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發展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是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必然進程，是生產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客觀要求，分別構築了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共同形塑著中國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基本方向。從工農城鄉關係的角度，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與城鎮化進程緊密相連，觀察農民由農業向非農職業的不斷分化導致農民結構的不斷分化、進而導致鄉村社會人口結構、家庭結構、人際結構不斷變遷的歷史演進，從一元聚居向三元混居、由主幹家庭向核心家庭、由熟人社會向“熟悉的陌生人”社會的三重演變中審視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趨勢與方向，為推進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變遷，重塑工農城鄉關係，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現代轉型探尋有效途徑。關鍵詞：城鎮化；鄉村社會結構；人口結構；家庭結構；人際結構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中心任務，開啟了超越中國千年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化的歷史轉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1］。中國由此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由溫飽到基本小康且正向全面小康社會的歷史跨越，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為壯觀的大規模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奇蹟，中國鄉村社會正經歷千年大變局。國內外學者圍繞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發展與變遷展開了多學科、全方位的研究，並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但現有文獻大多未能把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與鄉村社會變遷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尤其是未能作為一個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自然發展進程來研究，而從單一的角度，或是離開工業化、城鎮化來觀察鄉村社會變遷，或是離開農業農村現代化來探討工業化、城鎮化，從而影響了對現實社會的解釋力與指導力，尤其是難以應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時代要求。更由於城鎮化與鄉村發展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是政策性要求，很容易被看作是一個實證性問題，導致了研究從實證出發，而忽視了城鎮化進程中鄉村社會變遷的深層次理論問題的探討。本文
從工農城鄉關係的角度，主要觀察從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城鎮化推動農民收入結構的不斷變革，引發農民由農業向非農職業的不斷分化，導致鄉村農民結構的不斷變革，從而導致鄉村社會人口結構、家庭結構、人際結構這三大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跨越的社會結構根本性變遷，形成一元聚居向三元混居、由主幹家庭向核心家庭、由熟人社會向“熟悉的陌生人”社會的三重演變，以此研判中國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基本趨勢與方向，為推進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變遷，重塑工農城鄉關係，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現代轉型探尋有效途徑。一、人口結構從一元聚居向三元混居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把中國由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變為“世界工廠”，農民從世代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世代相傳的傳統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由農業向非農職業不斷分化，農民結構由此發生了全新的變化，鄉村社會結構處於不斷變革的進程。作為佔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大國，中國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別人用兩百多年走完的道路，人類史上還沒有發生過這樣壯觀的歷史事件［2］。在這個進程中，數以億計農民的職業分化，鄉村逐漸演化為經濟多元化、利益多元化、階層多元化的多元化社會，各種社會力量與民間性組織逐漸發展起來，鄉村社會基礎性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遷。
