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 圓了我的少年夢
時光如梭。隨著時間的流逝，好多的事情都淡忘了，但是有一件事情總是揮之不去，那就是一個有關吃水的故事。
我的家鄉在慶雲縣徐園子鄉徐園子村。慶雲縣地處黃河流域下游，近鄰渤海，是黃河淤積平原，退海之地。因長期受海水浸染，使得全縣有 80% 以上區域淺層地下水苦鹹，礦化度超出正常飲用水的 10 倍以上，300 米以上的水高氟重碘，氟含量高出飲用水的 2--3 倍。因此飲水問題從祖輩一直困擾著人們。慶雲縣有十八苦村之說，重點是嚴務、徐園子、 崔口等鄉鎮，之所以苦就是因為用水困難，一輩輩喝著苦鹹水，滿地的鹼嘎巴，老鄉編出了歇後語:“想喝甜水，靠天; 想吃白麵，稀罕。”人們喝點甜水只能依賴雨水，遇上旱年就沒了轍。
文革期間，學校的老師、學生都停課鬧革命去了，我不得不輟學在家務農。那時還是大集體，為了掙工分，就得去生產隊參加勞動。隊裡的活很少有適合少年的，隊長對我也比較照顧，儘量安排些力所能及的活兒。麥收時跟著鋪鋪草腰子，秋後扛著榔頭去地裡砸坷垃。幹得最多的是給生產隊喂牲口，那時牲畜是生產隊的主要生產資料，一個生產小隊餵養著十幾頭大牲畜，耕、耩、拉、打、澆等重農活都指望這些大牲畜完成，平時社員們碾米磨面也是靠它們。我成了小小飼養員，每天揹著筐拿著鐮去大窪地裡割草，給牲口打草成為我的主要任務。有一天又去家北河攤打草，一出村看到鄰村張培元村南立起了高高的鐵架子，我非常好奇地奔了過去。到近前一看是打井架，工人們穿著工作服，戴著安全帽忙碌著。我這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機械打井，機器轟鳴，工人不時用大鐵錘敲打著什麼，發出震耳的響聲。大人孩子圍觀，上百人圍了一圈，看得出神，覺的新鮮。正看著，過來一個穿制服的人，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在那裡指手畫腳不知給工人們說什麼。我們越看越湊的井架近了些，人家怕出危險，攆我們離的遠一點，歪著脖子對著我們說:“不知靠近有危險嗎?不懂事!”一會兒轉到我跟前說:“你怎麼還不走，去!離遠點!”我覺的這人說話太硬氣，少不更事， 抬起腚隨走隨頂了句:“我就不遠點你敢怎麼樣!”這人也不示弱，隨口罵了句:“你這小兔崽仔哪村的?”我說:“哪村的你管飯嗎? 你還罵人呢。”這時小夥伴們一聽我和人家頂嘴，圍了上來，有些大人也上來看熱鬧。你一言，我一語，那人也沒再多說什麼，我一看他被我們嚇住了，更來了勁:“你不就是個打井的嗎，有啥了不起，有能耐也給俺村打口井，俺村也是苦鹹水”，其實我是氣他。我這麼一說，那人接話說 :“這是你小孩子管的事嗎?我有能耐沒能耐，去不去你村打井你管的著嗎? 這要上級說了算。去!打你的草去”！ 轉身走了。
其實，那時人家說的這些話我真不懂，啥叫上級?上級是誰?是人還是單位?在我心裡始終是個迷。每當拿起舀子喝著苦鹹水，就想起這件事，我們村也是常年喝著苦鹹水，上級怎麼不給我村打眼井呢? 在我腦海裡是個問號，從沒忘記過。從那時我就有個夢想，我長大能頂事了，我要找上級給俺村打口井，讓全村老少再也不喝苦鹹水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縣政府任職，分管農、林、水等項工作。那個時期，全國北方連續幾年旱情嚴重，一年降雨量不足幾十毫米，黃河斷流，慶雲處於德州引黃的最下游，距齊河李家岸引黃口300多華里，中間經過五個縣市，引點黃河水半路上就被截流了，根本流不到慶雲縣，不但無法灌水，連人畜飲水都發生了困難。解決水的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雖說已建了嚴務水庫，但黃河斷水水庫水源也無法補充，用一點少一點，全縣飲水難問題仍無法得到解決。我與縣農委、水利局的負責同志跑遍全縣的每個村莊，查看災情瞭解人畜飲水狀況，提出解決方案。1998年，縣政府研究決定，在全縣打部分深機井(600米左右）解決人畜用水，當時，打一眼井需十五萬元，縣裡出資十萬元，打井村自籌五萬元，由此在全縣拉開了打井抗旱的序幕。這時我又想起孩提夢想打井的事，就專程回家一趟，動員時任支部書記徐景泉（我的哥哥）、主任徐炳炎極積報名打一眼甜水井，解決全村吃水問題。井打好後，我又幫助他們與全縣一樣安上了自來水，一天兩次給村民開機送水，全村用水有了保障，告別了肩挑車推喝苦鹹水的歷史。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人們生活、生產等水平逐步提高，特別是人畜飲水，人們對健康、安全飲水的要求越來越高，縣委、縣府決定，借用黃河水，實行全縣統一供水，並組建了統一供水工程籌建處，由我兼任第一任籌建處主任，我受全縣人民的重託，帶著少兒時的夢想，不辱使命，和同志們一道在全縣打響飲水工程攻堅戰，精心規劃、設計、購設備、籌資金、找隊伍，通過幾年的努力，完成了村村通自來水，成為全市第一個城鄉供水一體化的縣，使全縣人民飲用上了健康、安全的水。
告別千年苦水，迎來萬代甘甜。改革開放的發展，我的家鄉徹底告別了飲用苦鹹水的歷史，同時也圓了我少年時期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