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树一帜 一帧展现民间陶瓷艺术的壮丽画卷磁州窑，不仅以她古老久远的烧造历史称著于世，更以其多姿多彩的艺术创造响誉中外。走进磁州窑，我们不仅为它的光辉历史所征服，更为它的绚丽艺术而陶醉。
（一）磁州窑造型之美
典雅挺拔、雄浑大器一个美好的事物首先要有一个美好的形体。而“一件好的陶瓷器物造型应是实用功能与视觉美感的统一体”（72）。古代磁州窑的匠师们正是在器物制作的过程中努力追求实用功能的同时，巧妙地将器物主体的重心部位上下移动，使器物的轮廓形成一条有弹性的曲线。并使器体从盛体的最大直径处竭力向上、足部位收敛，使其与主体形成强烈对比，从而使器物构成一种饱满而不臃肿，挺拔秀丽而又雍容大方的体态。呈现出那么一种端庄、大器之美！如果说“变化”可以产生美，那么这种“变化”必然是符合美的客观形式规律、美的法则的。磁州窑的匠师也正是依据不同的功能需要，根据物质材料及工艺加工，通过权衡比例，艺术概括，创造出无数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高明才艺。尽管磁州窑各个窑口不同，品种各异；同类产品又有不同的规格和相异之处，但在其主要品种的器物造型轮廓形象中，都包含着一条饱满而流畅的相似曲线，并均在主要的显见的功能部位上。以这条基本线型为基础，构成了磁州窑器物的典型性程式化的造型特征。（73）这样，通过器物口、足或肩、胫部位与器身大和小、粗和细的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通过器身收放、转换所形成的有韵律的曲线变化，创造了器物形式上的美感（图二十一）。
磁州窑烧造历史悠久，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造型又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征。磁州窑陶瓷面向民众，人们生活中需要什么器物它就烧造出相应器型。按其使用功能主要包括四大类：
一是日常生活用瓷，诸如食器、水器、贮藏器具等，为磁州窑烧造的大宗产品。其中，仅碗的造型就有几十种之多，体现了民窑特色；
二是陈设用瓷，包括花瓶、花盆、器座、支架、玩具、陶塑人物等；
三是建筑用瓷，包括瓦筒、鸱吻、脊饰等；
四是宗教用瓷，包括台座、佛龛、道释人物等。
磁州窑器物品种繁多，造型丰富，在众多瓷窑中是首屈一指的，其简练而朴实的形制不但强化了使用功能，增加了器物的美感，同时也使器物上的纹饰得以充分的表现，从而实现了陶瓷产品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尤其是闻名遐迩的磁州窑瓷枕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其主要造型品种有：椭圆形枕、长方形枕、八角形枕、如意形枕，银锭（亚腰）形枕、叶形枕、美人枕、卧婴枕、扇形枕、虎形枕、狮形枕、马鞍形枕等我国的瓷枕烧造始于隋唐，至宋代很多窑场都烧造过瓷枕，“其中不乏制作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瓷枕，但是比较而言，就其瓷枕造型之多，纹饰之丰富，工艺水平之高，非磁州窑莫属”（74）（图二十二）。
金代后期是磁州窑文化的繁荣期，，器物的形态多姿多彩，总体上变得圆曲高瘦，显得挺拔秀美。这点尤其是在此期生产的梅瓶上显得更加突出。梅瓶，亦称“经瓶”，造型特点为小口、短颈，丰肩，腹部以下渐收，下腹较瘦而长，小底、浅圈足。形体秀长高挑，线条富于变化。上海博物馆藏有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两件，其中一件书有“清沽美酒”，一件书有“醉乡酒海”，一望而知当时为盛酒的器具。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古陶瓷专家李知宴先生对磁州窑金代梅瓶极为赞赏，曾撰文动情地写道“当它装上酒让人享受时，真是别有一番情趣。我们可以想象，在辽阔无际的黄土地带，赤日炎炎的夏天，人们在黄澄澄的大道上赶路，又热又渴，辛苦艰难。当你走近路旁插小旗的酒店，店主热情招呼，村姑抱出一瓶清酒招待。年轻姑娘青春焕发，而且黝黑红润，高挑的身姿，丰满挺拔的胸脯，和她抱的盛酒的梅瓶互相辉映。异乡的客人会立刻感到北方土地人美、酒美、梅瓶更美，肯定会体会到伟大诗人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歌颂西湖诗的意境。……一定会想到步苏东坡的诗韵，稍加修改，用来歌颂广泛供民间使用的梅瓶：‘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75）磁州窑陶瓷面向民众，器物品种繁多，造型丰富，在众多瓷窑中是首屈一指的，其简练而朴实的形制不但强化了使用功能，增加了器物的美感，同时也使器物上的纹饰得以充分的表现，从而实现了陶瓷产品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