農村人口在中國城鄉之間快速流動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突出的特徵，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整個歷史進程，被蔡昉稱之為所謂的“人口紅利”［3］，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只有17.9％，2000年為36％，到2017年就達到了58.52％［4］，在四十年間三億多農民變成市民。到2017年有近2.9億農民工在外務工［5］。農民工在整個建築業中佔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佔52％，佔全國工人總數的2/3以上［6］。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戰爭和自然災害才發生大規模非正常的人口流動。而在和平年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數以億計大規模流動人口，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社會大流動時代，使最落後的鄉村、最貧窮的農民成為社會大流動時代的主力軍［7］，不僅寫就了“中國製造”的歷史傳奇，而且使長期穩定的中國鄉村社會結構出現此種演變，表明社會系統處於快速變動的歷史進程，深刻改變著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可謂真正的百年變局。
在傳統的鄉村，聚居的都是世代以土地為生的農民，身份就是職業，職業就是身份，社會結構具有一元性與穩定性。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一方面，隨著勞動效率不斷提高，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必然需要尋求新的發展空間，來獲得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十一屆三中全會推進的改革，讓農民逐漸有了出賣自己產品的權利，逐漸有了自由擇業的權利，衝破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就有了可能，農民逐漸成為可以城鄉流動的“自由人” 。蔡昉對這一改革的歷程進行了這樣的概括：通過一系列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農業剩餘勞動力經歷了一個離開鄉村獲得“退出權”的過程，持續在城鄉之間、地域上和產業間流動獲得“流動權”的過程，進入生產率更高的非農及城市就業領域獲得“進入權”的過程［8］。因此，農民不斷從土地上分離出來，鄉村人口由穩定性向“大流動”演變。
此種演變，表明社會系統處於吐故納新的循環狀態，市場機制在有效地對人力資源進行動態配置［9］，在本質上是社會發展轉型的結果。根據經濟學的“收益遞減規律”，相對於工業而言農業的收益是遞減而工業的收益是遞增，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低於工業，以農業為主的鄉村與以工業為主的城市的市場競爭結果，就是鄉村優質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因此，中國鄉村社會在改革開放以後進入了向市場化轉型的進程中，沒有出現馬克思曾經提出的現代化就是“鄉村城市化”的進程［10］，而是形成了人類工業發展史上獨一無二的“農民工”群體，中國“農民工”在中國城與鄉之間來回流動。
對於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這種獨特的現象，陸益龍認為是“雙二元格局”的發展進程，不僅存在著諸如戶籍制度等已有的制度安排形塑的城鄉社會經濟二元格局，而且還存在著鄉村勞動力流動“給原先的二元結構增添了一層”，即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二元化格局［11］。因為“農民工”雖然有了自由擇業的權利，但自由擇業的機會大多屬於體制外的機會，“仍然難以通過制度安排的途徑融入城市社會”“既要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流動，又要在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擺動，由此實際形成鄉村居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二元化格局”［12］。因此，就出現了“第一代農民工城鄉兩棲”，“第二代農民工則雙重脫嵌”，完全脫離了鄉村社會的“傳統性脫嵌”和“現代性脫嵌”［13］，成為戶籍在鄉村而實際上的城市人。
鄉村人口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變動，由農業居民的一元聚居演變為從事農業的村民、戶籍在鄉村的城市人、城鄉兩棲的農民工這樣的三元混居。一是主要收入在城市、社會關係在城市、而戶籍在鄉村且只在傳統節日回到鄉村的村民；二是頻繁在城鄉之間流動的候鳥式農民工；三是主要收入在農村、社會關係在農村、家庭結構完整這種所謂“中農”［14］家庭的鄉村居民。在傳統意義上稱為“村民”的，是指固定在一個村落聚居從事農業勞動的群體，“誰是村民”不是問題。而現在“誰是村民”已成為鄉村很難確認的問題：有土地承包權的“村民”；有土地經營權的“村民”；有開名牌小車、家有豪華別墅、家產上億的“村民”；有遊手好閒、不事稼穡的“村民”；有長期在外打工、很少回鄉的“村民”；有守望家園、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村民”。不是具體的一個“村民”，就很難確定誰是“村民”，是什麼樣的“村民”［2］。
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現，村民結構的動態性，導致鄉村人口結構的複雜性。無論是在城市定居的村民還是在鄉村常年居住的村民，或是在城鄉之間常年流動的農民工，都處於動態的變化中，都在不斷進行結構性的變化。在城市定居的村民，受城鄉二元結構及經濟發展大氣候的影響，未能融入城市很可能隨時迴歸鄉村；在城鄉之間常年流動的農民工，會根據政策環境和經濟環境在城鄉之間作出理性選擇；在鄉村常年居住從事農業的村民，仍可能在創造條件為自己或下一代流向城市，都同樣具有不確定性。中國鄉村人口的變動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將會是一個經常性的狀態，那麼，現在鄉村居住的所謂“村民”就不能確定以後還是“村民”，在城市定居現在不是“村民”的也不能確定以後不會是“村民”。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現在不返回鄉村而過幾年會不會迴歸鄉村？這個村莊現在是衰落而未來會不會繁榮？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導致鄉村人口結構的變革，這到底是不是衰落？這就不能以文學家的情懷來看待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變遷，如果沒有數億的農民工置身於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中國全面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可能實現嗎［2］？
