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结束了，淘宝成交额2684亿，创造了电商交易的全新纪录。央行更发布“双十一”当天数据，网联、银联共处理网络支付金额达1.48万亿。可以说，每年的“双十一”，都是在创造全新的历史。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技术的迭代，更离不开商业的发达，如果没有国家对商业发展的支持，电商难以有今日的辉煌。
在古代，重农抑商是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铁则，商人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中，地位永远处于末端，即便是远贫于他们的农民，地位也在商人之上。但实际上，商贾的地位并非一直低于农业。
《周礼》有载：“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而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妇功。”
其中的“旅”，即就是商贾，从记载可看出，此时商贾的地位低于王公、士大夫，但是要高于农夫、妇功。
首先提出“士农工商”这一社会分层结构的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他建议齐桓公“成民之事”以扩大统治基础、增强国家力量。由此，将四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将商人的地位从曾经的高于农夫贬到了最低。从此，“士农工商”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社会结构格局，对商人的压制更在历史上一以贯之。
那么，一项由春秋战国时期一国所颁布的政策，为何能够传之万世而不朽？
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发达的商业与政权的冲突。
春秋战国时代，是商贾在中国社会史上发展的黄金时代，锱铢必较的商贾在此时积累起了巨额财富，少数人甚至凭借财富“富垺王侯”，雄厚的经济实力便对王公士大夫的地位形成强烈冲击。
对于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王公贵族而言，对待商贾，从根本来看，只有两种方法，一个，强力打压；另一个，承认其地位，给予商人与其财力相匹配的权力。但承认地位这一方法却带来新的问题，权力配额是一定的。既然蛋糕的尺寸固定，那如若要分蛋糕，必然要削减其他人的份额，无论砍掉谁的份额，必然都会产生政治的动荡。比起统治的稳定，那还是打压来的划算。
然而，打压也得讲究方法和策略。
如若直截了当的剥夺商人财产，在春秋战国那个动乱的年代，必然招致豪强巨贾的反抗，这些人凭借其财力所豢养的门客，一样会对统治造成冲击。
这种矛盾的情形下，统治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贵贱之别，力图使商人成为全社会普遍看不起的人物，让原本羡慕商人、想要逃离农田从事商品交换的务农人员停了心思，专心务农。
然而，要想没有人去羡慕商贾，首要条件便得让商人的巨额财富没有用武之地。个别东西即便你有钱，但只要你是商人，不卖给你。仅在购买力上进行限制仍旧不够，最根本的，是必须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与经商完全不同而又为人所羡慕、且不会对统治形成冲击的行业，这便是所谓“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的渊薮。
财富多寡不成为区别贵贱的标准，而关联于权力高下。于是，官僚士大夫成为四民之首，商贾沦为末业。
通过这种手段，执政者将“富”与“贵”相分离，给百姓搭建出一条与经商有别的真正致富之路——“由贵而富”。摆明了告诉被统治者：财富是权力的报酬，而不是根据，商贾再有钱，在真正的上层社会，没地位、不受重视。
再一个原因，贱商也是为了重农。
古代皇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皇帝更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商贾流散势力的抬头必然导致地主的式微，为了维护皇权的基础，贱商必不可免。
可在商贾而言，身拥社会大量财富，却不能在社会地位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与财富相匹配的话语权，心亦有不甘。为在保有财富的基础上实现地位晋升，途径“唯学”而已。
古时的富一代无论如何，即便捐官，也不可能在主流统治阶层中被看得起，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改变身份，从商人变成地主；其次，培养家族子弟，“学而优则仕”，跻身士大夫之流，依仗财力跻身富裕，凭借富裕走向权贵，再利用权贵的特权来保护财富。
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历史上数不胜数的商贾兼并农民的现象，这也是商贾改贱入贵所造成的历史悲剧。
“贱商，历史的事实，利害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