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新高考元年”，浙滬兩地的新高考改革試點接受了這次高考的檢驗。圖為2017年上海高考。（視覺中國/圖）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改革總時間表或將整體延遲，各省份尤其是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地區，對待新高考改革態度更為審慎。
鄒涵所在的學校師生比是1∶13，沈月所在的學校略高一些，能達到1∶10。但根據浙滬經驗，師生比要達到1∶8才能勉強滿足改革條件。
楊明發現，上海大多數學生在一年兩次英語考試中，都會選擇考兩次。原因是，每次等級優劣都是根據總人數來排名劃分，“不僅要確保自己足夠優秀，還要‘佔位’，不能讓別人也‘優秀’”。
身為安徽一所重點高中教導主任的鄒涵，是從《安徽日報》上獲知安徽省2018年暫不啟動實施高考綜合改革這個消息的。他清楚記得，自己當時大大“鬆了一口氣”。
2018年9月11日，安徽省教育廳稱，經過對高考綜合改革進行了風險評估，經統籌考慮、審慎研判後，僅在系統內對口進行部署。
這本應是新高考改革第三批試點省市啟動的時間節點。但這一時間節點過去兩個多月後，18個試點省份中仍有超過一半至今未宣佈相關方案。河南、四川、山西、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江西、貴州、西藏等9個省份，既未明確“官宣”暫緩改革，也遲遲不見“改革動作”，被外界解讀為推遲改革試點。
作為通向國內大學的唯一渠道，高考的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試行的第4年。按原定計劃，加上第一批2個省（上海、浙江）及第二批4個省（北京、天津、海南、山東），到2019年高考，全國將共有24個省啟動新高考，不再實行文理分科，考試科目變為“3+3（即‘6選3’）”。
但截至目前，第三批中只有江蘇、福建、遼寧、廣東、湖南、湖北、河北、重慶8個省市宣佈並於2018年秋季學期按時啟動新高考改革。
試點省份緣何由18個銳減至8個？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四年過去，試點省份出現不同困惑。調整師生比、增加教室、重建管理體系……面對新高考，試點省份的高中往往疲於應付諸多問題。而選課當中出現意外的偏科、“物理遇冷”等情況，經歷2017年“新高考元年”後，高中遇到的問題傳導至高校端，體現為老師發現新生物理水平普遍下降。
四年試點遇到的一系列情況導致改革總時間表或將整體延遲，各省份尤其是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地區，對待新高考改革態度更為審慎。
“有些地方評估發現自身資源跟不上（改革）節奏。”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南方週末評價。
“看著浙滬一路走來，邊看邊反思”
兩年前的暑假，安徽省的高中老師們先後拿到了安徽省政府印發的《安徽省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方案中確定2018年啟動實施新高考改革。
用鄒涵的話來說，從那時起，他所在的學校就開始“緊鑼密鼓”地為落實新高考改革作評估和籌備。
2014年9月4日，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意見提出新高考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要求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改革考試形式和內容以及招生錄取機制等，以上海市、浙江省為改革試點從秋季開始執行新方案。
從地理位置上看，安徽距離2014年率先試點的上海、浙江最近。這也給鄒涵和他的同行們學習滬浙經驗提供了便利。接下來兩年，鄒涵所在的學校先後多次組織不同層級不同學科的老師前往上海、浙江考察新高考改革試點情況。
“我們是看著他們一路走來，邊看邊反思，”鄒涵說，“自覺還難以達到改革的條件。”
上海新高考實行“3（語數外）+6（物化生政史地）選3”科目組合，浙江則在“6”的基礎上另加一門技術科，為“7選3”做法。“3+6選3”有20種科目組合，“3+7選3”則有35種，鄒涵等一線老師都認可高考改革的方向性正確——諸多組合擴大了學生的學科選擇權、考試選擇權、課程選擇權。
然而，在實際的改革落地中，如果允許學生自主選擇的話，學校就必須根據學生的選科提供足量的課程供“走班”。鄒涵舉了個例子，假設一個年級有120人選歷史，就得至少開出3個歷史班，否則不能滿足學生。但實際情況是，即使在重點高中，學校目前的師資力量也遠難承擔這樣的辦學模式。
“重新配備整個學校的師資力量，難度太大。”鄒涵認為，這是新高考“改不動”的“第一難”。
鄒涵所在的重點高中以理科見長，每年高考，理科生的一本上線率要比文科生高。目前學校的理科學生佔比更高達80%以上，文理科行政班級比例分配則是1：4。這意味著，學校裡教理科課程的老師遠遠多於教文科的老師。
一旦讓學生自主選科，學校最擔心的正是文科老師不足，沒法開出足夠的班級滿足需求。而眾所周知，每所高中尤其公辦高中的教師編制都有著嚴格的限定。
