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
採訪：徐悅邦
來源：正和島
01、大選過後，我們正迎來“危險100天”
美國大選的靴子基本落地，拜登當選幾乎已成定局。
大選過後，中美關係會有緩和嗎？
我想本質上很難，最多是階段性緩和。拜登會比特朗普更難對付。中美關係，將進入一個重新校準期。
拜登一定也會向中國施壓，然而作為建制派，他會按照規則、按照套路出牌，拜登政策的可預測性更強一些。
一句話概括拜登對華政策的特點，就是：政治正確代替經濟利益，系統性代替隨意性，建制派代替非建制派，確定性代替不確定性。
但由於全球經濟的長期失衡和幾個大國間目標的衝撞，遏制仍是大方向。
雖然拜登沒有那麼強硬，甚至在競選時承諾當選就取消對華加徵的關稅，也會加強與中國的對話機制。但也沒有那麼友好，也在所謂的意識形態議題上大放厥詞，涉疆涉港涉藏議題上意識形態化，無端批評中國。
所以我認為在大戰略上不會有太大變化，但在戰術上會有變化，我自己理解大概有這幾個方面：
1. 在一些議題上，會和中國合作
比如說氣候變化問題。我博士後的研究方向就是能源和氣候變化政策，所以我稍微瞭解一些。拜登很可能會重新回到《巴黎協定》，該和中國合作的和中國合作，該和世界合作的和世界合作。我覺得我們也要以氣候協定為基礎，擴大和美國的合作點、合作面，以合作促進關係改善。
2. 校正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總體上，相比於特朗普原先的“極限施壓”政策，拜登的關稅政策會更溫和，但他肯定也會盡最大力量為美國爭取利益。
客觀來說，我覺得美國在過去的全球化進程中，它的做法總體上是有利於中國的，還是幫了我們。我們其實應該承認這點，本著一個所謂“互惠互利”的原則，在美國當前面臨產業空心化的結構調整之際，能幫的地方也要幫一幫，一塊兒在經濟層面上合作，這才是大的、長遠的互惠互利。
3. 高科技領域，繼續採取“小院高牆”策略
拜登上臺後，在高科技領域還是會繼續採取“小院高牆”策略，來打壓中國高新科技的發展。
但是對美國這種所謂的“科技脫鉤”，我們現在看得也比較明白了，裡面其實有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美國可能實施“強脫鉤”。但這並不是說美國不給我們技術，我們就搞不出來或搞不到了。因為美國也不是所有技術都可以自己搞，也要依靠它的盟友。像光刻機主要是荷蘭人做得好，他們還可以賣給我們。現在還不至於發展到這一步，但如果美國真的這麼強硬我們也不要怕。
第二，科技脫鉤會大大加快中國國產替代以及科技外交上的轉向。我們肯定要通過國產替代以及外交上的戰略調整，儘可能避免出現“卡脖子”的技術問題。
從長遠來看，中國人其實應該認識到一點，畢竟改革開放後才搞了40多年、新中國成立才70多年，而西方工業革命都已經300多年了，我們總體發展時間比較晚，這樣一來技術上有很多“卡脖子”的環節也是正常的，沒有必要自怨自艾或者是妄自菲薄。
當然，我們現在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我覺得也要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是企業和科研單位確實應該著力去解決短期應用和現實需求的問題。因為對企業來講，這是巨大的市場和商機；對科研院所來講，這是所謂的科研課題的方向。
俄羅斯當年動不動就威脅歐洲，要斷天然氣、不再供給石油了。很多歐洲國家就說，你恐嚇一次兩次可以，但如果總這樣，對不起，我重新鋪設通道，從別的地方買，無非成本高一點。現在美國逼著中國人這樣幹，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
另一個就是任正非講的，中國的大學，特別是頂尖一流大學不要去管“卡脖子”，而是要“捅破天”，這個事說得太好了。因為大學搞應用本身就處於劣勢，他在象牙塔裡邊，還是應該向天上看、向上突破，解決更長遠、更基礎的東西，所謂“取法於上，得乎其中”“功夫在詩外”。
所以我們的科研體制，包括科研投資體制真的應該變一變了。通過教育和科研體制的改革，釋放創新的活力、自由的環境，這要改，我們不自怨自艾、不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沒有觸動啊，不能自亂陣腳也不能無動於衷。
4. 修復和歐洲的關係，聯合制衡中國
拜登上臺後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他通過和歐洲盟友間制定許多規則來約束中國。所以前段時間《經濟學家》有篇文章說，中美博弈主戰場在柏林。為什麼在柏林呢？因為歐洲的重點在德國。
我今年也見了德國幾家大企業的董事長，交流過程中發現他們非常關注中美關係，很怕中美關係惡化以至於影響到他們，也很怕德國在中間選邊站，因為他們許多企業用的產品，或者說某些供應鏈在中國，而有些企業還受到美國製裁，夾在了中間。
