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山到疫情,在澳洲打工的中国年轻人:兵荒马乱这一年

从火山到疫情,在澳洲打工的中国年轻人:兵荒马乱这一年

澳洲猎人谷。


今年的山火加疫情让澳洲总理发了句感慨:“这是我们国家最难的一年”。疫情下,这些只有一年签证,多是打着临时工的中国年轻人往往最先被裁掉。眼下,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处境仔细打算。


每年都有5000个中国背包客来到这个世界上法定时薪最高的国家。这里被称为“土澳”,因为遍地的野生动物,永远湛蓝的天和海水,大片的农场和森林。同样有名的还有每小时最低19澳币(约90人民币)的时薪。


因为缺少劳动力,澳洲每年向中国开放5000个为期一年的打工签证。这些打工度假群体,称自己为背包客,或是WHVer(Work and Holiday visa)。


今年的山火加疫情让澳洲总理发了句感慨:“这是我们国家最难的一年”。疫情下,这些只有一年签证,多是打着临时工的中国年轻人往往最先被裁掉。眼下,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处境仔细打算。


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讲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们要说的,是他们在困境中的勇气,行动,和乐趣。


按摩店,山火,和一个愿望


绿头是个95年的姑娘,刚刚被餐厅解雇了。原因很简单,3月23号澳洲关闭了一切餐饮堂食,营业额骤降,首当其冲的就是后厨四个外地背包客。他们暂时还住在餐厅的宿舍里,但这个小镇偏远,没有车寸步难行,绿头和朋友打算飞到澳洲首都堪培拉找新工作。老板略有愧疚,提出说:“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机票”,而后似乎想起来,机票涨价了,改口道:“我给你们提供电脑买机票。”

“没必要啊大哥”,绿头在心里说。


她的计划被打乱了。原本她和男友飞越了太平洋来这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去年从中医专业毕业,她想要出国学医,需要一大笔费用。澳洲的时薪诱人,她听过的最好的最不可思议的待遇——一周4000刀。这里的蓝领工人待遇很好,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但绿头没想到,今年却是个艰辛年:从去年年末到现在,澳洲大火加疫情,折腾不断。


第一份工,她在农场里干活,第二份工,在悉尼附近的猎人谷的按摩店里。猎人谷是澳大利亚有名的酿酒乡,风景秀丽。这份工作薪水挺好,新鲜人新鲜事不断。


全世界都一样,按摩店分正经和不正经两种。绿头在正经的按摩店里,也会遇到不正经的对话。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有没有happy ending的服务啊?”这是行话,指的是色情服务的意思。绿头说没有,对方还会骂一句。有次按摩完客人当面问她:“有没有body to body survice吗?“没听过,绿头说没有,客人扫兴走了。回头问台湾同事,同事大笑:“body to body你不知道?就是肉贴肉啊。”


从火山到疫情,在澳洲打工的中国年轻人:兵荒马乱这一年

同一方向天空在山火前后的对比


年底澳洲东部森林起火的时候,绿头已经离开了按摩店,男友去了悉尼学语言,她和朋友来到了现在的餐厅。有一天她发现原本非常干净的天,北边晕染了一片红,一问才知道,森林起火了,烧的就是按摩店那附近。


澳洲的山火每年都有,大家不甚在意,但国家公园一个连着一个,火越烧越远了。


有一天她和男友开车回悉尼,没有走高速,绕路猎人谷。进去的时候,发现原本灭了的山火又开始了,森林冒出很大的烟,半边天都发红了。他们沿着国家公园边上一直开,很担心遇到明火。路上她见到有的车轮胎开始液化,闻到的都是呛人的气味,像锅炉的味道,鼻子和身上都是脏脏的。所以等到绿头想往国内的家里寄口罩的时候,澳洲已经买不到什么口罩了,因为山火的时候已经买断了。


一月初,台湾的同事开玩笑说:“你知道你们湖北有肺炎吗?香港都传得很严重,说是sars,你怎么不紧张?”绿头没有完全当真,但学医出身对于传染性疾病敏感,她还是开始担心合肥家中的父母,并且线上买了一堆口罩消毒液维生素寄回去。她叮嘱父母不要出门。


一开始,当地人大多觉得肺炎只会在亚洲传播,但眼看着形势不对,餐厅的洗手液也跟着更新迭代了。二月中的一天,她看见餐厅经理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一瓶杀菌洗手液,她笑了一下,心想:这也太晚了。经理说:“笑什么,你看看你们国内。”