（二）磁州窑装饰之美
绚丽多彩、雅俗共赏磁州窑的最大艺术魅力，是其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种类有60种之多。（76）按其釉色、彩料和装饰技法划分，可分成三大类别：
第一类是以刀具为主要工具的剔花、刻花、划花装饰。如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白地篦划花、白地黑彩划花、珍珠地刻划花，白地剔划填黑、白地剔刻填白、白地黑剔花、黑釉剔花、绿釉剔花、绿釉划花、绿釉黑剔花等。
第二类是以毛笔为工具、使用不同彩料的绘画、文字装饰。如白地黑花、白地红绿彩、白地黑花褐彩、绿地黑花、翠蓝地黑彩、黑地铁锈花等，这是磁州窑最具特色和成就的装饰技法。第
三类是高温色釉和低温颜色釉装饰。如黑釉、白釉（仿白定）、化妆白釉、饴釉、黄釉、绿釉、褐釉、翠蓝釉等。磁州窑匠师采用这些不同材料和装饰技法，创造出了众多不同风格的艺术杰作。“可以说集中了宋代瓷器装饰的大成”（77）。
1、白刻黑剔——花草王国的生命礼赞。
剔、刻、划花装饰是磁州窑具有代表性的装饰技法。此种装饰方法是充分利用磁州窑胎质、化妆土及釉彩的不同特性，经过剔、刻、划等技法对瓷器进行装饰，以黑白、明暗、粗细、凹凸等多般变化和鲜明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
磁州窑的剔、刻及蓖纹装饰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其纹样题材以植物类的花卉、草叶最为多见，如缠枝忍冬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蔓草纹、连续草叶纹、莲花荷叶纹等。磁州窑的匠师多来自民间，其刻划纹饰既是日常生活中所闻所见，更是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对美的体验。因此，它不象官窑瓷器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没有程式化的章法，只依据植物生长的一般规律来构图，完全是随兴所至，刻划描绘出自己理想中的花卉形象。
牡丹，在民间享有“富贵花”之称，寓意幸福美满，富贵昌盛，为历代百姓所喜爱。因而它自然成为磁州窑装饰中运用最多的图案，单是牡丹花头就有三四十种之多，无论侧面、正面、还是从顶部来表现牡丹花造型，所选取的花头均为健康、丰满、盛开的形象，呈现出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景象。
莲花，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因而在磁州窑的碗、盘、钵、盆装饰中被广泛使用。构图有一盛开之花辅助一叶；亦有仰覆莲花，一上一下，两相呼应；还有三组莲花图案，采用莲叶向心式，花头朝外，茎叶弯曲似有转动之势,极为生动活泼。
特殊的工艺要求，朴实的审美体验，高超的装饰技艺，造就了磁州窑白刻典丽雅洁、黑剔粗犷豪放的装饰风格。“欣赏这些花卉图案，感到一种轻松自然之美油然而生，感到生命跃动之美，你能感受到创作者的兴奋愉悦的心情，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融合”。（78）
2、白地黑花——世间百态的生动再现