“每年從省到市再到縣，最後具體到每個學校能分到的編制可能只有幾個。”浙江某縣教育局局長曾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有無編制與教師薪資水平、福利直接掛鉤。因此，地方上常常出現編制越少越難留住老師，師資越薄弱辦學越艱難的惡性循環。
儘管不像公辦學校那樣嚴格受限於編制，但民辦學校也有同樣的師資焦慮。
不久前，成都某校副校長沈月剛參與了2019年招聘新老師的會議。眼看著“隔壁家”重慶已經啟動改革，沈月判斷四川“早晚也要動”。但由於省教育廳遲遲沒有發文宣佈啟動改革，學校的招聘方案只得遵循舊例，未將為走班增加師資力量的因素考慮在內。
沈月擔心的是，如果到了明年5、6月突然宣佈啟動改革，學校師資儲備又不足怎麼辦？“我們預測不了這個數量（因走班增加的老師），其中的風險是我們必須承擔的。”
鄒涵所在的學校目前師生比是1∶13，沈月所在的學校師生比略高一些，能達到1∶10。但根據浙滬經驗，師生比要更高才能滿足改革條件。上海一所高中的老師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學校原來的師生比是1∶10，改革後達到1∶8，勉強滿足改革條件。
“我們學校還是一所民辦學校，招聘教師受編制的影響沒那麼大。”這名老師說。
師資力量很大程度上仰仗地區經濟實力，上海的中學還只能勉強滿足改革條件，到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鄉縣，情況只會更加艱難。
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多名高中校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大多數高中幾乎每年都在擴招學生，增添多少師資力量原本基本根據擴招需求來定，一旦疊加走班選課，招聘計劃就更難確定了。
屆時，需要多少老師，完全看學生怎麼選。“誰也不能保證明年學生‘口味’和今年一樣。如果今年學生偏理，我理科老師多，明年偏文怎麼辦？難道要解僱老師？”一名不願具名的高中校長對南方週末記者描述了這種“尷尬”，“況且，學校也不能等學生選完課再去招老師。”
新高考改革後，選課中出現意外的偏科、“物理遇冷”等情況，通過2017年高考傳導至高校端。圖為2017年上海高考。（視覺中國/圖）
勸學生換一個課選
師資不足直接影響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校長們普遍擔憂，實習選課走班後，流動的老師怎麼管理流動的學生？
以前五六十名學生一個行政班，班主任很瞭解學生情況。打破行政班，也意味著打破“班主任責任制”，一些校長很擔心“管不住”。
除了軟件，選課走班對學校管理的硬件資源要求也讓不少校長皺眉。宜賓一名高中校長給南方週末記者算了個數，他的學校目前一個年級有近千人，總共65間教室，包括常規教室和實驗室等場地。一個行政班五六十名學生。如果開始選課走班，光是教室需求就會成倍增加，他至少得為此“再蓋棟樓”。
事實上，有的學校比如鄒涵所在的高中已經蓋了一棟新樓。鄒涵說校領導慶幸這棟樓“剛好能派上用場”。
比錢到位更關鍵的還得有技術。二三十種選課組合如何排課，一度成為試點省份高中校長面臨的“頭號難題”。
“怎麼排都有學生上不了課！”劉亞是河南省一所普通高中校長。他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該校曾經模擬過選課排課表。不是老師的時間不夠排，就是學生選修課程時間會衝突，讓他很是頭疼。
現在，上海大部分高中都將課表交給專業公司來排，應用的是復旦大學開發的一個系統。輸入一個要選擇的課程組合，系統會自動生成一張課表。
但當沈月看到上海盧灣高中的排課表時，還是“有點嚇到了”。沈月剛從上海學習高考改革經驗歸來，她瞭解到，盧灣高中一個年級200人，整個學校也就六百餘人。這所位於浦西的學校，人數相對上海大部分高中而言已經較少。但課表密密麻麻，讓沈月看了都覺得很複雜。
考察一圈下來，沈月自覺四川很大，各地教學資源本就參差不齊。就學校的教學資源而言，各個學校必須量體裁衣，根據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來做選課的方案。
“實力雄厚的學校可以選擇大走班，每個學生一張課表。實力較弱的學校可以選擇提供套餐組合，滿足大部分學生的選課需求。”沈月說。作為校長，她的一個判斷是，成都的學校至少都能提供選課套餐，但要做到一個學生一張課表，估計很少有學校可以滿足。
從浙江和上海的高考改革歷程來看，由於師資、場地不足，選課走班變為“套餐制”已經成為不少高中的“首選”。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也認為，這是未來新高考改革具體落實的一種趨勢。學校規模越小排課難度越小，越大的學校學生越多，越難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你去餐廳吃飯，表面上看是你點啥菜廚師做啥；反過來想想，餐廳菜單上有什麼菜，你才能點什麼。”鄒涵說。他也剛從上海、浙江考察了一圈回來，他發現文理科偏向較強的高中選課走班相對應朝文科或理科方向側重就行，但一些偏向不強的“中間學校”，必須得把課的組合“開齊全”了。
楊明所在的高中就屬於上海的一所“中間學校”，實行“套餐制”選課走班。他對南方週末記者坦承：“有時學校實在開不了那麼多課，我就得找學生做思想工作，讓學生換一個選。”
改革試點幾年下來，楊明還發現上海的一個“怪象”。大多數學生在一年兩次英語考試中，都會選擇考兩次。即使春考成績已經是最好的等級，還是不願錯過秋考。原因是，每次等級優劣都是根據參考總人數來排名劃分。
