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8日8點30分，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往市北郊瀛上刑場的刑車上，胡長清神情悲哀而又不無自嘲地對法警說：“我可以載入史冊了，因為我是建國以來被判死刑的最高級別幹部。”
刑車上，胡長清卻沒有保持沉默，他後悔地對法警說：
“我過去沒有分管政法，不知道會這樣判，唉，本來我可以不判死刑的。”
法警說：“沒有辦法，你的受賄金額太大，罪行太重了。”
“褚時健、周北方犯罪數額比我還大，也沒判死刑。”胡長清辯解說。
法警反駁：“他們有立功表現，而你的坦白交代和立功情節沒有認定。”
胡長清無言以對。稍停片刻，他悲哀無奈又不無自嘲地說：“我可以載入史冊了，到現在為止，我是建國以來被判死刑的最高級幹部。”
“不是還有50年代的劉青山、張子善嗎？”法警說。
胡長清糾正道：“他們當時是天津地委書記，比我要低，我是副省級。”
法警接著說：“那我們也可以載入史冊了。”
胡長清點點頭：“那也是吧。”
8點43分，刑車到達刑場。
8點46分，隨著一聲槍響，胡長清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胡長清一直在活動調回北京，而且達到了目的。如果不是一次陰差陽錯的偶然變故，胡長清恐怕仍平安無事地穩居副部級高位。
1999年5月，我國在昆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8月6日是江西館日。本來胡長清已得知他馬上要調回北京工作，但他還是
提出按他原來的政府分工，由他代表省政府去主持這個開館式，以此給他在江西的工作畫上一個句號。
8月5日，胡長清率團飛抵昆明。6日上午他主持了江西館日開館式，並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採訪。開館式結束後，胡長清在午宴上對工作人員說：“這是我作為省領導參加江西的最後一次活動了，我馬上要回北京了。以後有什麼事，你們上北京來找我。”
其實，胡長清來主持這個開館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機繞道去廣州，為情婦胡××落實工作調動問題。因此，7日上午他參加完江西和兄弟省市之間的一個經濟技術合作項目的簽字儀式後就不知去向了。此時，雲南省有關領導作為東道主要回訪江西代表團，工作人員心急火燎地怎麼也找不到他。
與胡長清同來的江西省政府王秘書長問胡的秘書：“胡省長到哪去了？”秘書江××也一臉茫然：“我也不知道呀”他知道胡長清生活隨便，經常不打招呼私自外出，心想這次大概又溜到哪裡瀟灑去了。
王秘書長當即指示工作人員不停地打胡長清的手機，中午時分，總算通了電話。胡長清對秘書長說：“我要回去辦點私事。我現在在機場，因為回南昌沒票，臨時決定繞道深圳回南昌，馬上要登機。”“是否讓秘書和你一起去？”秘書長問。胡長清一口回絕：“算了，不用。”隨後電話就斷了。
秘書長將此事電話報告了江西省政府主要領導。省政府領導指示江西駐深圳辦事處派人到深圳機場去接胡長清。但是當日所有昆明飛往深圳的航班落地後均不見胡長清的影子。於是，引起了省領導的警覺，派人去查找昆明機場當日出港名單，看看他到底是坐哪次航班去了哪裡。可是結果又令人大吃一驚：當日出港名單中根本就沒有胡長清連續不斷撥打胡長清手機也始終不通。
一名副省長突然神秘失蹤，且種種跡象頗令人猜疑：雲南地處邊防，他被劫持、遇害還是要出逃？
這一異常情況立即引起了江西高層緊急關注。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慎重商量後決定報告中央。在中央領導同志的過問下，江西省和中央、國家有關部門刻不容緩，立即組織查找。江西省委書記舒惠國、省長舒聖佑、常務副省長黃智權向江西省公安廳廳長丁鑫發、省國家安全廳廳長康宏揚、省郵電管理局局長王孝槐下達了任務，並和他們從下午３點直到次日凌晨４點，一直守在辦公室部署查找。
這期間，舒聖佑省長曾幾次撥通胡長清手機，問他在哪裡，他說是在深圳，而有關方面一查手機信號卻表明他正在廣州。原來，他是持化名“陳鳳齊”的假身份證從昆明飛抵廣州的，來之前他先給與他關係甚好的廣東省民族宗教事務局領導打了個電話，於是該局領導派人事先以他人名義登記了中國大酒店1430客房給胡長清住。當晚，廣東民族宗教事務局領導以豐盛的晚宴熱情款待胡長清。該局領導如此盛情，胡長清的興致頗高，開懷暢飲，結果喝得醉醺醺的。
回到賓館，酒勁發作的胡長清異常煩躁地揮著手說：“我，喝多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唉我完了”他這酒後胡話，果真被言中。