白地黑花，亦称“白地釉下黑彩”，是宋金时期磁州窑匠师受文人绘画和书法的影响而创造的，具有磁州窑典型风格的装饰方法。它是用产于当地含有高铁成份的“斑花石”作颜料，用毛笔绘画或书写在施过化妆土的瓷胎上，然后罩一层透明釉烧成。纹饰图案因有釉层保护，可以防止磨伤，较之于釉上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此得以历代相传，沿用至今。这种白地黑彩装饰，具有我国传统水墨画艺术效果，把绘画传统与制瓷工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综合艺术。（79）它突破了宋代以单色釉装饰瓷器的局限，开拓了中国陶瓷美学的新境界，是磁州窑工对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一项伟大贡献。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用奔放的笔法、熟练的技巧，表现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蓬勃的生命力……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无论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以及诗文书法都挥洒自如，简练流畅”（80）。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主要装饰于瓶、罐、盘、碗、盆、缸、枕之上，其纹饰题材极其丰富。
花鸟纹，是磁州窑最常用的装饰题材，尤以绘画在瓷枕上的花鸟纹最多，笔触流利生动，风格活泼豪放：残荷秋叶纹枕，枕面画野塘芦鸭、残荷败草、大雁南飞，一片凋零的深秋景色。画师抓住了瞬间动态，达到了意到笔随、笔下生情的境界（图二十六）。
瑞兽珍禽纹不仅常见，而且多有艺术杰作：磁州窑的龙、凤纹多饰于梅瓶、四系瓶及规格不同的罐、坛之上，有在器物上单绘龙或凤纹的，亦有同绘龙凤或双凤的，还有将凤与牡丹花结合在一起构成凤穿牡丹图案的。收藏在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龙瓶，用画、划结合的技法表现出行龙张口怒目，龙背出脊，脊尖怒张，腾拏而起的姿态，矫健勇猛，笔触细致，熟练有力，堪称杰作邯郸私人藏宋金高士仙鹿图画枕，绘一高士肩挑葫芦，驻足回首；一梅花鹿口衔仙草，左前蹄抬起，身体后坐，作急停惊恐状。画师将这一瞬间定格在枕面上，极为生动传神。鹤纹、鸭纹、鸳鸯纹、鹭鸶纹也在磁州窑瓶、枕等物器上大量使用。莲池游鸭、芦苇双鸭、池塘鹭鹚、鹰逐鸭、鹰逐兔等纹饰，构图简洁、笔意生动，是磁州窑画枕的精彩之作。邯郸私人收藏的金代八角形鹰逐鸭画枕上，黑鹰从天空扑下，一鸭仓皇而逃，一鸭入水躲避，鸭翅尖露水面，水花四起，芦苇也似在摇颤，艺人笔下的惊险场面与紧张气氛，既真切又动人，是一件极富生趣的佳作。
磁州窑的鱼纹装饰品种非常丰富，而最著名的则是元代彭城窑在大盆上绘画的鱼藻纹，其主要图案有莲池游鱼、水波游鱼、水藻游鱼等几十种。磁州窑的匠师们用一种纯真、浪漫的情调，运用绘画或兼刻划的手法，把生存在滏阳河及漳河里的鲤鱼、鲢鱼、草鱼、鲶鱼动态地表现出来。它们或单或双，或三、五追逐；或溯水而上，或沉在水底，或跃出水面，或藏在荷莲中静息（其中又有藏头露尾、藏尾露头及藏腹露头露尾之别）；还有的只绘水藻飘动，鱼儿游荡，用水草的漂浮暗示水波起伏，鱼儿在逆流游动，构成了一幅幅鱼藻相伴、鱼水相融的生动画面（图二十八）。
磁州窑的人物绘画纹饰，分为婴戏、杂技、人物故事等多种题材。所谓婴戏，即是以儿童为画面的主角，在枕、盆、罐等器物上描写儿童的种种嬉戏活动。如钓鱼、逗鸟、蹴球、赶鸭、放鹌鹑、抽陀螺、逮蝈蝈、骑竹马、放炮竹等等。画面活泼自然，笔法简练，寥寥几笔神情意态跃然器表。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钓鱼枕，画河边一男童持杆垂钓，两鱼正争食鱼饵，男童双目凝视，准备扬杆甩线，神态极佳，鱼旁画了条细细的曲线，显出了平静的河水，河边点缀几丛野草。画面线条简洁，用笔准确，着墨不多，即将男童垂钓的体态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表达了画师的高超绘画技巧（图二十九）。孩儿赶鸭枕通常画一男孩及二三只鸭，孩童挥一荷叶作赶鸭状。但细节常有变化而不落俗套：画中孩童有的赤身裸体以示暑热天气，有的手持残荷表现深秋季节，有的则不画荷塘，孩童肩扛一荷叶一鸭随后，表示放鸭归来。这种题材宋代十分流行，刻花、印花瓷器中也常见婴戏花纹图案，唯都不如磁州窑瓷画的真切生动。（83）婴戏绘画的盛行应是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们希冀添丁增口、颐享天伦的思想反映。
