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郁达夫先生
白薇
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
虽然他的年龄比我可能还要小几岁，可他是早年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而我当时还是初出茅庐，我心中自认为是晚辈，对他尊之如叔叔一般。
我开始认识他是在广州。1926年冬，我从日本回来，到了香港，小手提袋被扒手抢去了，我顿时成了穷光蛋，回广州的路费都没有了，又没有地方可借，只好把全部行李抵押给旅馆，才得到30元回广州。
因为在日本时，常和“创造社”的几个朋友接触，到了广州，便直接去“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求援。在那里见到成仿吾、穆木天、郁达夫、王独清等，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请我看戏、划游艇、逛公园。国事、时局、多年的风险经历，以及个人生活......无所不谈。几位朋友当中，成仿吾像个老大哥，指引我读马、列的书。郁达夫像个老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可是很有礼貌，他关心我的前途去向，他力劝我这次回家无论如何要正式结束与李家的罪恶婚姻关系，鼓励我坚定地走文学的道路，而且要打开眼界，看到国家民族，使我深受感动。他们鼓励我到武汉去参加北伐革命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投入革命大洪流的开始。
郁达夫先生当时已是中山大学的教授，身边比较有几个钱，但他为人很慷慨，常请大家吃饭，酒喝得半醉便作诗抒怀。因为他要回上海工作，便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12月7号，是他的生日，我也和大家一起参加了他的30生辰庆祝会。当时我想：30岁还不能算寿辰，为什么要庆祝呢？很久以后，我才理解：那是革（XX）命的聚会，文思勃发的聚会，所以到会的朋友都作诗一首以志这一难忘的聚会。这次会上，话题很多，话锋激荡，对社会时弊切中要害，我虽尚不敢高谈阔论，但深有同感。席间，我尤其佩服郁达夫先生的态度，有人说我的创作思想受“创造社”的影响很深，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时不知是谁偷偷告诉我，说是郁达夫有意追求我，使我吓了一跳。我深心尊敬他是文学先驱，是长辈！这话我几乎不敢听，也不相信。但我从此不敢单独接近他。
1927年，汪精卫叛变，大革命失败，我辞去了武昌中山大学教职，愤然离开国际编译局跑到了文化人集中的上海。我身边无钱，住不起旅馆，就借住在“创造社”的食堂里，后来写了些小文章，收到了很少的稿费，才租了一席之地的小亭子间住下，但仍在“创造社”食堂吃饭。因为食堂收费便宜，所以有许多当时靠写文章吃饭的人在那里搭食，郁达夫等大文人大作家常去和这些文笔战友谈天，联络感情。郁达夫非常平易近人，爱广交朋友，无论对谁都有话说。他一来到食堂，总是从这桌走到那桌和青年朋友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和他们握手，亲切地拍拍肩膀，青年人都爱接近他，有些人常到他寓所谈天求教，他都是来者不拒。他一有了稿费便约朋友去玩，去吃饭，可是他自己的衣着却是从不讲究，因此有人说他“散漫”、“浪漫”、“不修边幅”。
这时我和他可说是老朋友了，只因在广州时曾听说他有意追求我，而他在文学上是先生，是长者，我心中仍然是以叔辈看待他，尊敬他，敬而远之。他仿佛也知道我的顾虑，有一次曾对我说：“有人认为我很浪漫，其实我的内心是很正直的，别看我常常和女孩子们也握握手，拍拍肩，我认为这是友爱，不是邪爱。你不信？即使有哪个女孩子在我家过夜，我绝不会触犯她。”他邀我去他寓所作客，我始终不敢。
不知什么时候他爱上了王映霞，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女青年坐在一桌吃完饭，郁达夫走过来没有说话，便拉了王映霞的手走出去了。第二天王映霞穿起了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来到食堂，大家叫她“达夫太太”，真是“特别快车”。王映霞并不是文人，也不十分美俏，只是会安排生活，这说明郁达夫先生是个实在的人，他生活上确实需要一个能干、会过日子的内助，他并不是采花的浪漫公子。
他的文锋犀利，为当时的当局所忌，他怕这样会对“创造社”不利，便自动宣布退出了“创造社”，后来便和鲁迅先生合编《奔流》月刊。他鼓励我向《奔流》投稿。鲁迅先生很热心培养我，于是由杨骚带领我第一次把我的三幕话剧《打出幽灵塔》送给《奔流》发表了，以后我认识了鲁迅先生，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益，这也应该感谢郁达夫先生的关照。
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
我每一想起达夫先生就怀念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和那浓烈的革命激情！他蒙难了，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暗害中！他死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郁达夫先生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1984年5月于北京（何由整理）
白薇
（1893～1987），原名黄彰，中国近现代女作家。
清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五日生于兴宁县南乡渡头（今属资兴市白廊乡）秀流村人。
白薇著有大量诗歌、小说、剧本、散文，其代表作有剧曲《琳丽》、剧本《打出幽灵塔》、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长篇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1983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白舒荣、何由合著的《白薇评传》。198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白薇作品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