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播出到現在，劉娥、呂夷簡、王欽若等歷事幾朝的老人下線，韓琦、范仲淹等新一代名臣上位，風頭正勁。
不過其中有個人的處境有點微妙，他既是宋真宗時期的老臣，也是仁宗一朝的重臣，還是曾經略西北的邊帥，雖幾經沉浮卻榮寵不改，他就是夏竦。
在《清平樂》裡，夏竦是與主張改革的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對立的，他以權謀私、老謀深算，是個腹黑的反派人物。
《清平樂》是歷史正劇，劇情走向基本按照史實，在歷史上，夏竦也是位爭議頗多的人物。
夏竦其實出道很早，他父親夏承皓在與契丹的戰爭中殉國，靠父親恩蔭，夏竦在19歲就出仕，起初擔任丹陽縣主簿，此後又得王欽若推薦，三年後就入京擔任右正言，參與編修國史的工作。
夏竦和趙禎的關係非比尋常，在趙禎還是個慶國公沒成為皇太子時，夏竦就擔任過他的老師，所以君臣兩人是有師徒之誼的。
初入仕途的夏竦是政壇上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二十出頭的年紀，夏竦銳氣正盛，敢於針砭時弊，在朝堂上也敢據理力爭，比之《清平樂》裡的韓琦等，青年夏竦要更加恃才傲物，也可以說年少輕狂，連丁謂、李溥這樣的重臣，夏竦也敢當面懟到他下不來臺。
正當夏竦春風得意之時，卻因為一樁家務事被當頭打了一記悶棍。
人不風流枉少年，宋朝風氣開放，夏竦也順應潮流。不過卻因為在外頭風流快活搞得家裡河東獅吼，母親護著兒子又和兒媳懟得不可開交，鬧得滿城風雨，一舉衝上熱搜頭條。
因為這回事，夏竦被貶出京，京官混成了地方官，大好的前程也被耽擱了好久，直到天聖四年（1026年），夏竦才返回京城，出任翰林學士。
竦娶楊氏......與弟媦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
在《清平樂》裡，這個事件被藝術加工了一下，挪到了宋仁宗時期，鬧到了皇帝那裡。顯然對夏竦這個瓜，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或是平民百姓，都是非常愛吃的。
所以《清平樂》中夏竦出場的時候已經是人過中年，經歷過沉浮，是個官場老手。
話說回來，夏竦雖然被外放，也未嘗不是好事，出任地方也為夏竦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在地方任上，夏竦頗有政聲，贏得了諸多讚譽，也為其日後重返朝堂積累了基礎和見識。
天聖三年（1025年），朝廷打算派夏竦出使契丹，因為父親在與契丹作戰陣亡的緣故，夏竦表示拒絕，他說自己無法忍受對契丹下拜的禮節，連聽到契丹的音樂都受不了，一時夏竦的孝義傳遍天下，歐陽修都為他點了個大讚。
天聖七年（1029年），夏竦出任參知政事、知開封府，任上頗有建樹，風光無限，八月擢升為樞密副使。
宋仁宗在明道二年（1033年）親政，夏竦因為在開封府任上的高調遭到彈劾，被外貶5年，寶元元年（1038年），再次以戶部尚書入三司使。
康定元年（1040年），夏竦被外放，這次不是貶謫，是出任忠武軍節度使，為大宋御邊，第二年，夏竦進拜宣徽南院使，同時兼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成為宋朝西軍事的統帥。
宋夏戰爭中，夏竦作為西北最高軍政長官，沒能扭轉戰局，宋軍三川口之敗，夏竦也有責任。不過這並沒對夏竦造成太大影響，慶曆七年（1047）年，仁宗甚至打算召夏竦入朝為宰相，由於諫官御史的反對，不得已讓他改任樞密使，並手書“文行忠信”字賜予夏竦以表勉勵，並有勸慰之語。
十二月，又進封夏竦為英國公。“是歲南郊，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對其特殊恩遇由此可見一二。
