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学习工作十余年，除了家乡的父母，其实对于故乡的记忆早已有点淡漠了，直到2020年这个寒假（本人从事教育行业），按照往年的惯例，我也只是回家陪陪父母，象征性地过个春节，但突然恶化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一周后返程的计划，被迫滞留在家乡度过了一个无比漫长的假期，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度体验观察这个我出生长大的中部平原省份普通农村的窗口，特别是那群小学毕业后便极少联系的发小，出生于80末90初，大多初中辍学，外出务工，刚到而立之年，他们可以说是农村人口的中坚，观察思考他们的生存状态，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切片，窥见剧烈转型和变革中国乡村的未来。
作为“小老板”的新农民工
家乡所在的省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与上一代主要前往南方制造业重镇深圳、东莞、苏州、无锡等成为电子制造工人不同，与我同代的这批农村青年主要从事餐饮行业，家里有一句老话“生意做遍，啥都不胜卖饭”，餐饮行业投入适中，只要地段选的可以，一般较容易盈利。
在我国，外出务工群体以血缘、宗亲、乡缘为载体，形成了很多投射到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产业聚集人员输出区，例如江西某县外出务工大多从事化妆品生意，湖南某地垄断了很多高校的打印店，而河南信阳某县则在北京废品收购行业中占据超过一半的份额......大多是某地某人在外找到了可操作的发财门路，便通过亲戚朋友传帮带的形式，长久下来形成了一种输出地外出产业趋同的现象。
老家周围的村庄早期大量人员在上海从事拉面生意，盛极一时的时候，据说某村庄80%以上的外出务工者都在上海及周边开拉面店，年产值十几个亿，甚至在上海等地，“河南拉面”的名声盖过了国民品牌“兰州拉面”。
村里近几年从事餐饮行业进而成为小老板的也渐渐多了起来，其直接结果就是村庄富了起来，他们一般都会把赚到的钱投资在家里的房产和小汽车上，楼房逐渐鳞次栉比，私家车越来越多，每到春节，这些在外辛苦工作一年的“小老板”都会不远千里把车开回老家，然后住到廉价简陋家具布置的空荡荡的大楼房里，直到这个时候，“巨资”购置的汽车和修建的房子，才有了短暂的使用价值。有车，在家里有楼，甚至在城里有房产，似乎成了乡村“混的还不错”的标准，也成为乡村社交的砝码，车越好，楼房盖的越高，越有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地位。
我的发小强子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南方打工，做过电子厂工人、工厂保安、船厂工人，最后在南方某地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前两年生意不错，人也勤快，很快就买了一辆二十多万的别克轿车。强子说，我家“一条船”（一般指妻子妹妹或者姐姐的老公）早几年买了车，每次过年去丈母娘家都表现出看不起人的样子，所以我买了一辆比他贵的。
车、房在农村和城市一样，同样都成为了一种财富符号和社交砝码。从表面上看，传统的宗亲规制，公序良俗，逐渐被打破，乡土文化受到来自于都市的消费主义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乡村城市化、现代化渐次蜕变的正常过程。脱离乡村太久，我们大可不必把故乡异化为想象中的田园乌托邦。
村里所有靠餐饮为生的人中，可乐和欢乐两兄弟被认为是最应该开店做老板的，因为他们两个一辍学就去学拉面，这一拉就是十几年，成了远近闻名的拉面师傅，“他们两个稍微有点头脑早就开店发财了”，强子经常这么说，强子干什么事都没长性，爱玩，但是前两年心一横，借钱投资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店”，强子自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店厨师，但是黄焖鸡米饭简单好操作，第一次开店，毫无经验，但也挡不住强子借着黄焖鸡米饭快餐爆发的东风捞到了第一桶金。“可乐两兄弟就是胆小，我们都一样，从小家里就穷的叮当响，父母帮不了什么，我借钱都要开店，搏一下，别人行，凭什么我不行？”强子说。强子有时候还把可乐两兄弟开不了店的原因归结到他们两兄弟的媳妇上，他们两兄弟的媳妇确实不太贤惠，拿农村的话来说就是“不省事”，一个动不动就生气，吵架打架，闹得不可开交，听说有一次两口子生气，拿她儿子出气，差点把儿子掐死......
