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補充兩點：第一、第從360到79日元/ 美金，日元至少升值了以後，嚴重挫敗了日本的出口實力； 第二、1992年以後，雖然日本的房地產價格下跌，但是在持續下跌了10年以後也沒有跌過1985年的水平……）
（接上）“廣場協議”揭開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廣場協議”簽訂後，上述五國開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美國當局不斷地對美元進行口頭干預，掀起了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20%。1986年底，1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達到1 美元兌120日元。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
1987年G5國家再聚法國盧浮宮，檢討“廣場協議”以來調整匯率（美元貶值）對降低美國貿易赤字和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結果顯示該期間美國出口貿易並未成長，可見“廣場協議”沒有找到美國經濟疲軟的癥結，日元與馬克升值根本無濟於事，美國經濟問題的要害其實在於國內巨大的財政赤字。於是五國協議不再要求日元和馬克升值，主張美國採行降低政府開支等內部經濟政策來改善美國經濟。
1989年，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達到了空前的高水平，12月29日，日經平均指數達到峰值38915.87點，但因資產價格上升遠遠超出了實業的支撐能力，泡沫開始破裂，資產價格滑坡，許多企業和投機者迎來了大量債負。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發佈《關於控制土地相關融資的規定》，對土地金融進行總量控制，加速了本已走向衰退的泡沫經濟的破滅。
土地價格在1991年開始急速下跌，以土地擔保的貸款出現許多壞賬，日本各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紛紛暴露，嚴重打擊日本金融業。日本銀行不得不採取緊縮政策，信用體系走向崩潰。
1992年8月，日經平均指數跌到了14000點左右。樓市、股市崩盤，產業空心化凸顯，大量帳面資產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化為烏有，標誌著泡沫經濟完全破裂。從此日本經濟陷於“通縮”不止的“平成（天皇年號）大蕭條”時期。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蒸蒸日上之際，曾經憑藉著在亞洲地區經濟龍頭優勢，致力日元國際化，試圖將其變為全球儲備貨幣，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因此將能坐收“鑄幣稅”；並且轉變在國際分工中產品加工出口國的角色，晉身為從資產儲備中獲利的資產盈餘國家。同時日本有意建設東京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希冀取代紐約的地位，從此可以通過開展貨幣交易和商業服務賺取高額收入。
但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元稱雄和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夢想都成了泡影。
正如東京未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一樣，日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上的地位也一降再降。近20年來，在東京證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外國公司越來越少。這個過程可以稱為“夢斷東京”。
日元兌美元匯率走勢
一個國家，只有具備了自由市場環境，維持合理而穩定的匯率，並且保證金融資產及房地產等具有良好的投資回報，才能為主權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打下堅實基礎。 20世紀90年代日本巨大的資產泡沫爆破後，匯率繼續大幅震盪，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市場始終走低；政府推行的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使日本債券、股票和銀行儲蓄業長期萎靡不振。在這種局面下，美元－日元交易量佔全球貨幣交易總量的份額從1998年的20％逐步降低到2007年的13％。尤其從1999年以來，隨著歐元地位不斷提升，日元吸引力相形見拙，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比重一直處於低位徘徊，欲振乏力。躋身要津的希望日漸渺茫。
常常聽到人云亦云，“廣場協議”就是日本經濟陷於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禍首，美國和西方列強通過“廣場協議”脅迫與暗算了日本。
但也有專家認為，美國迫使日元升值這個事情僅僅是點燃了導火索，並非那個與導火索相連的炸藥桶。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採取了擴大貨幣流動性與日元增值並舉的錯誤政策，日本經濟受到了大量投機活動的支撐，股市和房市也迎來空前繁榮時期，經濟醞釀了巨大的泡沫，才是那個炸藥桶。
日本銀行前副行長緒方四十郎承認，日本本該早做調整，但調整的延遲導致日本最終迫於壓力做出了被動性調整，在被動性調整之後，日本又一次次的耽誤了其他政策調整，最終產生了日本病。
所以，與其說是美國人的陽謀害了日本，不如承認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 前後的政策失當，對本國經濟產生了出乎意外的影響，可謂咎由自取。
“廣場協議”前五年，日元維持遠低於合理匯率的水平運行，連年順差之餘，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
協議之後，日本實行寬鬆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的迅速膨脹，但因日元平均每年升值5%以上，物價水平並沒有跟隨上漲。以1988年為例，當時GDP只有年增5%，而日經指數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劇增，泡沫膨脹和過度投機現象已經十分明顯，但CPI指數顯示通貨膨脹率只有0.2%，因此日本朝野竟對的經濟嚴重過熱不以為意，熟視無睹。不僅如此，日本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景氣，還在1987年以調降利率等進一步寬鬆的貨幣政策，製造更大泡沫和通脹，而不是及時採取緊縮政策。
90年代初日本股市崩盤、地產狂跌，政府才意識到經濟過熱，開始實行緊縮政策。但是泡沫既已爆破，經濟衰退既已開始，此時本應採取擴張措施拉動經濟，然而日本政府卻再度作出錯誤決定，持續緊縮不止，錯失了挽狂瀾於既倒的最後時機。
同時，有專家論證，1990年日本的人口紅利已經達到高峰，勞動力增長放緩，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逐漸滑向低谷，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其實在所難免。
因此，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和爆破，不應該簡單地歸罪於“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
事實上西方政府施壓的資源非常有限，參與“廣場協議”的五國政府所能調用來執行公開操作的資金，幾乎“一眨眼就會被市場吞掉”。用經濟學泰斗薩繆爾森的經典比喻來說，正如“人類最偉大的王，也無力改變大海中的洋流”一樣，政府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干預國際貨幣市場。更何況，與會五國在“廣場協議”上所承諾的種種政策，特別是與國內金融、財政政策掛鉤的那些措施，其實也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貫徹和實施。（待續）
（思進注：除註明作者之外，所有文章皆為思進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