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播出到现在，刘娥、吕夷简、王钦若等历事几朝的老人下线，韩琦、范仲淹等新一代名臣上位，风头正劲。
不过其中有个人的处境有点微妙，他既是宋真宗时期的老臣，也是仁宗一朝的重臣，还是曾经略西北的边帅，虽几经沉浮却荣宠不改，他就是夏竦。
在《清平乐》里，夏竦是与主张改革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对立的，他以权谋私、老谋深算，是个腹黑的反派人物。
《清平乐》是历史正剧，剧情走向基本按照史实，在历史上，夏竦也是位争议颇多的人物。
夏竦其实出道很早，他父亲夏承皓在与契丹的战争中殉国，靠父亲恩荫，夏竦在19岁就出仕，起初担任丹阳县主簿，此后又得王钦若推荐，三年后就入京担任右正言，参与编修国史的工作。
夏竦和赵祯的关系非比寻常，在赵祯还是个庆国公没成为皇太子时，夏竦就担任过他的老师，所以君臣两人是有师徒之谊的。
初入仕途的夏竦是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夏竦锐气正盛，敢于针砭时弊，在朝堂上也敢据理力争，比之《清平乐》里的韩琦等，青年夏竦要更加恃才傲物，也可以说年少轻狂，连丁谓、李溥这样的重臣，夏竦也敢当面怼到他下不来台。
正当夏竦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为一桩家务事被当头打了一记闷棍。
人不风流枉少年，宋朝风气开放，夏竦也顺应潮流。不过却因为在外头风流快活搞得家里河东狮吼，母亲护着儿子又和儿媳怼得不可开交，闹得满城风雨，一举冲上热搜头条。
因为这回事，夏竦被贬出京，京官混成了地方官，大好的前程也被耽搁了好久，直到天圣四年（1026年），夏竦才返回京城，出任翰林学士。
竦娶杨氏......与弟媦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母相诟詈，偕诉开封府，府以事闻，下御史台置劾，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
在《清平乐》里，这个事件被艺术加工了一下，挪到了宋仁宗时期，闹到了皇帝那里。显然对夏竦这个瓜，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或是平民百姓，都是非常爱吃的。
所以《清平乐》中夏竦出场的时候已经是人过中年，经历过沉浮，是个官场老手。
话说回来，夏竦虽然被外放，也未尝不是好事，出任地方也为夏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地方任上，夏竦颇有政声，赢得了诸多赞誉，也为其日后重返朝堂积累了基础和见识。
天圣三年（1025年），朝廷打算派夏竦出使契丹，因为父亲在与契丹作战阵亡的缘故，夏竦表示拒绝，他说自己无法忍受对契丹下拜的礼节，连听到契丹的音乐都受不了，一时夏竦的孝义传遍天下，欧阳修都为他点了个大赞。
天圣七年（1029年），夏竦出任参知政事、知开封府，任上颇有建树，风光无限，八月擢升为枢密副使。
宋仁宗在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夏竦因为在开封府任上的高调遭到弹劾，被外贬5年，宝元元年（1038年），再次以户部尚书入三司使。
康定元年（1040年），夏竦被外放，这次不是贬谪，是出任忠武军节度使，为大宋御边，第二年，夏竦进拜宣徽南院使，同时兼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成为宋朝西军事的统帅。
宋夏战争中，夏竦作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没能扭转战局，宋军三川口之败，夏竦也有责任。不过这并没对夏竦造成太大影响，庆历七年（1047）年，仁宗甚至打算召夏竦入朝为宰相，由于谏官御史的反对，不得已让他改任枢密使，并手书“文行忠信”字赐予夏竦以表勉励，并有劝慰之语。
十二月，又进封夏竦为英国公。“是岁南郊，中外将相唯竦满万户”，对其特殊恩遇由此可见一二。
庆历八年（1048），润正月，崇政殿亲从官郭逵等四人谋反，夏竦受此事牵连，遭谏官弹劾。五月，夏竦被罢枢密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皇祐三年（1051年）九月，夏竦病逝，赐谥号“文庄”，仁宗亲自前往祭奠，辍朝三日。
纵观夏竦一生，作为仁宗朝的风云人物，宦海浮沉四十余年，生前身后都极具荣宠，是个不折不扣的重臣。
但在历史上，夏竦除了大文学家的声名，却又多被认为是奸邪之辈，这就与剧中也有表现的庆历新政有很大关系。
庆历新政轰轰烈烈，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受到仁宗鼓舞，大刀阔斧改革，本意是扭转时弊，但改革总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夏竦就是改革的反对派，并且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利益相关之下，政见之争就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时，夏竦的枢密使已经被罢黜，他上书万言进行辩护，并拉帮结派，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党人。
夏竦的手段不止于此，《清平乐》中宫学的老师石介写过一首《庆历圣德诗》，诗中直言忠奸，指名道姓，大肆推崇范仲淹、韩琦，把夏竦等称为“妖魃”、“大奸”。
石介不算是风云人物，他的政治经验比较浅薄，性格冲动做事又不加考虑，这样指名道姓的做法必然招致所有人的非议。范仲淹、韩琦固然觉得石介的说法不妥，过于拔高自己给皇帝造成压力，夏竦等人更是被开罪得一塌糊涂，愈加视改革派为仇敌。
石介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多有往来，且政见多有相同，所以夏竦也将其视为石介同伙，趁机弹劾范仲淹一众人等为朋党，大行结党营私之举，危害仁宗的统治。
关键时刻，欧阳修又添了把火，庆历四年（1044）四月，欧阳修特意作《朋党论》一文以图解释。
欧阳修的本意是试图向仁宗重新解释“朋党”，所以他在文章里承认了朋党之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这位才子也是个政治新手，他堂而皇之对朋党大书特书，无疑将范仲淹等人与夏竦的矛盾，由原本的个人间的私仇上升到朝堂之上的“朋党之争”。
仁宗有点不开心了，改革归改革，朋党算怎么回事，历来统治者是最忌讳手下结党的，不管你是啥党。
天平从偏向改革派转而开始偏向保守派，夏竦又放了个大招，他早就抓住了石介给富弼的信，“乃使女奴阴习(石)介书”，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
周公和霍光岂能相提并论，“夏辣告变”也就此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外有守旧势力的大力打击，在内仁宗的改革意志不坚定，“夏竦告变”发生之后，为避嫌疑，范仲淹、富弼先后离开了改革的前线，庆历新政的失败已成定局。不久，范仲淹、富弼等人相继被废黜，庆历新政进行了一年四个月后，以失败而告终。
夏竦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了成功，但因此声名不佳，被指为奸邪。
后人论及范仲淹，颇多遗憾，处于他改革对立面的夏竦也就成了仁宗朝奸邪的代表人物，可是范仲淹本人就是夏竦提拔的，知道的人却不多，他也曾为韩琦仗义执言，减轻他兵败的罪责。
夏竦本身也算一位颇有才干的士大夫，他的危害远小于那些卖国求荣的大奸臣。只是他为人处世，缺乏浩然正气，好猜阻，施展材术。
历史人物总有其多面性，夏竦虽然被论为奸邪，但纵观他的为官生涯，屡经风霜，在地方为官期间，勤勉政事，多有政声，一味以奸邪斥之，难免有失偏颇。
看他的谥号和生前身后赵祯对他的态度，也没法得出奸邪的结论，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复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