另外一个则是过于黏她老公，走到哪跟到哪，到哪说话都大嗓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经常置她老公于很尴尬的境地。两兄弟踏实能干，老实本分，打工赚的钱全部用在家里，但是似乎依然换不来一个幸福安宁的家庭。在老家人眼里，“老实本分”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做生意、赚大钱，才是真正的有闯劲、有本事，才会父母脸上有光，妻贤子乐，才是男人的正业。“开店做老板”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拥有足够的本钱，才能够负担得起投资的成本和随时降临的风险，但是对于已经被结婚和家庭开销过度透支农村家庭，开店投资是一个巨大的风险项目，能跨过这道坎，且经营成功，便成了村里的“成功人士”，而无力或者没有胆量跨过去，亦或是经营失败，都只会维持现状或者再次返贫，从而拉大村庄里的贫富差距。
去城市打工，已经不是“新农民”的首选，产业工人或者服务业工人，待遇相对较低，缺乏最基本的发展保障和社会保障，逐渐沦为新民工的刚步入社会的职业跳板和前期财富积累渠道，拥有自己的产业，成为自负盈亏的个体经营者，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是，赚取财富并不代表着可以长久的守住财富，拥有产业并不代表着可以长久的发展产业，因为缺乏比较长远的规划和必要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户籍和子女教育问题，大部分“小老板”都将赚的的钱投资到没有太大使用价值的汽车、家里的房子上，因此，产业发展受限或者终止、甚至失败都很有可能发生。此时，再次失业甚至返贫的可能也依然存在。
酒局与赌局
在乡村，一到春节，外出务工集中返乡，学生放假，这时候，沉寂了大半年的村庄、集市、城镇才开始热闹起来。今年是特殊时期，为防控病毒，村庄断路，禁止走亲访友，返乡者被隔离于村庄之内，长久因循的春节礼俗活动戛然而止，乡村内部的流动变缓，甚至中止。往年，因为小汽车的普及，外出旅游娱乐，走亲访友成为主要的春节娱乐形式，然而今年，只能在地方政府的严控下进行有限的“地下娱乐活动”，喝酒与赌博，重新成为特殊时期村庄最主要的两种娱乐形式。（农村相对封闭，并且本地并无武汉湖北返乡人员）
在此之前，我不太理解“喝酒和打牌”在农村社交娱乐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直到我有限的参与其中，才发掘出其存在并兴盛的合理性。
这其中，第一位的自然是酒局，村庄的酒局是接续性的，今天在我家，明天去你家，后天其他家安排。酒、菜的质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谁来捧场，大家喝的尽兴不尽兴，现场的氛围浓烈不浓烈......村庄的酒局上，滴酒不沾的会被排斥或揶揄，不能参加酒桌的游戏，只能烧茶倒水、开车，做一些酒局服务工作，喝酒少者或者喝酒投机取巧者也会被落以口实，被大家调笑。酒量大又比较清楚酒桌规矩，能够掌控酒桌游戏节奏，并且活跃气氛的被称为“大喝家”，是酒局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酒局上，一般酒过三巡，几圈都参与的公共游戏下来，在座者就会进入微醺或者半醉的状态，此时酒桌的气氛开始浓烈起来，紧接着三两结合，开始“过圈”，放下防备，称兄道弟，生疏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而此时酒桌聊天的尺度还只是停留在酒场客套的范畴之内。
几番“过圈”下来，酒量可以的也略显高了，酒量一般的要么主动“挂白旗”投降，要么已经酒精上头，不能自控，这个阶段，平时寡言者话也渐渐多了起来，话多者更是提高了音量，吆喝着拉扯劝酒，推杯换盏，有者开始夸耀自己的生意如何如何，自己买的车怎样怎样，甚至是自己身上已经穿的皱巴巴的羽绒服是某个奢侈品牌，价值多少万元......此时一人拍桌而起，大声说着这都是扯淡，咱要不比比谁房本多？！......
争执归争执，大家也都自知是玩笑，酒杯一碰，便也抿了恩仇。
酒局的后程，局上人大部分都已经过量，此时屋内说话的分贝越来越大，劝酒者、争执者、勾肩搭背密聊者、含糊不清的讲话者......吵闹喧阗，好不热闹，以致惊扰左右邻里。这时，多数人都进入酒精刺激下的飘然状态之中，有真性情者开始吐露真心，苦闷或者不满，被称之为“表演”，两个哥们因为劝酒的事争执起来，互不相让，面红耳赤，眼看要从玩笑升级成“实战”，有人赶紧打圆场，此时似乎也无济于事，争执双方指指点点，已经不好调和，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拉走一人，出去透风醒酒。还有人突然捂脸痛哭，大声诉说着生存不易，没人理解自己心里的苦。
也有借着酒兴口若悬河大谈自己当年是多么多么风光，那谁谁谁算个球 ...有者开始跟“志同道合”的哥们畅谈来年生意如何规划布局，怎么合作，连声说着“咱不差钱”，不过大多酒醒之后，也都会忘得一干二净。还有几人站到一边，小声聊着某年某人已经被重复无数次的醉酒的糗事，以此取乐......