由於喝多了酒，回到住處後他接到舒聖佑省長打來的電話，不知說些什麼，索性把手機關了。然後胡亂衝了個澡就趁著酒勁呼呼大睡。
根據胡長清手機信號，有關部門判定胡長清就住在中國大酒店。於是，應江西方面要求，廣東警方根據胡長清體貌特徵連夜查尋，終於在８日凌晨4點從中國大酒店1430房找到了睡夢中的胡長清。
開始，胡長清摸不著頭腦，還有些慌亂。當明白是因為他“失蹤”才找他時，很快就定過神來，一臉坦然地說：“我不過借這個機會來廣州辦點私事，怎麼會出事呢？”
然而檢查胡長清隨身物品，卻發現他的手提箱裡一張貼著他的大頭照，姓名是“陳鳳齊”的假身份證，還有兩部尚未使用的摩托羅拉“998”型新手機，兩沓一萬元有銀行包紮條的人民幣，一瓶已開封的“偉哥”。作為一名副省長，不請假不報告，擅離職守，已經違反了組織紀律，這對一個高級幹部來說，不是件小事，再加上手提箱裡的蹊蹺，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中央有關領導同志明察秋毫，見微知著，從胡長清的一些不正常行為中，洞察出“這個人有嚴重問題”。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中紀委副書記曹慶澤8月8日下午緊急召開會議，和中央組織部有關領導同志研究決定，由中紀委常委祁培文負責，組成聯合調查組對胡長清進行審查。中紀委聯合調查組將胡長清案代號定為“807”。
8日晚上7點，胡長清被帶到北京。
祁培文代表中紀委宣佈了對他進行審查的決定，隨即與他進行了接觸性談話。
“你說要去深圳，為什麼人卻到了廣州？你為什麼要向省領導同志說謊話？你是省級領導幹部，為什麼還持有化名廣東陽西縣農民‘陳鳳齊’的身份證？”祁培文言辭犀利地問道。
胡長清內心忐忑不安，但表面卻故作鎮靜，一方面承認自己使用假身份證是錯誤的，向省領導同志說謊也是錯誤的，一方面又振振有詞地說：“我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協會副會長，多少有點名氣，我說到深圳去，用假名出行登記，辦假身份證都是為了躲避那些找我求字的人，減少一些麻煩，不然，怎麼得了噢？”
胡長清避而不談實質問題，祁培文不動聲色地轉了一個話題：“你的假身份證是怎麼辦的？手機是哪兒來的？”
這兩個問題無法搪塞，只得交待身份證是周雪華找朋友的朋友和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長給辦的，手機是熊海根幫他買的。胡長清心想，這兩個問題不回答過不了關，回答了也不是大問題。他不知道，正是這一點，撕開了胡長清案的一個口子。而掀開胡案的另一個口子，則是這期間胡長清手機電話上頻繁顯示的他的妻子孫××的來電。
胡長清妻子孫××打電話始終未得到胡長清迴音，這引起了她深深的焦慮。8月9日晚6點，她的這種不祥之感從一個要害部門的“朋友”處得到了證實，來自江西的一個神秘電話告訴她：“胡省長出事了”。孫××一聽心裡頓時發了毛。她雖然一直呆在北京而不在江西，卻對丈夫知根知底。胡長清長期以來聚斂的錢財，有一部分由她掌握。胡長清也給她和子女辦了假身份證和因私出國護照。胡長清把兒子送到美國後，又到了南非，實在是自立能力太差，迫不得已又回國了。現在正準備把剛上大學的女兒送出國留學，為他們夫婦將來“開溜”找個落腳點。於是，她急三火四地把兒女叫到一起商量後路。心懷鬼胎、惶恐不安的孫××急忙開始轉移家中財物。從8月9日晚9點到次日凌晨5點，孫××用周雪華給錢買的捷達王轎車，和兩個孩子一起，穿梭於他們在北京魏公村和翠微中裡的兩處住宅與某大學之間，前後4次將數十包財物轉移到這所大學的宿舍樓裡。
10日上午9點到下午4點，已一夜未眠的孫××又“走馬燈”似的奔波於銀行儲蓄所和信用社，大量提出現金。上午她到位於公主墳的某銀行儲蓄所提款，一筆取款就是50萬元。儲蓄所說沒有這麼多備用現金，一時拿不出來，請她下午再來。於是，孫××就去別的銀行提取其他存款。
這一切自然都沒有逃避祁培文和辦案人員的眼睛。如此異常的舉動，如此巨大的數額，起碼證實了一個問題：胡長清家被轉移走的這部分財產來源非法。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胡長清已構成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嫌疑。祁培文和專案組將情況緊急通報有關司法機關，建議依法採取斷然措施。