正是由於釋放了億萬“農民工”的經濟效能，帶來了現代化多重紅利，才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世界奇蹟，而中國農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低勞動報酬、低社會保障和非家庭化流動方式使農民工成為最為廉價的勞動力，這一進程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整個進程。據有關資料，從2006年到2014年，農村的常住人口減少了1.6億人，大約有20％的農民房屋常年無人居住。有學者就認為，所謂的“空心村”現象，就是城鎮化進程中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心化與勞動力空心化的發展態勢［15］。城鎮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按照中國全面現代化的頂層設計，習近平提出，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每年將提高0.9％［16］。到205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70％，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全面現代化的百年夢想。因此，
城鎮化的大趨勢難以逆轉，隨之而來的人口向城鎮集中的大趨勢也難以逆轉，如何處理好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關係，實現城鄉共同繁榮，讓農民共享現代化成果［17］，成為新時代的重大課題。二、家庭結構從主幹家庭向核心家庭演變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鄉村社會，每一個村莊都是聚族而居，形成具有共同血緣紐帶的家族這樣一個鄉村社會組織，再加上皇權不下鄉使國家和鄉村社會有一個權力邊界，村莊得以成為自主發展和自我循環的社會共同體和穩定的社會結構，從而將建立在家庭與家族基礎之上的祖源認同與民族認同合為一體，演化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所獨具的家國情懷和民俗風情，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歸屬，這也許就是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沒有斷代而傳承五千年的一個根源。
東方先進的精耕細作技術與家族制度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西方的廣種薄收耕作方式使其具有更大的動力去尋求新經濟增長源泉，這決定了西方家庭結構的鬆散性，家族的解體比東方更早也更容易［18］。所以，家庭與家族的社會共同體是中國鄉村社會最重要的特徵，而家庭結構為家族制度所決定。按照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的分析，在傳統鄉土中國社會，以血緣為紐帶組成的家庭為其基本的社會關係，縱向的親子關係乃是婚姻家庭生活的主軸，而橫向的夫妻關係只是一種配軸，夫妻關係從屬於血緣關係［19］。家庭結構以主幹家庭為主要形式，祖父母、父母和未婚子女三代以上同堂成為普遍現象。
新中國成立後通過集體化的農村社會變革，打斷了傳統鄉村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進程，家族制度作為封建制度被摧毀。到人民公社成立，國家權力全面下鄉，鄉村集體組織成為政府在基層的行政組織。特別經過破“四舊”的革命，加速了鄉村家族結構的瓦解。到改革開放前期，由於改革的主戰場在農村，農民首先獲得解放和發展，而且逐漸建立了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家族為基礎的鄉村社會結構很快得到恢復。但家族權威不再獲得國家的支持，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加快推進後，鄉村治理逐漸向村民自治和國家法治轉變，取而代之的是鄉村社會的自治權威，以及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權威。家族的關係也隨之變化，由過去的基層治理結構轉變為維持親情關係的血緣網絡。家族儘管還在公共事務中起到一定的組織作用和聚集作用，成為親情聚集和家族成員糾紛調解的組織，但家族這個中國最古老的社會組織對家族成員人身與財產權利的干預權力日益式微。
因此，對家庭結構帶來根本性影響的是家族關係不斷淡化。隨著市場經濟在鄉村的不斷推進，鄉村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鄉村社會基本擺脫了對家族制度的依賴。而家族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權威消失，社會地位不斷降低，引起了家族成員從家族中分離而走向階層聚集和產業集聚。儘管家族在諸如村民選舉、鄉村公共事務的決策中還發揮著作用，在某些涉及家族成員利益的公共事件中還依靠家族的力量，但在現代社會中，同學關係、朋友關係、戰友關係、商務關係、各種社會組織關係迅速崛起，基層治理的國家權威不斷強化，家族成員對家族的依賴逐漸降低，家族的作用和影響力逐漸消減。隨著鄉村社會組織的發展和社會保障的進一步增強，戶籍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推進為勞動力自由流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家族的社會功能進一步弱化，導致當代鄉村家族組織的外向型推進［20］，是現代文明對鄉土文明的覆蓋與改造。