而没喝酒的，或者克制者，此时要么在这一幕幕人生百态里独自划着手机，要么开始到处调和招呼，送已经不能自已的醉酒者回家......此时，酒局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房间，走到院子，甚至走到村头的道路上，酒局也基本接近尾声，开始进入下半场，到村头或者田间小路上散步醒酒，在过年期间喝酒的高峰期，出了院门你才知道，也有不少其他酒局的散场者也开始来到大路上聊天醒酒。农村的冬夜，繁星点点，安静异常，三五成群，几个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在田野间晃晃悠悠，边走边聊，走到熟悉的地方，不时回忆起儿时的趣事，酒精的余力犹在，于是暂时抛却生活里的种种烦恼和琐事，苦闷或不甘，名利与攀比，返璞归真，回归到儿时的童真童趣......或许，这就是酒局最大的乐趣吧。
在所有喝酒的常客中，刘帅是最喜欢喝酒的，阿飞说，刘帅前几年不这样，自从他父母接连走了之后，他过年回来最大的爱好就成了“串场子”，刘帅虽然喜欢酒局，但是一般不喝高，喝酒也比较滑头，一般喝个七八成就会找各种理由推脱。阿飞说，刘帅去年大醉过一次，醉了之后说了很多话，他父母没了之后，家里只剩两个孩子和老婆，他心里蛮苦的。刘帅从小就比较聪明，因为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也很溺爱，父母接连因意外去世，刘帅只能靠自己，前几年在省会城市开了一家卖门窗的门市部，靠自己的打拼买房买车，儿女双全，也算混的不错。但是刘帅跟其他的农村青年不太一样，拿阿飞的话说，就是心事太重了，过年的假期，刘帅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睡懒觉睡到中午，而每天起得早早的，一个人顺着村边的铁路能走出十几里，村周边的荒地、坟场、人迹罕至的地方也都被他独自探了个遍。
我能理解刘帅内心的孤独和苦闷。他们刘姓在我们村属于外来姓氏，整个家族人口不多，但是刘帅的父辈，刘家六个兄弟都比较能干，早年因为跑货车、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成为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是比较邪乎的是，刘家六兄弟中的五人，先后因为意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去世，这其中就包括刘帅的父亲，刘帅的母亲也在几年后因病离开。每次刘帅从省城回到村里，除了一栋老宅，家里可谓是举目无亲，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喜欢热闹，喜欢酒局，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喝酒，应该是觥筹交错中还可聊以慰籍的哥们和友谊吧。
人是群居的社交动物，在乡村，酒局是最重要的社交方式，酒精的作用使人松弛下来，放下伪装和戒备。不管什么人，混的或好或差，做官、做生意或者打工，一旦坐到一个酒局上，几杯黄汤下肚，阶层和财富的藩篱便暂时消失了，你只是村里的阿猫阿狗，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孬蛋狗剩。在极度缺乏其他娱乐方式的乡村里，酒局也是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尽兴、开心是一再被强调的酒局娱乐终极追求。外出务工者或者做生意者，他们大多处在社会的中下层，承受了不低于城市人的社会压力，每年过年短暂地回到乡村，又要面对父母孩子呈现的积累了一整年的各种琐事或者麻烦，以及来自于同侪以及街坊邻里的攀比压力。酒局娱乐提供了一种绝佳的泄压方式。
酒局更是一种拉近乡村日渐疏离的社会关系的粘合剂，乡村青年大多辍学离乡，南下北上，开店打工，迫于生计，忙碌奔波，联系也仅仅是偶尔的微信视频语音，一年也就过年回乡休息一两个月，在这期间，通过酒局，聚集在一起，迅速卸掉戒备和疏离，拉近彼此的关系。