還有很多人問我，拜登上臺後經濟逆全球化的趨勢會不會因此逆轉？我覺得從本質上來說，這輪中美關係惡化其實要從全球經濟失衡說起，長期的全球經濟失衡導致美國內部出現變化，很多產業空心化，出現了許多鏽帶地區。但這個東西不能說都是中國造成的。
對現在的中美兩國而言，全不全球化這件事已經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解決“有增長、無共享”的這種發展模式。
過去十幾年，其實大家都遇到了挑戰，就是增長看起來很好，但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富人佔有的財富比例越來越高，正是這種“有增長、無共享”的狀態，美國才要通過稅收、通過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去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這其實才是中美現在最應該聯手去解決的一個問題。拜登勝選時的講話，包括他做的一些迎合拉近，說應該團結起來，我覺得講得很對，我們不要去嘲笑人家。
我覺得對我們而言，不管是誰當選，我們都應該儘自己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努力，去爭取改善兩國關係。在經濟利益問題上，不要總用安全問題和軍事問題的思路來解決，沒必要總是硬剛，一門心思想著省錢的話，還怎麼去做生意呢？
同時，也不要覺得人家說的都是錯的，不要人家一有什麼批評意見我們馬上跳出來，這不是一個合格的態度，對批評的容忍度應該適度提高一點；也不要覺得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都是金科玉律，不是說所有的我都按你的套路來，觸碰到我們底線的當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取決於他們，也取決於我們，取決於雙方的溝通、交流和博弈。但不管怎麼說，我們還是應該更加包容、更加開放，姿態更高一些、心胸更廣一些。
另外，從短期來看，我們要警惕接下來正在進入的“危險100天”，從現在到明年1月新任總統正式就任的這段過渡期，特朗普可能還會繼續操作對華議題等，製造事端，留下爛攤子讓拜登善後。
危險的100天，仍然很危險。這裡面確實存在很多可能性，以特朗普的個性和作派，很可能會利用現有的總統權力，打破常規，比如宣佈進入某種特殊狀態，也許是對外戰爭，也許是處理內部紛爭、騷亂。
像前幾天特朗普剛解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兩個月前就有專家知道他要這麼做，因為國防部長不支持特朗普對外動武。現在許多研究中東問題的專家擔心，接下來美國是否會對伊朗採取措施。一旦開戰，伊朗對周邊親美的國家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實施打擊，這對油價、黃金價格、美元都將起到助推作用。
這個影響還是很大的，我們要特別關注，確實要慎重，危險的100天還沒有過去。
歸根結底還是一句話：準備好迎接來自美國更大、更系統性的挑戰。
02、中國又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未來3-10年要實現“驚險的一躍”
未來10年是一個敏感的轉折點，大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可避免。
中美俄的國家戰略出現了交集，都在爭奪全世界的話語權：我們講“中國製造2025”，美國講建國250週年（2026年），普京講在新的任期內要把俄羅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5位。所以勢必會有衝突，只不過是大小問題。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又走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十字路口，我們每個人都不是旁觀者。未來3-5年，或者5-10年要實現“驚險的一躍”，像國際環境的改善、國內發展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升級，我覺得長則10年、短則5年需要慢慢完成。
而從經濟週期的角度來講，我們仍處在“經濟新常態”的過程中，經濟減速期還沒有完全結束，同時還要在減速過程中完成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按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奧的說法，當前全球前景並不好，人類可能面對比二戰時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環境。我是同意這個看法的。