人物故事纹饰又有历史故事、神话寓言|道释人物、戏剧传奇及高士隐者等题材，多绘于瓷枕面上，流行于宋中晚期及金元时期，而以元代为多。与写意花卉、简笔婴戏有所不同，磁州窑的人物故事绘画因要表达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和场景，画面往往较为繁复，笔法则兼工带写，纯熟劲利，所绘人物五官面部用笔精细，眉目传神；而衣纹折皱则率意写之，洒脱飘逸。从出土和存世的瓷枕看，属于历史故事的图案有尧王访舜、文王访贤、屈原投江、单鞭夺槊、昭君出塞、萧何月下追韩信、赵抃入蜀、柳毅传书、便桥见虏等不同题材。从思想内容上看，有的赞美贤哲清官，有的颂扬忠君爱国，有的讴歌忠贞爱情、有的宣扬孝悌思想，有的讲述忠义故事、有的倡导民族和解，还有的劝谕朝廷抗敌复国等等。从不同侧面表现了磁州窑工、文人及普通百姓的喜怒爱憎。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金元白地黑花“尧王访舜”长方形画枕，枕面为一横式如意云头开光边框，开光内正中绘一头戴展角幞头的官人即尧王，正与一个挽犁耕作的农夫对话，尧王身后两棵挺拔的苍松树下站有挽马的随从，高远处祥云升腾，山峦耸立，近处芭蕉、杂草成丛。纹饰用笔工而不滞，构图疏密有致，画面情景交融，突出了舜耕历山、尧王访贤任能的主题。只是磁州窑的画师将尧王所戴幞头绘成了宋代官员模样，虽有张冠李戴之嫌，却多了一份诙谐幽默，体现了民间绘画的特点（图三十）。
磁州窑的人物绘画中神话、寓言故事也占有一定比例，如赵简子与中山狼、张天师断案、八仙过海、孟宗哭竹生笋、以及不少表现道仙升天、洞府神仙场景的画枕。峰峰矿区文保所在临水镇征集并收藏的《八仙过海》画枕，前立面开光内所绘墨竹、开光与边框间花卉及枕面开光内所绘三座山峰均写意绘出，而以工笔白描手法绘出八仙手持法器，腾云驾雾，翩然而至，表现出道家逍遥自在、超尘脱俗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八仙中的第七位不似何仙姑，而是一位手提竹篮、肩扛锄头的男性仙人。说明金元时期八仙人物及所持法器尚未定型。这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形成和流传的过程。金元时期磁州窑绘画题材中大量仙道故事图案的出现，与此时全真道教的发展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84）
宋代民间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从大都市到小城镇，沟栏、瓦舍之中杂剧、说唱、杂技等演出活动十分火爆。尤其是杂剧到元代已经形成一种完整而成熟的戏剧形式，而尤为北方民众所喜闻乐见，受此影响，金元时期磁州窑画枕上也多有表现杂剧场景和传奇说唱故事的题材，如西厢记、墙头马上、秋胡戏妻、相如题柱、昭君出塞，其明显特征是在画面的背景往往绘有一道“之”字墙，以示演出的场景。《雪夜访普》画枕表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雪夜过访宰相赵普家，商谈安民定邦良策的故事。只是常见的绘画图案中，君臣对话商谈均在“室内”，而画枕画面因为表现戏剧场景而绘成了“院内”。磁州窑金元人物画枕中还有三顾茅庐、风仪亭、宋江杀惜、李逵负荆、武松打虎等表现传奇说唱故事的图案。这些都成为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大名著的创作素材。禅僧画则有分别收藏于邯郸市博物馆和峰峰矿区文保所的《僧稠解虎斗》图画枕及河北省文研所的《唐僧取经》图枕（图三十一）。
磁州窑的山水题材装饰具有“隐逸山水”的特点。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一方白地黑花人物山水枕，枕面菱形开光内正中绘一位高士盘腿而坐，正面对着奔流的江水全神贯注地弹奏着古琴，另一位伫立在后，拱手聆听着动人的琴曲；两人身后是茂盛的古树和嶙峋的山石；远景和对面则是连绵的山峰，画面简洁空灵，景色幽静。磁州窑研究学者王兴先生考证它所描绘的正是人们熟知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以连绵的山峰表示“高山”，以脚下的江水表示“流水”，处于山怀水抱中的两位人物即为“知音”。这样，“高山流水”这首千古绝响的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内在寓意不言自明，从而形象地表现了文人雅士追求艺术和友情的至高境界。