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濟吉特•琦善（滿語：kišan，1790年－1854年），字靜庵，博爾濟吉特氏人，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大臣，鴉片戰爭時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咸豐四年（1854年）秋病死軍中，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卹，諡文勤。
對於琦善，歷史說的最多的就是私自與英方簽訂《穿鼻草約》，割讓香港島、賠款600萬銀元。
歷史對於琦善給的最多的定論就是“四宗罪”。
第一、主張弛禁，破壞禁菸；
第二、英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乘機打擊禁菸首領林則徐，主張投降；
第三、主持廣東中英談判期間，不事戰守，虎門危急時又拒不派援，致使戰事失敗，關天培戰死；
第四、私自割讓香港予英國；
接下來我們以“善惡忠奸”角度分析，文淵閣大學士琦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真實角色。
為什麼文淵閣大學士琦善會被成為奸臣？
（本文並無為誰人洗白質疑，只是客觀的看待歷史，分析人物。）
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從皇權至上和功利主義的形勢中，這種說法是在輿論上保護了道光皇帝，換句話說是琦善就是一個背黑鍋的。
在封建社會皇權至上的思想中，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不應該跟不可能出現決策性的失誤，所以文人士大夫的對於制度決策錯誤的批判最多到達一品大員。
其實可以看出，在兩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所謂出現的“奸臣”：就是欺君罔上，結黨營私，使得朝廷亂作一團，烏煙瘴氣。但是隻要殺掉奸臣，出現的就是朗朗乾坤。
這種形式讓皇帝直接避免了需要承擔的責任，而讓“奸臣”去承擔責任，充當替死鬼。若非如此，將會直接批判到皇帝。
如若不然就與封建王朝統治思想儒家學說的“禮”背道而馳，這是文臣最不願意看到的，絕大多數的官僚士子們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責道光帝，並非出於封建統治思想的壓制，卻是思想上的自覺性告訴他們這是一定要做的也是必須要做的。
如果出現等於就是自己在推翻自己的信仰。
再者說，史書記載者在記錄事件之時都會加入當時統治者的心情和個人情感，而且記史官在記錄之時也會根據當時的輿論範圍和輿論效果在加入自己的感情來迎合上位者。
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琦善也是文史官手中的上位“機會”。
然後我們封建社會傳統政治平衡角度來看“忠奸對立”。
用忠臣而棄奸臣，封建社會傳統政治平衡中唯一不變的真理。
奸臣是封建社會傳統政治平衡的破壞者——和談賠款；
忠臣是封建社會傳統政治平衡的維護者——“武死戰”。
按照清王朝當時的思想來說：泱泱大國對於這些外來蠻夷按照正確的思想就是“打”，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敗了，大敗。但是滿朝文武沒有人一個人可以大局觀的去看待問題，並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沒有人去反思當時的清王朝真正的病根在哪裡，他們做的就是要把這個“奸臣”找出來，無限的放大他的錯誤。因為對於他們來說轉這場戰爭的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奸臣。
於是在這些史官和文人手中就誕生了一個一個的奸臣，又在他們的手中出現了一個一個的忠臣。
所以他們就得到一個結論：清王朝如果取得戰爭的勝利，只需罷免琦善及其同類、重用林則徐同類即可，不必觸動清王朝封建制度的現狀。
也就是說，對於當時的清王朝來說，勝利和失敗的原因在與誰是統帥者，只要換掉一批人，就可以取得勝利，無非更改國體，無非思考自身。
《穿鼻草約》簽訂
最後從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禁錮人心的封建思想來說一下。
一直以來的忠臣奸臣的對立，並不是首次出現在鴉片戰爭。
它是封建王朝封建制度的一個特有化產物，也是儒家思想可以做了兩千多年封建王朝主導思想的首要功臣。因為它的出現為封建王朝的君主如果出現錯誤的話徹底清除了後顧之憂。也奠定了皇權至上的影響力。
以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來說，當時的清王朝沒有一個人能跳出來審視這個封建思想是否還有繼續切實可用的意願，卻都是在以為的換人換帥。
就像上段中提到的，禁錮人心的封建思想已經到了讓飽學之士或者文人不會去懷疑事物的真實性，而只是相信他們存在的必要性。
清王朝史書的記錄者知道的就是最大限度的為道光帝開脫，也從“奸臣”的立場上把這一個或者這一批奸臣錯誤最大化，把他們推到風口浪尖，這樣就完全跟皇帝沒有任何關係了。
也可以說琦善的形象不僅是給道光帝背了黑鍋，也可以說是給封建思想背了黑鍋。
由以上可知，琦善的錯誤必定是有，但是也是在封建社會制度，和封建社會環境下一個時期人們思想的一個認識和見解。
（本文並無為誰人洗白質疑，只是客觀的看待歷史，分析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