面，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减免租用国有资产经营类用房企业的租金，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允许中小企业缓缴公积金，减半征收职工医保等。
朱民说，这些政策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难题和传导机制上的问题，比如很多中小企业的关键问题是没有需求，没有订单，员工也没法回到工厂去办公，这意味着减税或者减租金还不能有效帮助到这些企业；在财政政策上，需要中小企业向税务局去申请优惠，但流程和时间对一些小企业来说太长了。
朱民认为，相比德国、美国、英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对于帮助中小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物流服务，金融支持，降低租金成本等，这是国外没有的。
但同时，中国又缺一点，是其他国家有的，那就是给工人的直接工资支付。比如英国政府支付员工80%的工资；美国给中小企业发贷款用来支付劳动力支出、水电费等，最后贷款可以完全免除。这些政策中国没有。
朱民说，为什么中国没这么做，这一块也有很多争论。如果要做的话，需要一个系统来支持。在美国，有专门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来负责制定和实施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它已经收到了差不多100万个申请，在4天之中拨出大量的款项给中小企业。这就像一个基础设施，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
陈龙和皮萨里德斯还提到了另一点中国比国外做的好的，那就是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的帮助。比如互联网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审贷、放贷了，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还有通过支付宝发放消费券，撬动的是成倍的消费额，带来了倍增的效益。而且，数字技术能够帮助政府更好的接触到中小企业，帮助他们克服财务上的困难。
我看到不少中小商家在疫情期间借助支付宝&网商银行快速获得救命钱的例子。武汉一位淘宝宠物商品店主，一开始想找银行借贷，但由于需要面签，线下门店又关门，或者要流水，受疫情影响流水很差，结果处处碰壁。后来通过手机找网商银行，依靠在淘宝和支付宝里的经营流水获得46万免息免抵押贷款。他在朋友圈说，“三分钟填信息，46万就到账。”
作为罗汉堂学术委员的皮萨里德斯，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较为熟悉，他说，中国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确实走在了前列。在西方，要让人们接受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有很多阻力，有人会说，银行服务很好，供应商用传统服务也很好，为什么要跳到数字化技术上去？转换之后对商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受疫情影响，现在好多公司都开始注册线上业务，保证业务连续性，数字化进展突然加速。
对于接下来中国应该怎么做，三位专家的看法比较一致，那就是要切实保障就业，包括出台措施帮助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政府的救市政策效果如何，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失业率。应该围绕着降低失业率，不断优化和调整救助措施和手段。
“钱花得越早越好，不要等到完全失业孤立无助的时候，再去提供支持。”皮萨里德斯强调说，等失业率激增再去投钱的话，效率就低很多，造成的问题也会严重得多。
他认为，政府还应该向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包括经济发展和主要竞争经济体的信息，帮助他们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减少就业摩擦。当然，毕业生也要保持耐心和乐观，积极去抓住数字技术的机会。
总之，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给各国政府带来了一场大考。
这次大考有两张答卷，一是防控疫情，二是恢复经济。中国在防控疫情上，无疑做的还不错，恢复经济这张答卷的成绩如何？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