绿头回:“那又怎么样?They are fighting. ”


到了三月中,餐厅又升级成了不用接触的免洗洗手液,同时开始禁止现金交易,每天用酒精棉擦洗刷卡机。绿头早就在追着身边的人洗手。有时候被安排去收银,出一次单洗一遍手,一天洗六七十次。小镇上最近有了一个确诊病例,但他们不能戴口罩,戴口罩客人会害怕。


国内,她的很多同行正在一线奋斗。朋友圈里那些在医院工作的老师和同行,以往有伤医事件时都会集体发声,把头像换成黑丝带。但这次,他们却出奇地沉默。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失望和无力。这个职业,在光环与现实之间,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飞机上绿头第一次戴上口罩,落地堪培拉后她决定自我隔离一段时间。澳洲现在秋高气爽。她在新宿舍收拾了一天,看着阳光从大窗户里洒进来。她想着,还是要继续自己的路,打工,赚钱,学医,做个医生。

葡萄园,n95,和一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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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西海岸。

每个来澳洲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为了争取每年这仅有的5000个名额,他们常常需要花费近万元在找中介和语言考试上。来自武汉的闻严用一句话解释自己的动机:


“就是年轻不安分。你想啊,赚不到钱我也能去玩一玩,不好玩还能顺便赚点钱。”


半年前,闻严还是一名在杭州工作的木工老师,每日跟木头打交道。大学毕业几年后,他改行做了自己兴趣所在的木工,又在三十岁职业瓶颈期,动了来澳洲打工度假的心思。刚好,这种短期签证要求申请人在18-30周岁之间,闻严想,这是注定。


飞机落地珀斯机场时,他在完全陌生的异国机场发了半小时呆,而后开始步入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澳洲乡野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袋鼠随处可见,孔雀窝在门前。在洋葱厂的工作不轻松,但下班就是自己的时间,太舒服了。


直到年前那“一片混乱的时刻“到来。他是武汉人,家就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到除夕那天,家人说口罩买不到了,闻严急匆匆回到宿舍,从日本海淘了100个n95。他做木工时经常要戴着n95,因而在大家都买不到货的时候,还能从冷门的渠道找到一些漏网之鱼。这100个让人安心的口罩在18天后到了武汉。


朋友们对他说,“幸好你在国外”。他也庆幸,却更为家人朋友提着一颗心。1月23号那天,大哥只是去老丈人家吃顿饭,还没回来城就封了。两家隔着十来公里,两个月都没能回去。有朋友在东京,为了帮闻严他们买口罩,几个人四处奔走,搜罗了城里城郊所有能找到的药妆店。闻严看到照片,下雨天里打着伞,朋友的两手还拎着口罩,一身的狼狈。他默默记在了心里。


万幸家人都平安无事,闻严松了口气。


澳洲这边的生活还在继续。他换了一份薪水颇高的工作,在葡萄园。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到岗,和搭档负责采摘一款名叫“celebration”的澳洲红提。


当藤蔓已经变成了棕色,葡萄全部变成了红色就可以采摘了,摘下的葡萄分成三个等级,“最好的那种销往中国。”一箱工费5澳币,平均两人一天能摘一百来箱,一个人一周能有5000人民币。


到3月下旬,受疫情波及,葡萄园订单量减少,闻严轮休在宿舍躺了一周。他发短信问人事经理,对方委婉地表示,现在没办法保证所有人都有工作。


于是他开着这辆落地澳洲第四周买的车,在这片大陆的西南海岸区域转悠。两天开了800多公里,找了十多家厂,没有一家招人。甚至有一家他曾经工作过的,门口新竖了个牌子:禁止访客进入。


全澳洲非必要行业都关掉了,服务业餐饮业基本歇菜。卖酒的店倒没有关,可能在澳洲人的定义里,酒是必须品。他想,现在还需要人的,应该是那些供应本地生活的工厂,像蔬菜厂,肉厂。超市可能也需要人,但是人流量大,太冒险了。闻严曾看到超市门口贴着:“如果你是个健康人,你不需要戴口罩。”小镇上4000多人,整个三月份他也就见过一个戴口罩的,还是亚洲面孔。