恩格斯認為，“家庭，是以生產為目的的社會結合的最簡單的和最初的形式。”［21］在恩格斯看來，一定時期的家庭的產生、發展和消亡都應該與這一歷史時期的現實狀況相適應。對於傳統的鄉村婚姻而言，傳宗接代處於婚姻功能的首位。由於農業的生產方式決定著鄉村的社會關係，在農業社會是屬於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生產階段，不僅使勞動力的再生產決定著農業再生產，而且使勞動力成為社會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生產資源，還決定著勞動力老年生活能否有保障。在某種意義上，傳宗接代決定著家庭財富的傳承與延續和家庭社會關係的傳承與延續。
而城鎮化帶來鄉村社會利益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重構，村莊傳統家庭經濟功能為工業化的社會分工所取代，勞動力數量對農業生產和財富積累的作用不斷降低，社會分工對勞動力質量要求不斷提高帶來養育成本不斷提高。同時，單一的家庭養老被傳統與現代合力下的多元化養老所取代，多子多福的觀念也隨之改變，婚姻的傳宗接代功能被不斷弱化。韋伯在討論家庭功能變遷時就指出，原先屬於家庭的安全、經濟和教育功能已經轉移到社會公共生活之中，“個人不再承認家共同體是其所要獻身的客觀文化財富的擔綱者”，家庭最終退化為“共同消費的場所”［22］。
由於國家對婚姻家庭的法律規範，婚姻不再是家庭的事務而是社會事務，從而在制度上推動了傳統家庭結構的現代轉型。鄉村家庭結構由過去親子關係的“家庭等級制度”，轉變為夫妻關係的獨立、平等婚姻契約，家庭軸心關係由傳統農業社會的主幹家庭轉變為工業社會的核心家庭，由一對夫婦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結構逐漸成為主要形式，子女結婚後又建立新的家庭，鄉村傳統家庭倫理被徹底顛覆。核心家庭作為工業化、城鎮化的產物，是人類文明進程中最新的家庭形式，標誌著鄉村社會向現代轉型已成為趨勢。
三、人際結構從熟人社會向“熟悉的陌生人”社會演變
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費孝通稱之為的“熟人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社會，血緣與地緣合一，地理範圍與生活範圍合一，因此“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19］。在熟人社會，同一血緣關係或同一姓氏的人集中居住在一個村莊，不僅知根知底，而且相互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關係，家庭和宗族在人際關係中起著重要作用。涂爾幹認為，從血緣中產生的親和力是維繫人類早期的氏族（家族）成員相互結合的主要力量，這種結合建立在相似性較強的基礎上［23］。在滕尼斯看來，“血緣共同體作為行為的統一體發展為和分離為地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直接表現為居住在一起，而地緣共同體又發展為精神共同體，作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義上的純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24］。就形成了以血緣為基礎、以地緣為形式的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也就是所謂的“差序格局”［19］和“倫理本位”［25］。
在熟人的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鄉土社會的信用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19］個體之間的人情交往與互助合作，是推進人際結構密切而穩定的黏合劑，因而每一個人都極大地依附著熟人關係，鄉里鄉鄰是最基本的社會人際關係。熟人社會的這種“身份信任”，無疑是農業社會的人際關係最突出的特徵。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按照親疏遠近結成的人際網絡，並在這個特定的網絡圈內建立人情關係，維持著自己的利益結構［19］。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權力下鄉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傳統鄉村社會的格局，但仍將個人與組織（公社、單位）綁在一起，形成了非常獨特的“組織化的熟人社會”［26］。
恩格斯認為，“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27］在熟人社會，人際交往主要集中在熟人圈子，社會關係建立在親緣、血緣和地緣基礎之上的身份認同，形成較為密切的情感與道義的聯繫，具有排他性的封閉特徵。在經濟交往中遵循的是一種“禮物交換”的邏輯，強調交往對象的特定身份、特殊聲望以及與自己的特殊關係［28］。由此而產生各種各樣的人情禮俗，在互惠原則下禮尚往來，鄉村社會內“禮物的流動”習俗。因而人際交往的目的不是追求經濟理性，而是維繫一種穩定的熟人社會關係和固定的社會結構［29］。在齊美爾看來，就經濟基礎而言，熟人社會屬於傳統農業社會的交往形式［30］，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身份社會。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變化，以血緣為基礎的身份社會逐漸走向解體。
可以肯定地認為，今天的中國鄉村社會已經不是熟人社會了，但也不是陌生人社會。陸益龍認為，“鄉村社會的存在和維續是以村落或村莊為物質基礎和空間載體的”，只要村落或村莊存在，鄉村社會及村落共同體的時空基礎就存在，而“村落共同體內的各家各戶長期生活於這個時空場域”［12］，鄉村社會仍然具有熟人社會的特質，與城市的陌生人社會具有本質區別，在人際關係結構上仍然由熟人關係構成。然而，