“學生不僅要確保自己足夠優秀，還要‘佔位’，不能讓別人也‘優秀’。”楊明苦笑道。
“箭在弦上”，不得不改
到上海、浙江考察學習高考改革經驗，已經成為安徽、四川、河南、貴州等“預備大軍”每年例牌的高中校際交流活動。“預備大軍”還會主動邀請浙滬高考改革研究專家到當地給校長們進行培訓。
2018年8月6日到10日，成都某外語學校副校長孫一行就參加了四川省教育廳在金牛賓館主辦的“校長培訓”。
孫一行回憶，8月7日那天，在校長培訓上，四川省教育廳相關人士明確傳達新高考改革即將啟動的信號。即便原定的2018年啟動“可以有變”，但改革已經“箭在弦上”。
雖然目前四川尚未宣佈啟動改革，但在孫一行看來，這次培訓是在給四川的高中校長“敲一記警鐘”。因為2020年是各省進入新高考改革的最後時間節點，“如果條件成熟我們當然就開始了”。
次日，8月8日，孫一行還聽了上海市首批名師名校長人選鄭榮玉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主題報告。鄭榮玉談了上海改革過程中的實際困難。國家副總督學、原教育部基教司司長王文湛則作了高考改革的政策背景解讀。
然而，無論學習還是考察，“預備大軍”往往“越看越發怵”。在劉亞看來，浙滬的教育資源已經領先全國，但推進新高考改革仍然遇到資源協調的種種難題。“換做我們（河南），本身就是高考大省，僧多粥少，哪有充分的資源應對？”劉亞說。
第三批試點省份中另一備受關注的有江蘇省。
2018年6月15日，江蘇省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專題研究江蘇高中招生、高考改革以及高考命題等事項。會上，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直指江蘇高考改革十年遇到的問題和阻礙，相關講話一度在網上廣為流傳。
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區教育局局長陸建國曾就高考相關問題發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寫道：
中國國情複雜，各個省份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這是啟動所有改革都應統籌考量的一個基本現實，在相當一部分地區不具備與改革相匹配的物質條件時，貿然一刀切，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具體到此輪新高考改革，顯而易見，浙江方案中的“7選3”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不僅造成了物理學科選修學生數的大幅降低，而且，與之對應並普遍推行的選課走班制度，更帶來了師資力量的不匹配，以及教室和專用室的嚴重短缺問題，很多學校在落實過程中，可以說是勉力為之，乃至變形走樣。浙江作為東部發達省份，尚且勉為其難，如果把這一方案推廣到全國，筆者認為，對於大部分省市而言，這將是高中學校不能承受之重。
陸建國是為數不多明確發聲支持應試教育的教育體制內人士，不過，南方週末記者聯繫他時，他表示“要多做事少說話”，拒絕再就此發言。
儘管不少一線高中教師對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落實細節存疑，但他們同時也表達了對改革方向的認可。最關鍵是，大家都知道方案本身不會再“大改”，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改革文件下來之前想好對策。
“國務院2014年就頒佈了高考改革總體方案，並不會有大的調整，暫緩只是要評估各地是否具備改革的條件。”熊丙奇判斷。這種評估，即根據“3+3”科目改革對高中辦學的師資、課程、場地、學生生涯規劃教育等要求評估改革的條件，在改革準備更充分時啟動改革，避免改革方案在落實時大打折扣。
至於已經“官宣”的第三批試點省份，則在抓緊籌備推進改革落地。廣東省教育廳稱，早在實施“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時，廣東就曾在“分科教學”“選課走班”等教育教學方式上進行過有益探索，積累了一定經驗。
繼2018年9月21日“官宣”後，廣東省教育廳10月8日發佈了《廣東省教育廳關於做好普通高中課程教材實施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各地要積極探索適應選課走班需要的教學組織管理制度，指導學校從2018級學生開始有序推進選課走班，加快建立完善選課走班和學生髮展指導制度”。廣東省教育廳還表示，將出臺有關文件，指導各地開展選課走班。
還有的高中為了減少學生選課的迷茫，計劃和大學“聯手”，幫助學生做生涯規劃。
鄒涵就已經對接了一批高校。一旦要開始選課走班，他打算先請高校的教授來給學生講解選課與今後專業選擇的相互影響，以供學生思考確定選課與未來發展方向。
“現在考大學填志願很多都是聽班主任和家長的，”鄒涵說，“二三十種組合，一個沒滿18歲的高中生怎麼選？”
（本文首發於2018年11月22日《南方週末》）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鄒涵、楊明、劉亞、沈月、孫一行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