而乡村另外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则是牌局或是赌局，在乡村，玩牌娱乐和赌钱是比较模糊的存在，因此很难界定非法的赌博，事实上大部分牌局都是“小玩”，而纯粹的没有赌注的打牌一般不会长久，是“没有意思”的，几毛或者几块钱的“擂”，有时候一晚上运气再差也输不了几十块钱，这基本还是停留在娱乐和社交的层面。但是“小玩”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迅速演变成“大赌”，游戏规则的简单改变，“赌徒”的加入，都会使牌局上的资金流水增加，从而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局，走向违法的方向。所以，农村的赌局分为三种：一是天然的赌局，参加赌局的人都是以赌钱为主要目的的，参与者都是长期的赌徒；二是由简单的玩牌娱乐演化而成的赌局，是半娱乐性质的；三是由酒局演化而来的赌局，喝酒之后，一般会伴有赌局，这种赌局的娱乐性质最浓，但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最容易有大量的输赢。
强子最喜欢酒后的赌局，此时小醉微醺，兴致逐渐高了起来，辅以打牌娱乐，吹牛聊天，有时候可以玩整整一晚上。强子今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今年喝酒没输过，打牌没赢过。他总结的很精辟，强子在今年的数十场酒局中，只要打牌喝酒都是喝得多，而在大部门的酒后赌局中，强子也是输的多，一个多月下来输了好几千。强子经常说起当年在东莞打工赌博，都是几万的输赢，这不算什么，就是玩玩而已，开心就好。经常和强子一块喝酒打牌的阿超，比我们大几岁，脑子灵活聪明，做事干练沉稳，他与强子恰恰相反，每次赌钱都是赢的最多的，以至于经常被经常被其它朋友开玩笑说，过完年也不用去开店了，每晚打牌都有上千的入账。阿飞不喝酒不赌钱，喜欢看茶看牌，所以看的明白，他说强子喝完酒就犯迷糊，运气来的时候大手大脚，运气去的时候还是大手大脚，输急眼急于翻盘更是会大手大脚。而阿超则不一样，越喝酒越清醒，在牌局上收放自如，善于根据自己的运势把握节奏，所以他俩的输赢是必然。阿超总赢，强子总输，那自然是强子的钱被阿超赢去的多，时间久了，强子多少有点怨言，说跟阿超在一块打牌没赢过。说归说，两人还是会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牌，我们也总劝强子多跟阿超学学“牌技”，强子说，阿超人家打牌自带气势，怎么学，一摸牌就输了......可能赌钱也真的需要天赋吧。
经常参与赌局的人也分为几种，一种是纯粹娱乐的业余参赌人，以娱乐社交为主要目的，一种是有自己营生的赌博爱好者，赌钱是为了娱乐或者获得额外的收益；一种是职业赌徒，将赌钱作为自己主要或者全部的经济来源。阿亮就是村里一个赌博爱好者，他不但自己赌，他老婆也参赌，也经常自己组织赌局，并且大多在酒局之后。阿亮酒量大，喝多了也没事，酒桌上大家喝差不多的时候，赌局差不多也就要开场了......
强子曾生动的描述过阿亮打牌时的样子，摸牌时小眼一眯，微微一笑，狡黠而得意。阿亮打牌计谋比较多，并且是在大家都喝醉的情况下，因此赢得也多，运气差的时候就找借口换他媳妇来打，赌局上很忌讳换人，因为牌运也会改变。凭借这几招，阿亮夫妇成了牌桌上的常胜将军，光打牌每年都入账不少，因此，村里经常打牌的人也对他们颇有微词。
农村赌局的场所也很随意，真正的棋牌室很少，大都是在自己家里，另外，也有隐蔽的固定赌博场所，成为农村的“地下赌场”。阿辉也是我们的同龄人，辍学之后并没有出去打工，而是在村里的街边开了一家百货超市，后来我听说，阿辉的超市只是个幌子，也不怎么赚钱，超市的铺面之下，有二百多平米的地下室，里面是一个“赌场”和一个“黑网吧”。有天晚上，喝多了的强子、阿超、阿亮，带着我去了那个早就听闻过的“地下赌场”，顺着楼梯走下去，瞬间烟雾缭绕，地下室装修很简陋，通风不好，空气污浊，左边进门是一个宽敞的空间，里面摆着十几桌麻将，半夜十二点多，大部分牌桌上依然坐满了人，人声嘈杂，吞云吐雾地洗牌摸牌。右边则是一个较小的空间，里面分两列摆着大概二十几台电脑，前面坐满了一看就是未成年的少年和小孩，打着差不多同一款枪战题材和对战游戏。
因为我们和阿辉彼此认识，阿辉接待了我们，亲自给他们几个安排牌局，饮料茶水，老道地招呼着，他手里攥着厚厚一沓十块二十的现金，给参与赌局的人每人发了一定量的筹码，阿辉负责张罗服务，如果谁赢的话，会给他一定的抽成。那天晚上他们兴致很高，打了整整一个通宵，而我看了一会受不了那个环境就回家睡觉了。不出所料，强子还是输了不少，阿亮破天荒的也输了不少，听说是打牌之前阿超主动找阿亮喝酒，直接把阿亮灌醉了，然后才拉他去打牌，导致阿亮在牌桌上连钱的账目都算不清楚，迷糊了一晚上，也输了一晚上。我没问阿超到底赢了多少钱，只知道阿辉光抽成就有好几千块......