當人際交往圈子失去了封閉性，當有擺脫熟人關係約束的機會，熟人關係的約束力也就失去了效力［31］。其實質是“利益格局”替代了“差序格局”，利益的需要大於人情關係的需要，鄉村熟人社會演變為賀雪峰稱之為相互臉熟而不相互瞭解的“半熟人社會”［32］，以及吳重慶稱之為缺少道德感的“無主體熟人社會”［33］。在中國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已經與鄉村發生了分離，越來越多的農民大部分時間已不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而是向外流動來尋求更好的機會［12］。同時，隨著信息化的推進，社會關係實現了不見面的交往方式變革。鄉村社會的人際關係的聯繫半徑得到前所未有地延伸，人際交往突破了地域侷限，對外聯繫的範圍更廣距離更遠，全方位拓展了鄉村人際關係的範圍，從而打破了鄉村原有的熟人社會圈子，使人與人之間交往對象和交往範圍前所未有地不斷擴大。農民也就很快跳出了熟人圈子，人際交往的對象大都是陌生人，越來越依賴於親緣、血緣和地緣之外的社會組織和公共生活。
—方面，只要留守的婦女、老人、兒童在村莊的存在，就必然使村莊持續著這樣或那樣的親緣、血緣和地緣聯繫，熟人社會的人際關係也將持續延續。另一方面，農民流動頻繁而長年累月缺乏共同活動，且越來越多的異地婚姻和異地定居，帶來血緣與地緣不再合一，地理範圍與生活範圍不再相同，熟悉程度不斷降低。 雖然都是同一個村莊，具有天然的親緣、血緣和地緣聯繫，但因久而久之，只知其人、不見其人，大多隻是認識而不熟識了，人情關係變得越來越淡化，相互關係不斷松疏，是熟人社會的不斷陌生化，從熟人社會向“熟悉的陌生人”社會變遷。
而城鎮化進程加速了鄉村原同質均等的社會結構的劇烈分化，新的角色群體和組織如企業家、鄉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大量湧現，導致鄉村社會階層的地位變動，長期困守在土地上的農民開始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轉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轉向另一種職業，帶來了鄉村社會人際關係結構的不斷變動。同時，一些地方大規模推進“合鄉並村”，打破鄉村原有的社會結構，使城鎮化衝擊所帶來的鄉村原子化、空心化問題進一步惡化，使傳統的鄉村由“熟人社會”加快向“陌生人社會”轉型。調研發現，
“合鄉並村”大多數地方鄉鎮政府鞭長莫及，不僅是農民難以找到鄉鎮書記、鄉鎮長，就是村幹部和村民也大多互不相識［34］。根據調研發現，不少地方即使是村黨支部書記，所認識的村民也不超過10％，這種情形已經比較普遍，使本已逐漸式微的鄉村熟人社會進一步“陌生化”。四、結語
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是城鎮化水平。城市發展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是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必然進程，是生產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而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形態無疑是觀察和評判城鎮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快速推進的中國城鎮化正將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的“農業社會”帶入到以現代、後現代為主要特質的“工業社會”，“鄉土中國”正在不斷被“城市中國”所取代。最為根本性的變化就是農業社會的熟人“身份認同”到工商業社會的陌生人“契約認同”的邏輯轉換，是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鄉土倫理”到現代文明“市場倫理”的歷史轉軌［35］。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客觀要求，分別構築了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共同形塑著中國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基本方向。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推進而加速人口向城鎮聚集的大趨勢下，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以城鄉融合發展來推進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變革，重塑城鄉關係。也
只有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才能有效應對城鄉不平衡發展的城鎮化所引發的各種社會風險，才能從根本上破解城鎮化不斷擴張所帶來的鄉村發展多重困境，實現鄉村振興。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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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文勝，湖南師範大學瀟湘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
鄉村發現轉自：《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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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城鎮化進程中鄉村變遷的現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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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小農戶興則鄉村興國家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