出土和存世的磁州窑金元画枕中，像这样表现文人高士退居山林、寄情山水隐逸生活的画作还有不少。如邯郸市峰峰矿区文保所收藏的“羲之爱鹅”图画枕，磁县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李白观瀑”图画枕，河北省文研所及青年陶艺家安际衡先生分别收藏的《高士赏月》图画枕、邯郸私人收藏的《渔翁垂钓》图画枕等。这些装饰精美的画枕集人物与山水为一体，不仅给我们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神形兼备的人物画作，而且呈现给我们一幅幅意境幽远、气韵生动的宋元山水佳作，展现了磁州窑画师非凡的人物造型能力、精湛的山水表现技艺、浑厚的绘画艺术功力（图三十二）。
3，红绿彩绘——装点生活，五彩斑斓。
红绿彩装饰，是将化妆白瓷烧成后，再以钒红为绘料，画出纹样，再点上绿、黄等玻璃釉彩，第二次入窑低温烘烧，烧成以红为主、画红点绿，鲜艳靓丽的多彩瓷器。它是继白刻（划）、黑剔、白地黑花等重要装饰工艺发明后，磁州窑匠师的又一伟大创造。
从红绿彩的装饰工艺和彩料上来看，笔者认为它实际上存在红绿彩和“五彩”之别。
红绿彩，在烧造工艺上属于釉上彩，在彩料上属于低温釉彩。它的装饰特点是以红彩为主，绿彩、黄彩为辅做点缀的釉上彩瓷。红绿彩瓷器多为日常实用性器物，如盘、碗、盆、盒、小罐、玉壶春瓶等，绘画题材多为植物纹如牡丹、茶花、莲花，也有鱼藻纹、水禽及人物纹样。如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收藏的红绿彩牡丹鸭纹盘，色彩红而不妖，艳而不俗，纹饰挥洒自如，风格豪放、飘逸，深受当时的百姓喜爱，并成为当今国人及日本藏家的收藏新宠（图三十三）。
除上述以釉上低温釉彩为特征的彩瓷器外，在以往称为红绿彩的瓷器中还包括以釉下高温黑彩和釉上多种低温釉彩共同装饰为特征的瓷器。此类装饰多用于瓷俑佛像，即先在瓷胎帽、发、须、眉、眼、靴及器座等部位用细笔以黑彩画出并罩釉经高温烧成后，再在釉上其他部位施以大面积的红、黄、绿彩二次烧成。它是我国最早的多彩瓷器，有“宋五彩”之称。（85）
红绿彩和五彩瓷器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宋金时期陶瓷品种，更为明代景德镇窑烧造五彩、斗彩等多彩瓷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出土器物和传世品上，临水窑烧造的红绿彩，尤其是宋金五彩瓷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精美，色彩艳丽，品质最佳。1972年在临水镇一窑藏中出土了宋五彩释迦坐佛、文殊、普贤菩萨、二弟子、二天王共一铺七身像。《中国陶瓷史》对此写道：“临水县（应为镇——笔者注）窖藏出土了一批白釉加红绿金彩文殊菩萨等塑像，坐于象、狮背上，高20至50厘米，加彩塑像过去仅见男女侍俑及小件玩具，塑像高大，又分乘狮象，而且色彩鲜艳，特别是大面积加金彩，更属可贵（86）。”这不仅是对临水窑五彩瓷器的赞美，更是邯郸人的骄傲！（图三十四）
4，文字装饰——跌宕多姿、逸趣横生。
文字是磁州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笔蘸取黑色斑花颜料，在枕、瓶、坛、罐器表书写诗、词、曲、赋、警句、民谚是磁州窑最流行的装饰方法。而且自宋金元至明清、民国，一直沿袭到今。用文字装饰瓷器虽始于唐代长沙窑，但就其使用的规模和普遍性而言，不仅难与磁州窑相比拟；而且由在器表题写简单的文字、诗句，到采用不同书体自觉地表现文字书写的艺术，即用书法来装饰瓷器，则是磁州窑的创造。
磁州窑的文字装饰不仅有楷书、隶书、篆书、行书、草书，还有双勾体、飞白书等，林林总总，蔚为壮观。在较大器物上进行装饰的书体大多以楷书、行草为主，如磁县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元代书法枕，枕面用楷体书写陈草庵的《山坡羊》词，前后立面各以行草题写一首诗词。而在碗、盘、盒、壶等小件器物上则多用单个文字装饰，如官、王、金、木、水、火、土、牛、羊、马、日、月、春、夏、秋、冬等多达100字以上，
“双勾体”文字装饰，即是使用双勾线直接在器物胎体上刻划而成“家国永安”、“福德枕一只”、“春花”、“忍耐”等字句。字体严整，形似魏碑。而“飞白书”则是用梳篦状工具在施以白化妆土的胎体上一挥而就，形成了生动流畅的飞白效果。周围边饰再加以各种剔划花纹，精美别致，堪称变化万端，千姿百态的艺术珍品（图三十五）。