找工作的第三天,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也许是工作得力,葡萄园的老板又把他叫回来了。不久前当地的同事还有闲心跟他开玩笑问:“no coronavirus?”但现在,他明显察觉到大家的态度开始紧张了。原本每日都有200个员工一起上班,现在也轮着一小撮一小撮分散在葡萄园里。


从火山到疫情,在澳洲打工的中国年轻人:兵荒马乱这一年

工作的葡萄园。


闻严考虑,等疫情过了,再去澳洲东海岸山火烧过的地方,看能否找到灾后重建的工作。他希望自己的木工手艺能有用武之地。但目前,呆在原地是最安全的。


现在变成武汉的爸妈一直牵挂他。他心里想,啊,角色调转过来了。


来澳洲之后,出于职业习惯,闻严花156块钱买了50个n95备着。这两箱n95后来分了一些给朋友,剩下的还好好地放着,一个都没动。跟绿头顾虑的一样,顶着一张亚裔面孔戴口罩很需要勇气。


一场疫情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观念,父母问的时候,他总是轻轻撒个小谎:“妈,不用操心,我真戴了。”

失业仅仅是困境之一


病毒面前,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脆弱。身份,地域,成了彼此攻讦的理由。当国外的疫情爆发时,海外背包客们也经历了很多武汉人曾经经历的事情。


因为正在运营一个为澳洲背包客提供资讯的公众号,危危这两个月听了太多被歧视的遭遇。


朋友跟她说,当地人当面冲他们喊“病毒”,叫他们“go back to China”。在布里斯班——澳洲的第三大城市,一座人行天桥上挂着一幅字:“新冠病毒,中国制造”。危危写文章告诉大家,遇到种族歧视,一定要在当地报警,警察会让对方给你道歉。


危危在这个群体里小有名气,外号“251姐”,因为她申请的打工签证花了251天才下来。“也许是因为工科研究生的学历,容易有移民倾向”,她说。


国内疫情爆发时,危危和伙伴发起了捐赠的行动。他们组成了一个小队伍,紧张地在网店四处找消毒液,护目镜和口罩,一有货就立马下单,再在大群里分成几份让大家认捐。湖北一些小县城也缺医疗物资,但比较少人关注,他们筹了大概一万块的物资,辗转送到咸宁,十堰的医院和环卫工人手里。在珀斯的华人群体也加入了,有人在群里说了这么一句:“没想到发起的是最不起眼的打工度假群体。”


“因为签证短期,流动性强,又通常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所以说我们毫不起眼,是最底层,也完全没错。”危危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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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物资。


一个月后,澳洲的疫情形势逐渐严峻,许多人失业了,背包客们在群里讨论起机票和回国的问题。没想到,这段聊天记录被截图流传出去,一个有69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发了这些截图,没有打码,配文:“如果是真的,北上广深的机场压力要大起来了”。


当时国内疫情刚刚平复许多,网民对于回国的人流十分敏感,评论被汹涌的言论淹没了。“咱国家又不是难民接收点。”“外国月亮比较圆,待着吧。”甚至有人顺藤摸瓜骂上其中一个志愿者女生:“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他国,有本事就不要回来啊。”


太委屈了。危危生气极了,跑上微博去理论。反倒是那个被骂的女孩子劝她,算了,不要理了。


回国或者留澳都不是容易的选择,但更多的人选择了不流动。绿头仍在堪培拉自我隔离——澳洲总理说欢迎有医疗背景的背包客去做跟防疫相关的工作,她在考虑这件事。


闻严终于在四月份去超市时戴起了n95——他说:“当地人终于开始戴口罩了,但我常买的茉莉香米已经买不到了”。


而危危,仍在密切关注着澳洲政府的新政策。她建了个背包客失业群,两天内就有300人进群了。这种时候,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总是第一位,但她希望澳洲政府也能为背包客群体提供一些临时救济,毕竟他们打工也有纳税。


截止到4月16日,澳洲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累计超过6400例。


今年二月初,有一名22岁的背包客男孩在澳洲发生车祸,抢救无效后被宣布脑死亡。当时,澳洲刚刚发布了旅行禁令,禁止中国人飞澳。背包客们为他发起了请愿活动,议员媒体发声,最后,澳洲政府松口,男孩相依为命的母亲得以飞到澳洲大陆,见孩子最后一面。


这次,他们又发起了新的请愿,希望澳洲政府可以延长打工签证期限。不然,当疫情还未结束而他们的一年临时签证到期的时候,将有很多人面临不能合法留澳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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