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的是，迄今為止，這個世界上任何形式的
"統一"，其實都是"征服"的產物，直白地說就是"打"出來的。就好比雨滴的形成有賴於塵埃作為內核來聚集水汽是一個道理，一個文明圈子的統一，必然有賴於一支強大的力量來征服、兼併直至統合其他力量。
一：夏的滅亡和商的建立
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由禹開創的夏朝，在夏後桀時代，走到了盡頭。夏的國都位於陽城，也就是現在河南省登封市附近，這裡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良好的農業基礎可以保證獲得更多的人口，也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兵員，而平坦的地勢則便於四下出擊，討伐那些不服管束的諸侯。然而一旦局勢逆轉，這種無遮無擋的環境卻會變得異常兇險，因為你打別人方便，也就意味著別人打你同樣方便。
史載，桀在位期間，伊水、洛水曾一度全部乾涸，後世的文人們認為這是上天對夏桀"無道"的警示。而真正的問題也許是，當時的夏遭遇了極其嚴重的旱災，作為國本的農業因此難以為繼，國民經濟趨於崩潰。曾被夏王朝逼得四處流亡的子姓部族，在其領袖湯的領導之下，此時則正在崛起，因為子姓最初獲得的封地是商邑，因此他們又被稱為"商人"。曾經同樣遭受夏王朝打壓的嬴姓部族，不失時機地選擇與商結成同盟，如此一來，實力對比的天平徹底倒向了商一邊，這最終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改朝換代，夏商之間的戰略決戰最終爆發於鳴條地區，
鳴條之戰中夏軍主力被商、嬴聯軍擊敗，後夏桀被俘，之後被商湯放逐。由此，商朝宣告建立。 二：縱情聲色的商和生產力的發展
在商代，縱情於聲色並不是什麼拿不上臺面的事，這一點和後來西方的羅馬帝國倒是有幾分相似之處。此外，多元化的經濟模式下，商人社會中，很可能並不存在"士、農、工、商"這樣的身份等級制度。
武王滅商後周人指責商人"奢靡、淫穢"，在歷數商的"罪狀"時，曾提到商人普遍酗酒，酒氣熏天，觸怒了上天——這一條在戰國後期被韓非子放大成了"酒池肉林"。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提到的是"商人"而不只是商王或是貴族，這恰恰也說明當時商的生產力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因為釀酒需要大量的糧食，國人普遍飲酒，表明國家肯定有足夠的糧食剩餘，而在農業時代，糧食則是一切社會財富的基礎。現今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經常會出現"酒"這個字，這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這一點。再參考商代墓葬中出土的氣勢厚重又不失精巧的青銅禮器，以及來自南海和臺灣的貝幣，我們不難想象，在距今約3700多年前，商人已經建立起了一個擁有很高技術水準和文明程度的王朝，在某些方面，她甚至超越了後世的周。
工商業的發達，不僅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還使得商朝人對於規則特別是成文的條例、契約格外重視。"契約"這個詞，或許便來自於商人的先祖——契。參考如今商業活動中的合同、備忘錄、協議等等文本，對此我們不難有一個直觀的認識，這些文件，要求用詞必須明確、直接且可以量化。在商湯滅夏之後，商人把這種成文化、明晰化的行事風格，貫徹在了國家制度的構建上。
在夏代，無論是夏後還是貴族、平民，人們都是依"慣例"行事，這就導致了社會活動中存在著大量的模糊性。這種情況下，必然是誰手中的社會資源多、話語權大，誰就更佔便宜。對於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夏後而言，這意味著任何一個貴族事實上都擁有對於法律的解釋權，久而久之，君主的權力必然要遭受侵蝕——貴族們可以"合法"對百姓肆意盤剝，而君主則需要最終為這些行為來埋單。在目睹了夏的滅亡之後，作為取代者的商人在重建國家機器的時候，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商業文化的優勢，對諸侯和貴族的權限、行事規制、權力繼承，貢賦、徵兵、車馬、服飾、農耕時令、市場交易乃至喪葬程序，都制定了規範化的規則，這些規則對比後世雖然顯得粗糙，但已經具備了社會管理和國家治理的基本框架。
三：商的刑法
商人還制定了中國最早的成文法——《湯刑》，按照《呂氏春秋》的記載，《湯刑》條目應該有300多條。對比夏代靠貴族間口口相傳的習慣法，成文法顯然更加嚴謹、明晰。在操作時，官吏只需要依據書面律條行事便可，如此一來，留給貴族們"自由發揮"的空間自然也就被大大壓縮了，商王的權威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平民的權益也有了更多的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商的法被稱為"刑"而不是"律"，這意味著商的法律體系主要是通過懲罰的方式來規範人的行為。這說明：一、以"懲惡"來"揚善"，這是商王朝乃至後世法家的基礎思想，在此之後的歷朝歷代，刑法始終在中國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二、商的成文法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要懲罰一個人，只能在他觸碰到底線之後才能執行，而在"底線"之上，譬如民事和經濟問題，商代的法律是不可能全部涵蓋的，因為不可能事事都對人用刑。 相對於具體條文來說，商代法律的核心之處在於立法正義：以"懲惡"來"揚善"，以抑制貴族權力來平衡社會利益。後世戰國時代，李悝、吳起、商鞅等人所主導的變法，其思想源泉恰恰都是來自於商。荀子曾言："刑名從商。" 此外，商的法律工作者們都比較傾向於重刑懲罰。如果你不開眼違法了，那麼等待你的只能是肉刑，如大辟（斬首）、劓刑（割鼻子）、宮刑、刖刑（斷足）、墨刑（刺字）……《韓非子》中曾說，如果你在馬路上亂倒垃圾，那麼司法部門就會砍掉你一隻手。這種輕罪重罰原則其實並非沒有道理：假設任何一個人只要一違法就一定會被抓住，那麼懲罰原則就非常簡單，只要讓違法者付出的代價稍高於違法獲利，那麼就可以達到規範人行為的目的。但是現實中，並不是每一個案子都能告破，每一個罪犯都能被抓獲歸案，即便是在今天也做不到，這種情況下，只能靠提高犯罪的"機會成本"來震懾潛在的罪犯。
輕罪重罰原則在商的法律中肯定是存在的，但依常理來論，打一頓很正常，但上來就砍掉一隻手，即便是在商所處的中古時代也顯得有點過於殺傷了。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農耕時代，人是最寶貴的生產資源，人口數量多寡是衡量國家實力的重要標準，在任何時代，普通人輕微違法的概率都不小，如果輕易就將輕罪之人致殘，那麼必然會導致有效勞動力數量減少，一個能延續500多年的王朝，是不太可能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的。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商代，包括《湯刑》在內的各種官方典冊都是收藏於官府之內，普通人是無權閱讀的。這種法不示民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春秋中後期——公元前536年鄭國的子產鑄鐵鼎，將國家律法刻於鼎上，向所有國人昭示，這是繼"有冊有典"之後，中國法制以及國家制度構建的又一大飛躍，史稱"鑄刑書"。
結語：
這種制度與前朝的制度究竟有多大區別，如今不得而知，但起碼我們可以知道，對比夏的單純武力威懾，商處理與諸侯國關係的手段肯定要更加多樣化和規範化，而後世的周，則繼承了大量商的管理架構——史書曾記載，在武王滅商之後，周人作為勝利者，卻依舊認真地向商的官吏和貴族學習如何治理邦國和天下。
參考文獻：
《韓非子》
《呂氏春秋》
《中國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