磁州窑文字书法装饰兴盛于宋金元时期。因此，会自然受到当时书法风格，尤其是书法大家的影响。宋代四大书法名家“苏、黄、米、蔡”都或多或少受过颜体的影响，因此，颜体开阔、雄浑的风格奠定了磁州窑书法装饰的基调。如峰峰矿区私人收藏的一方宋代白釉椭圆形瓷枕，在洁白的枕面正中书有“见贤思齐”四个大字，笔笔中锋，字体端庄，笔力遒劲，给人以刚柔相济、气定神闲之感，明显看得出颜体的影响（图三十六）。北宋中期，书法家蔡襄在学习唐代颜真卿书体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它的字庄重稳健，流行一时。在磁州窑一些产品上的题字上，可以明显看出蔡襄的影响。但由于他偏于师古，笔法拘谨，往往厚重有余，奔放不足。由苏东坡等开创的以豪迈取胜的“尚意”书风则更容易为磁州窑民间画师所喜爱，所接受，从而使磁州窑书法“向着重抒情、重气质的方向发展起来”（87）。
需要指出的是，磁州窑的艺人们毕竟不是专门的书家，他们对书法大家的学习不可能一点一划，字斟笔酌，而只能在繁忙的劳作中取其大意，挥洒写之，因而他们的书法作品反而更少矫饰，更能得到宋代名家的神髓。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椭圆形瓷枕上，书有“明知空手去，刚惹业随身”两句诗文，结体偏平稍肥，字体多取侧势，字字跳宕，笔笔飞舞，秀骨天然，纵情挥洒，极具苏体笔意。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椭圆形瓷枕上，书有苏轼早年的一首回文《菩萨蛮》词，其书法舒缓俊逸，苍透开朗，颇似黄庭坚中年的书风。尤其是其中的“弄”、“春”、“回”等字，与黄庭坚的行书《九陌黄尘》贴中的字一笔不差。明代陈继儒的《泥古录》内曾记载“余秀州买得白锭（定）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这个所谓的“四纽”瓶即是元代彭城窑烧造的四系瓶，而非定窑所产。
磁州窑的匠师还结合器物的造型特点巧妙地选择字体，对较饱满的器型一般采用风格敦厚遒劲的字体，如峰峰文保所收藏的元代四系瓶上书写《山坡羊》词一首，“字势挺拔，用笔好似斩钉截铁，沉着痛快，堪与当时名家鲜于枢、冯予振的书法媲美”（88）（图三十七）。较为轻盈的器型则书写较为俊美工整的字体。如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书有“漳滨逸人制”和“王氏寿明”款识的《枕赋》文字枕，全篇洋洋洒洒266字，采用楷书写就，字体俊俏，结体宽博，文辞华茂，章法得当，气韵生动，与开光外边线间繁密工细的花卉纹饰一起将枕面装饰的精美异常，令人倾倒。
磁州窑烧瓷品种众多，器物造型各异，匠师们注意根据器型或纹饰上的需要合理安排文字的布局结构，而并不拘泥于行列整齐划一，字体大小也不强调规矩一致。从而显得参差错落，跌宕多姿，使人百观不厌、妙趣横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古陶瓷学者叶喆民先生指出：“唐代的书法理论学者张怀谨在其中曾说：‘深知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型’。……磁州窑的书法艺术则好像面对一群笃实醇厚的普通百姓，即使有的略输文采，却别有一种质朴无华、平易近人的风范。比起后来明清官窑书法（包括装饰及款识）之姿媚有余而刚健不如，犹如卑怯俗弱的循吏家僮一般忸怩造作，愈加使人感到前者落落大方的书法具有浑金璞玉之美。因此我认为磁州窑的书法作品既是宋元民间瓷器中的奇珍异宝，亦属当时民间书法的典型杰作。不仅为我国陶瓷史和书法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且给我们今日的陶瓷装饰乃至书法研究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三）审美特征
1. 阴阳有道，自然天真。磁州窑不仅创造了集使用功能与视觉美感为一体的，既挺拔秀美，又丰满大器的造型美；更“以透明釉、白化妆土、黑釉、黑色绘料（斑花石）、钒红色料及黄、绿、兰等玻璃釉为主要装饰材料，通过画花、刻花、划花等基本装饰手段，创造出铁锈花、刻划花、红绿彩及窑变黑釉等装饰技艺，从而构成磁州窑装饰艺术的特征。”（89）