早些年，笔者就不止一次听说各种因为赌博倾家荡产的案例，邻居家阿凯最早在镇上开了一家饭店，成为村里第一批老板，那些年公款吃喝盛行，因为经常承接镇政府的公务接待，因此阿凯的饭店生意十分红火，也赚了不少钱。在农村，意外的发财很多情况下都伴生着“吃喝嫖赌”式的报复性挥霍，再加上交友不慎，阿凯开始沉迷赌博，和所有赌徒倾家荡产的故事一样，阿凯也经历了刚开始的赢多输少，牌运爆棚，到后来的越陷越深、越赌越大、越大越输，最后直至把自己家的店都输的精光......阿凯和我哥是朋友，在赌光家产之后也无数次向我哥倾诉过自己的悔恨和不甘，觉得自己是被“下了套”，也发誓再也不沾赌。阿凯也做到了，可能只是因为真的没钱了，阿凯从那以后再没赌过，兢兢业业在镇上重新开始经营卖早点的小生意，前两年，阿凯来我家聊天，谈到自己不大但是有稳定收入的小店，满足溢于言表。但是，就在前一段时间，大家又开始谈论阿凯在村里的赌局上赢了多少多少万的“光辉”事迹......
赌博这种伴随人类文明产生并长盛不衰的博弈游戏，在农村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农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其他的娱乐形式匮乏，特别是社交娱乐，传统乡土的社交文化活动因为适应不了农村现实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新的项目填补进来，使赌博成为农村主要的娱乐社交活动。娱乐性的玩牌和赌博又比较难于界定，相对来说，来自于执法部门的监管比较宽松，存在很多困难，使农村赌博活动缺乏外部约束，从而在地下野蛮生长。赌博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沾染，会像吸毒一样反复发作，对于赌徒来说，可能唯一能够有效止赌的方法就是输完赌资。赌博泛滥也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很多光鲜亮丽、教育良好的明星、企业家沉溺赌博的事迹也不时见诸网端，成为热搜。但是，农村赌博泛滥却是普遍性和机制性的，对薄弱的农村文化和经济的冲击也是十分巨大的。
各玩各的 俺媳妇不管我
“我们家各玩各的，俺媳妇不管我，也管不住我”，这是强子单独和我在一块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强子从小和我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和我走的很近，强子说，有些事不能和他们（其他朋友）说，他们嘴不严实，今天说了，明天半个村子就知道了。所以强子有时候会带着坏笑向我炫耀自己的猎艳经历，因为他知道，我是比较可靠的，不会乱说话（不会乱说话不代表我不会乱写）。强子确实爱玩，他说赚钱不就是为了玩吗？我媳妇爱打麻将，我就让她随便打，辛苦了一年，打麻将输了几千块钱算什么，她开心就行。这就是强子所说的“各玩各的”。强子也确实不管他媳妇，他媳妇穿着朴素，一看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强子还经常抱怨她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不化妆......强子媳妇确实不买化妆品、不买衣服，唯一的爱好就是打麻将，过年期间，除了吃饭的时间都在麻将桌上，也确实是没有过问过强子的事。
过年疫情期间被封闭在家，强子发出最多的感慨就是：今年在家没意思，什么都玩不了，tmd洗脚城、KTV、迪厅会所什么的没有一家开门的.....后来疫情缓解，县城第一家宾馆开始营业，强子是最先知道的。有天强子突然一整天都不在家，第二天我们两个一块散步，强子突然得意的跟我说，知道我昨天为啥一天不在家吗？昨天我带隔壁村一个妮出去玩，下午开了个房间，你懂得，强子一脸坏笑，强子说，临走那妮还给我买了一大袋子吃的，我拎回去给我媳妇孩子了。强子确实认识隔壁村的一群姑娘，都是二十岁出头的，有天我们开车走在田间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走来骑着电动车的三四个女孩，强子下车跟他们眉飞色舞的聊了很久，上车的时候跟我说，看到没，这几个我想的话都能拿下。强子还说这里面有个姑娘才二十岁出头，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第一次被骗了，第二次出去打工跟隔壁省的一个男的好上结婚了，女孩的父亲因为对方太远，家里在山里太穷，就棒打鸳鸯，把女儿带了回来，现在管的很严，也没法叫她出来玩了。
强子有个弟弟阿光刚结婚没多久，媳妇是山东的，有个女儿，年后复工阿光先走了，强子有天跟我抱怨起他弟弟，他说他弟弟在外边乱玩，跟他媳妇闹离婚，不成景（没前途）。强子说，玩归玩，家庭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老婆孩子好一点，他（阿光）整年都不管自己老婆孩子，有点太过分了。这可能就是强子自己的婚姻哲学，强子虽然爱玩，但还是把家庭稳固看的很重，他清楚地知道家庭不和睦和破裂的后果可能是自己无法承受的。