當天下午4點，當孫××和胡長清的朋友再次去公主墳那個儲蓄所提出那筆50萬元存款時，被連人帶錢當場扣住。接著，孫××與子女轉移出去的財物也被迅速扣押。這些扣押的財物中，有存單53張，信用卡4張，存摺5個以及鉅額人民幣、美元、港元等，摺合人民幣共290餘萬元，還有高檔勞力士金錶、白金鑽戒等貴重首飾、工藝品等181件。
與此同時，江西方面的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8月8日晚，江西省公安廳接到省紀委傳達的中紀委關於要求對胡長清案涉案人員周雪華、熊海根等人的違法犯罪活動進行偵查的指示後，丁鑫發廳長連夜召開政保、經偵、技偵、刑偵、出入境管理處、邊防局以及南昌市公安局主要負責同志參加的緊急會議，部署工作。
經偵查工作，很快獲悉周雪華仍在南昌。熊海根已離開南昌，有可能在昆明或在深圳。南昌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民警經過周密布控和搜索，於9日凌晨5時許在位於南昌市郊區的京東南洋花園Ｂ5－5座別墅將周雪華抓獲，同時在周雪華家客房保險櫃內搜出現金人民幣23萬元，美金139290元，港幣41140元，以及貼有胡長清照片的假身份證兩個，化名高峰和胡誠，護照兩本，化名陳鳳齊和高峰。還有其他貴重物品和兩盒“偉哥”。
12日下午，追捕組乘飛機將熊海根從成都轉道廣州押回南昌。
為了查清胡長清嫖娼問題，專案組到廣東珠海市為查找賣淫女汪××、吳××，調閱了珠海市的全部暫住人口資料，走訪了各大娛樂場所，終於在茫茫人海中將賣淫女汪××、吳××找到，並派一名副處長從珠海將汪、吳和介紹賣淫的“媽咪”安×帶回南昌。汪××、吳××、安×對於胡長清嫖宿、介紹賣淫均供認不諱。為了查清胡長清向熊海根索要2萬元現金的問題，調查組先後到雲南昆明、玉溪、通海、安寧等地調查取證，行程幾千公里，尋找證人10餘人，製作筆錄和調取證據材料十多份，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為了查清胡長清在澳門遊玩和製作假護照、假身份證的問題，調查組在珠海拱北海關，用了7天時間，從堆積如山的簽證紀錄資料中查到了胡長清等人的出關、入關登記，從海南省中國旅行社珠海辦事處調取了澳門旅行團名單，並先後找到為胡長清等人制作假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身份證的容××、周××、查清了周雪華為胡長清出境到澳門偽造證照等的全過程。
在案件偵辦過程中，江西省公安廳根據中紀委領導“查清幾筆大數”的要求，組織優勢兵力，針對周雪華送給胡長清的“兩筆款”即40萬元和65萬元的情況，在獲取送款人陳××口供的同時，還趕赴北京在國家行政學院門衛登記處找到了當時陳××送錢給胡長清的出入登記，並找到了陳××當時赴北京的機票等憑證。同時又趕赴廣州市天河區茗雅苑雅典閣購房處獲取了辦理購房人員的證明材料，以及戶主名為李玫實為胡長清情婦胡××的房產證。最終認定了“兩筆款”的問題。
然而此時被“晾”在一邊的胡長清卻心存僥倖，還顯得異常輕鬆。他以為聯合調查組不再找他談話，是沒掌握他的問題，拿他沒有辦法。於是，他就一再進行著表演，在書面檢查中反覆說自己使用假身份證如何如何錯誤，請求組織給予嚴肅處分。他甚至對調查人員說：“我那點事說完就算了。雖然我寫字向來不收錢，但我的字還是很值錢的，出去以後我給你們每人寫一幅字。”
8月20日，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在南昌市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罷免胡長清省政府副省長職務的決定。就在此時，聯合調查組也在北京開始正面接觸胡長清。祁培文對胡長清說：“你要明白，現在是中央紀委對你進行審查，不是找你聊天。你說謊的水平的確很高，謊話已經編到家了。你的問題不僅僅是使用假身份證，具體的我沒必要多說，但可以告訴你個結論性的看法：‘你五毒俱全’”聞聽此言，胡長清頓感五雷轟頂。他慌了神，當天中午在屋子裡像老驢拉磨似地走來轉去，反覆猜測辦案人員掌握的情況、琢磨對策。他猜想，祁培文說的“五毒”可能是指“吃喝嫖賭抽”。於是，他在下午又擺出一副要徹底交代的樣子，避重就輕地談起他的生活作風問題。但他的話馬上就被辦案人員堵了回去：“你不要談那些男女關係的話題，還是先把與私企老闆周雪華的經濟來往交代清楚”這一下，胡長清蔫了。他臉色蒼白，不停地喝水。在眾多的罪證面前，他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跪到地上痛哭流涕。調查組的同志把他攙扶起來，他哭著又從椅子上“出溜”了下去。
隨後，胡長清交代了所有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