2.粗瓷细作，化妆先行。磁州窑所在地没有烧制细白瓷所需的优质瓷土，其制作瓷器所用的大青土因铁、钛含量较高，烧成后胎体往往呈现青灰、灰白、灰黄等色，且胎质粗松。为了弥补胎质白度不高的缺陷，聪明的磁州窑工匠粗料细作，发明了施用白化妆土的办法，即将当地一种高铝低铁色白的“白碱”（铝矾土）和以水用水碾轧细成浆，施以胎体表面，再在其上施以透明釉，创造性地烧造出色白釉润的化妆白瓷，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画、剔、刻、划等手法，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装饰技法，从而形成了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首先，通过施白化妆土，经上釉烧成，既填补了坯体上的气孔、凹点等瑕疵，又解决了大青土的不良呈色，提高了瓷器的外观质量，使瓷面获得了洁白光润的审美形象，其本身即是一种美的创造，即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磁州窑几乎所有的装饰工艺都是在白化妆土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创造而成的。倘若没有化妆土装饰工艺，便丧失了磁州窑独具个性特征的、丰富多彩的装饰审美文化的土壤。“从某种意义来讲，便没有磁州窑最富特色和最精美的装饰工艺美术，磁州窑审美文化的价值便要遭到大大的贬损”。（90）
3.黑白对比，以理节情。黑白对比以及明暗、深浅等对比，是磁州窑艺术的基本特色。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古代艺术的深刻影响。《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存在于虚实、起伏、明暗的波动之中。正是这种“波动”产生了有条理、有节奏、有韵律的美。与西方一味强调和推崇和谐是斗争所产生的美学观点不同，中国美学认为矛盾双方由于绥靖、相济、互补造成的平衡最美。但平衡、协调不是摈除矛盾，消灭差异，而是要约束他们、使他们活动在一个适中、适度的范围内。磁州窑的装饰艺术也正是通过大和小的纹样分布，利用疏朗和细密的比较，采用宽和窄、虚和实、线和面的空间处理等，将强烈的黑白对比以及明暗、深浅对比等，调整到了恰到好处，创造了变幻中追求平和，旋动中给人以宁静，绚丽却含蕴淡雅的审美意蕴，从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91）
4.源于生活，率意天真。磁州窑作为民间窑场，其产品种类、结构造型、装饰花纹的布局和色彩、装饰的题材和内容等均面向广大民众百姓，紧贴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紧随时代脉搏的跳动。磁州窑的画师多来自民间，他们在宋代书画艺术社会地位提高、朝野上下研习书画风气蔚然成风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很高的艺术素养，练就了过硬的绘画装饰本领。他们把生活在自己周围的花草虫鱼、珍禽瑞兽，发生在身边的生活场景，流行于民间的吉祥图案、民谚警句、诗词曲赋，广大百姓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神话传奇、戏剧人物等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以他们的理解和感悟予以艺术的概括，并打破绘画图案某些程式化的制约，用纯熟简练的线条巧妙地布置于适合器物特征的轮廓内，使纹样自由自在地伸展在器物的装饰部位，创造出无数个生动活泼的形象。
民窑瓷器面对市场竞争必然要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特殊的以化妆土为基础的刻划、绘画装饰，需要在泥坯干燥前以熟练的技巧、写意的手法，较快的速度，胸有成竹地一气呵成，从而形成了简洁、明快、豪放、潇洒的艺术特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民间色彩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图三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