强子还经常向我提起他离过两次婚的表弟。他表弟我知道，是邻近村的，小时候跟强子去他家玩，我记得他表弟家弟兄三个，只有一间破土房，没有院墙，院子里扔满了垃圾，常年没人打扫，弟兄三个干瘦干瘦的，经常只穿着一条裤衩到处淘气。他说他表弟离了两次婚，最后一次不知道怎么在某一线城市找了个本地姑娘，家里开了好几家会所，一步登天，少奋斗几十年。强子说起这些时，能听出些许欣羡和不甘。
近些年来，农村的离婚率有所上升，但是相较于城市，还是比较低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结婚的成本较高，离婚是一个高消耗的过程，男方再婚的成本更高，男方对于离婚比较慎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大部分女方依然是传统从属于男方的，没有经济独立，在出现问题时一般还是会选择隐忍；再则就是农村人们的社交圈子还是比较狭窄的，一般还是局限在亲缘、族缘、友缘和工缘之内，较低的流动性也会使离婚率低于城市。
但这也导致了一种畸形的婚姻状况，农村大部分的婚姻依然是男主内，女主外，大部分妻子并不经济独立，丈夫是家庭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妻子也有可能握有财政权，但是一般不具备再生产能力。因为妻子的从属地位，以及夫妻因为分工的不同暂时分离，会产生很多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妻子会对丈夫在外的“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丈夫也会自觉规范自己行为的尺度，从而达成一种“默契”，因为夫妻双方都明白，维系家庭安定，才能持续发展和抵御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当然这也只是极个别的极端现象，我们不必因为这些个例就去妖魔化农村，亦或是放大可能存在的矛盾，因为与大城市的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机相比，这还是小巫大巫，少之又少的。
莫名其妙的病
阿飞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莫名其妙的“病”，他说我曾经去医院做了所有的检查，医生告诉我都没有问题，但有时还是会突然不舒服，正在走路时连迈出一步都特别困难......
阿飞从小就特别聪明，小学一二年级成绩都是第一名，在我们小伙伴里最先学会骑自行车、三轮车，甚至是开拖拉机，他学什么会什么，修车补胎，修家用电器，在我们还只知道放学后跑回家看动画片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钻研收音机二极管和无线电了。可能是因为阿飞的兴趣太过广泛，他的学习成绩渐渐的没那么好了，直到初中辍学，辍学后阿飞去上海的饭店里做过小工，回家开过家电维修铺，后来也在上海开了一家拉面店，那段时间经常听我妈说起阿飞开的店生意不错，要发财了，可是到了年底，阿飞突然把店转让了，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赚钱的店却不做了，直到阿飞告诉我真正的原因。
阿飞说他开店那段时间时常感到烦躁与绝望，有时候突然心跳加快，浑身出虚汗，甚至失去行动能力，他被迫去做了所有检查，脑电图、心电图、验血......都是正常的，也吃了各种药，并不管用。后来医生提示可能是精神疾病，才觉得可能是抑郁症。“抑郁症”这个名词，在农村是很陌生的，没有人理解看起来很正常的人会因为“心情不好”的问题而突然宕机，在农村，这也是一种羞于启齿的病，好端端的店开不下去，只会被别人认为是吃不了苦，或是一种“赤裸裸”的逃避借口。
阿飞是个乐天派，情商高，百事通，人也幽默，村里老少都挺待见他。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曾经患过严重的抑郁症。阿飞说，我不喜欢做饭店生意，开店的时候每天都是煎熬，我还是更喜欢自由一点，自己喜欢的工作。阿飞前年花了将近四十万买了一辆解放卡车跑长途拉货，他喜欢开车到处跑，喜欢看路上的风景，喜欢开心的时候就接单出去拉货干活，不开心的时候就在家休息。自从买了货车，阿飞的状态好多了，阿飞说，去年我一个月至少要休息10天，少赚一万多块，今年一个月休息四五天就行了，两年就能把贷款清了，阿飞的语气很笃定。我给阿飞看了快手短视频上的卡车司机网红，让他也没事拍拍，说不定也会红，阿飞很开心，注册了快手抖音账号，虽然现在只有十几个粉丝，但是依然热情高涨，每次出车总是拍一大堆视频发给我让我帮他剪辑。