慶曆八年（1048），潤正月，崇政殿親從官郭逵等四人謀反，夏竦受此事牽連，遭諫官彈劾。五月，夏竦被罷樞密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皇祐三年（1051年）九月，夏竦病逝，賜諡號“文莊”，仁宗親自前往祭奠，輟朝三日。
縱觀夏竦一生，作為仁宗朝的風雲人物，宦海浮沉四十餘年，生前身後都極具榮寵，是個不折不扣的重臣。
但在歷史上，夏竦除了大文學家的聲名，卻又多被認為是奸邪之輩，這就與劇中也有表現的慶曆新政有很大關係。
慶曆新政轟轟烈烈，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受到仁宗鼓舞，大刀闊斧改革，本意是扭轉時弊，但改革總要觸動既得利益者，夏竦就是改革的反對派，並且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利益相關之下，政見之爭就演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爭鬥。這時，夏竦的樞密使已經被罷黜，他上書萬言進行辯護，並拉幫結派，攻擊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為“黨人。
夏竦的手段不止於此，《清平樂》中宮學的老師石介寫過一首《慶曆聖德詩》，詩中直言忠奸，指名道姓，大肆推崇范仲淹、韓琦，把夏竦等稱為“妖魃”、“大奸”。
石介不算是風雲人物，他的政治經驗比較淺薄，性格衝動做事又不加考慮，這樣指名道姓的做法必然招致所有人的非議。范仲淹、韓琦固然覺得石介的說法不妥，過於拔高自己給皇帝造成壓力，夏竦等人更是被開罪得一塌糊塗，愈加視改革派為仇敵。
石介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多有往來，且政見多有相同，所以夏竦也將其視為石介同夥，趁機彈劾范仲淹一眾人等為朋黨，大行結黨營私之舉，危害仁宗的統治。
關鍵時刻，歐陽修又添了把火，慶曆四年（1044）四月，歐陽修特意作《朋黨論》一文以圖解釋。
歐陽修的本意是試圖向仁宗重新解釋“朋黨”，所以他在文章裡承認了朋黨之說“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這位才子也是個政治新手，他堂而皇之對朋黨大書特書，無疑將范仲淹等人與夏竦的矛盾，由原本的個人間的私仇上升到朝堂之上的“朋黨之爭”。
仁宗有點不開心了，改革歸改革，朋黨算怎麼回事，歷來統治者是最忌諱手下結黨的，不管你是啥黨。
天平從偏向改革派轉而開始偏向保守派，夏竦又放了個大招，他早就抓住了石介給富弼的信，“乃使女奴陰習(石)介書”，把石介給富弼信中奏請行“伊(尹)周之事”，篡改為“伊霍(光)之事”，誣陷他們要搞政變，廢皇帝。
周公和霍光豈能相提並論，“夏辣告變”也就此成為“慶曆新政”迅速失敗的直接原因。
在外有守舊勢力的大力打擊，在內仁宗的改革意志不堅定，“夏竦告變”發生之後，為避嫌疑，范仲淹、富弼先後離開了改革的前線，慶曆新政的失敗已成定局。不久，范仲淹、富弼等人相繼被廢黜，慶曆新政進行了一年四個月後，以失敗而告終。
夏竦在政治鬥爭中獲得了成功，但因此聲名不佳，被指為奸邪。
後人論及范仲淹，頗多遺憾，處於他改革對立面的夏竦也就成了仁宗朝奸邪的代表人物，可是范仲淹本人就是夏竦提拔的，知道的人卻不多，他也曾為韓琦仗義執言，減輕他兵敗的罪責。
夏竦本身也算一位頗有才幹的士大夫，他的危害遠小於那些賣國求榮的大奸臣。只是他為人處世，缺乏浩然正氣，好猜阻，施展材術。
歷史人物總有其多面性，夏竦雖然被論為奸邪，但縱觀他的為官生涯，屢經風霜，在地方為官期間，勤勉政事，多有政聲，一味以奸邪斥之，難免有失偏頗。
看他的諡號和生前身後趙禎對他的態度，也沒法得出奸邪的結論，這就是歷史人物的複雜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