相较于“抑郁症”这种虚无缥缈的疾病，癌症在农村的存在则是更加直接与切肤，越来越多人莫名其妙地患病，我有一种感觉，癌症的发病率在前几年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个时候，癌症的蔓延蚕食着本来就脆弱的农村家庭。阿军是与我一块读书考出去的，现在在上海做程序员，年收入也有百万，阿军一家的孩子都比较争气，他哥哥名牌大学毕业，进了国有钢铁厂，在上海站稳了脚跟，阿军的表弟阿伟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现在在国外做工程师，阿军的堂弟，刚刚考上省内一所不错的大学，可是他们家有个“魔咒”，阿军高考那年他母亲被查出乳腺癌，很快就去世了；阿伟刚上大一，他母亲也突然被查出食道癌晚期，没多久便撒手人寰；阿军的堂弟，也是在上大一时母亲得了癌症，没挺过一年。村里人都说，他们家的女人命苦，享不到儿女的福。疾病带来的伤痛以及家庭破裂，会渐渐让其与故土疏离，阿军一家接二连三的变故，迫使他们卖掉家里的房子和土地，搬到城里去了，只有每年的清明和忌日才回乡祭拜。
重疾带来的悲剧故事在农村并不是少数，在医保和大病医疗没有完善的那几年，拖延治疗和或者放弃治疗，是很多家庭和病患无奈的选择。而相较于癌症这种人的肌体被击垮的大病，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却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误解，因为农村极度缺乏必要的精神卫生知识和心理咨询服务，农村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干预与遏制。在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的“肉食者”眼中，农民和农民工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主流媒体与意见领袖则极少关注他们内心的声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极其“沉默”的，在土地上耕作、在工地上搬运、在高架或楼顶讨薪、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制作食物......污浊或者肮脏的工作把他们推到城市的边缘,他们像影子一样沉默且微不足道，在城市人的生活中“飘”过，因此很难唤起注意，即使有所交流也显得维诺、木讷与胆怯，甚至有可能被加上舆论的刻板印象，与犯罪联系在一起。农民工在城市是被忽略和歧视的，而回到乡村，也很难得到足够的心灵疏导与慰藉。然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在自己的微社会体系中维持着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应将其“符号化”或者“影子化”，乡村观察者和研究者，包括政府，都应更加关注这个群体作为鲜活个体的本身，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内心需求，而不是已经出现或者即将爆发的矛盾和问题的事件本身。
阿光的生意
我有太多年没见过阿光了，我们是小学同学，我记得那时候的他瘦瘦小小的，在班里很不起眼。那次天晚上，阿光来的比较晚，穿着整齐的妮子大衣和擦得蹭亮的皮鞋，头发也梳的油亮，在这个大家都穿的很邋遢随便的村庄里的酒局上，显得格外扎眼。阿光一回来便跟所有人寒暄，说着我刚从县城赶过来，迟到了，先自罚三杯，熟练地倒上三杯酒，一杯接一杯地一饮而尽，大家都边恭维边说还是“阿光有排面”的客套话。
阿光辍学后一直在县城里做生意，据说还混得不错，在城里成家立业，买了房、买了车。阿光拿起半瓶酒坐在我旁边，说老同学好多年没见了，我们得好好喝一杯，盛情难却，我也在我的酒杯里添满了酒，跟他碰了一杯，阿光开始从自己为什么来晚说起，他说下午跟一个领导吃饭了，在谈一个项目，知道咱们县正在开发的那个景区吗，我们准备在那边建一个拓展训练营，你在大城市工作，应该知道是干什么的，我点了点头，阿光似乎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倾听者，然后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像我们这种在家里的地里刨食吃的，吃得就是这一碗饭，不像你们在外吃公家饭的。阿光说起自己的大排档生意，说起自己在县城初具规模的烟酒生意，说起自己的人脉，还说到自己未来事业的宏大规划，然后客气地说，你是大学生，有文化，没事咱俩可以多交流一下。
阿光还说到我们县的经济，说到那个建设的看起来高大上的产业园区，那里的工厂没有几家是开工的，前几年的鞋厂、制衣厂全跑越南去了，还有几家企业，刚建成还没开工就被环保部门和当地政府逼走了.......咱家的人不行，阿光有点痛惜地说，你常年在外边，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咱们家做事，得按照咱们家的规矩来，要不然就会赔的内裤都不剩下......
阿光说的很对，县城前些年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建起了占地几千亩的产业集聚园区，红红火火，一年一个样，我甚至曾经畅想过我们这个中部劳务输出大省的一个普通县城，会不会借着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东风成为未来的“小温州”“小东莞”。并且在刚开始的两年，园区里的鞋厂和制衣厂陆续开工，吸引了很多村里的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村里很多年轻人开始不出去了，留守的女人们也开始到工厂里做工。但是好景不长，或许是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亦或真的如阿光所说，我们这里的管理水平低下，产业环境不好，这些工厂纷纷又搬走了，只剩下建设的整整齐齐的厂区和厂房长满了野草，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区”，而村子里的年轻人还是只能沿袭之前的老路，出去务工或做生意，留下老人、小孩和部分女人在村子里。
县里这几年又在轰轰烈烈的搞特色旅游项目，修了滨河公园，把一条老街改造成仿古步行街，还将南部贫瘠的山地开发成旅游景区，在山脚下种上几百亩的油菜花，每年举办油菜花节，县域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经济效益似乎不是很好，创造的就业也极其有限的，缺乏实业，依然扭转不了人才和劳务严重外流的局面。
蔓延的孤独与苦闷
阿伟是孤独的，我能看出来，但谁何尝不是这样。阿伟本来不在我的观察范围之列，他和我一样，学有所成之后在外工作，事实上并不属于“农民”，但因为我们这一类人虽然是“新城市移民”，但是还带有“农民”的诸多烙印，原生环境的影响也会是巨大和持续性的，虽然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从乡村走进城市，巨大的壁垒和藩篱，会使我们背负上更多身份转换的阵痛。
阿伟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在我们县的重点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生性要强，心思也比较细密，再加上我们这个中部省份地狱级别的高考难度，他在高三那年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严重的时候整晚整晚的失眠，导致第一年高考失利，被迫选择复读。其实按照他平时的成绩，只要不是发挥失利，应该能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阿伟“用力过猛”了，农村的孩子是经受不起在这个命运大考中的任何失利的，所以巨大压力带来的焦虑和失眠似乎成了高三生的群体性病症，阿伟则更加严重，我知道的时候已近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但是阿伟还是挺过来了，以非常危险的分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阿伟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在一家工资不高的国企，虽然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安定下来的难度远远高于高考，但是阿伟还是下定决心要在这座城市扎根。后来，阿伟从那家效益一般的国企离职，办过短期暑假培训班，然后又进了一家不错的大公司，收入也还不错。那年过年，阿伟给我发消息让我陪他去我们那边的省会城市一趟，他说他要去向自己喜欢多年的女生表白。那晚阿伟拿上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赴约，表现的很有把握，我大概明白，阿伟换工作后自信了很多，但是结果那晚阿伟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女孩开了一辆不错的车赴约，他问女孩这车是谁的，女孩说是自己全款买的，去年还买了一套房，女孩是房地产销售，那几年房价暴涨，女孩赚了不少钱，很快有房有车了，阿伟顿时便泄了气，约会也不欢而散，那句可能在心里默念了无数次的情话最终也没能说出口。
后来阿伟安心工作了半年多，过完暑假刚开学，阿伟又突然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在广州读研，他说自己请了长假，要来南方旅游散心。后来我才知道，阿伟跟公司里的一个老员工起了冲突，阿伟性子直，人又倔，对方心眼多，经常给他穿小鞋，阿伟气不过就跟他打了起来，后来公司给他批了半个月的假，让他出去调整一下。那天我们在珠江边聊了很多，阿伟说他不喜欢职场上的勾心斗角，还说想移民到新西兰，听说那里环境优美，生活散漫，人与人之间都比较单纯.....我以为阿伟只是随便说说，谁知道半年后他真的申请到了去国外的签证，只不过是去新加坡，原因是新加坡可以赚更多的钱，阿伟说，我面临的所有问题，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按照合同，阿伟在新加坡一年就有将近一百万的收入，三五年之后就可以在上海郊区全款买套房。我感觉阿伟应该会很快成为大城市里有车有房的成功人士，通过朋友圈，我也看到阿伟在恬静的日本奈良城、在泰国芭提雅繁华的街头、在马来西亚迷人的沙滩上的光鲜的国外生活。过年的时候我跟阿伟通了很长的视频电话，阿伟一脸憔悴的坐在房间里看书，看起来比我最近一次见他老很多，阿伟正在攻读新加坡一所高校的研究生，阿伟说有点难，年龄大了，很难静下心来，有几门课程比较难及格，阿伟花了十几万在这个学位上。阿伟担忧地说，考试不过，花的钱就打水漂了......我提到买房子和结婚的事，阿伟说没存到多少钱，去年买店铺还被骗了几十万，女朋友难找，去年谈了一个上海的，但是对方后来说离过婚，阿伟就把人家拉黑了。阿伟说可能要孤独终老了，现在只想把学位拿下来，还有拿到新加坡的绿卡......
阿伟很苦闷，应该平时也很少人跟他聊天，我们聊了很久，相似的人生困惑与苦恼，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彼此从对方那里得不到一点温暖的东西，很快天黑了，我感觉孤独和苦闷蔓延开来，这几年，我一个大男人也开始害怕天黑和阴郁的天气，开始极度的怕冷，我明白，年轻的锐气慢慢被耗尽后，现实的黑暗便投射下来，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背负着一切努力奔跑，一刻也不要停下来。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