像這輪逆全球化的動因，本質上就是分配出了問題。在經歷了2008年後長達十幾年的量化寬鬆後，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在無形中加劇了，幾乎是不可逆的。2008年以前，很多人通過個人努力可以進入更上面的階層，10年後發現希望越來越小了。
因為寬鬆政策天然是有利於富人的，他們會用槓桿，上車又早，財富雪球越滾越大；而另一些特定的社會群體實際上收入和社會地位就相對下降了，所以消費升級的同時出現了消費降級。
中國也是如此。2009-2016年我稱為“金融化時代”，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就是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企業、家庭都在加槓桿，可以說是一個全民加槓桿的時代。
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胡潤排行榜上地產、金融、互聯網行業都出現了很多富豪。這幾年，如果一個人買房子不夠多，或者沒有投資收益，只靠工資，這些階層的差距就越來越大。
誰能想到，在成為科技大國、創新大國、商業大國之前，我們竟然先成為了金融大國。中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一度超過8%，遠高於德國、日本等製造業強國4%-5%的水平，甚至超過了金融業最發達的美國。
顯然，這不是因為我們的金融業有多發達，而是我們的金融脫離了本源。老百姓調侃說票子“發毛了”，雖然不嚴謹，但大概是這個意思，貨幣超發了。
所以2017年整個金融業的整頓，意義非常重大，意味著從2008-2017年金融泡沫化的背景很難再出現了：政策收緊、迴歸本源，經濟進入一場遲到的“出清”，這其實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告別、擠泡沫。
過去10年，貨幣跑得比實體快，金融跑得比產業快，結果必然是脫實向虛。我覺得要是沒有2017年的金融整頓，我們可能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所幸整頓後大的監管架構都在發揮作用了。
就像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說的，大家都去賺“錢生錢”的生意那是不行的，還是要老老實實發展實體經濟，讓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儘可能避免資產泡沫、金融泡沫。
所以未來我們還是應該注意，真正的、最大的難題，不是來自外部的這種壓力挑戰，而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的社會分化問題，要避免陷入東亞地區容易出現的情況——內卷化。
這是個世界性難題。要怎麼突破可能出現的“內卷化”呢？從道理來講，無非幾方面：
1. “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想法，要儘量少出現
一個社會、一個產業發展階段的“內卷化”，就像一個人職場上到了一定發展階段、一定年齡段總會遇到的天花板。
你會發現，要想進入更高的平臺，或者想要有一份更高的收入，在原來的賽道上怎麼努力也不行了，哪怕彎道超車，因為彎道超車還是在原來的道上，只不過是跑的速度更快了點罷了。
所以真正要想突破內卷，第一步就是換道，提高技術含量，就像我們常說的“打敗電商的不是電商，是外賣”，換一套技術、換一個賽道，導致整個邏輯不一樣了，也就突破了。
但今天，在金融、教育、醫療、科技等諸多領域，都存在著一種“網格疊化”的現象：管理越來越具體，網格越來越細密，空間越來逼仄。越管越細，密不透風。道理一套一套，看似專業正確，結果南轅北轍。
用一句話來形容“網格疊化”的表現，就是那句有名的 “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這種現象如果在整個經濟社會領域蔓延，就會窒息創新、扼殺活力。
突破內卷化，需要增量利益，做大經濟蛋糕；需要組織創新，提升組織效率；需要思想進步，升維思考解決問題。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增加投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透明度，實施所謂“基於信任的管理”，真正把錢花在刀刃上。如果違約，事後懲罰。
2. 鼓勵民間資本、企業家，多提供公共產品
第二步就是增加所謂的公共服務、公共設施供給，這對中國來講，其實挑戰很大，也是一個老難題，因為教育、科研上都會存在這個問題——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特別是優質的公共產品。
類似於西湖大學這樣的，為什麼不能鼓勵民間資本、企業家多投資、多搞一搞呢？中國不能有1萬所這樣的大學嗎？大家願意出錢，願意組合資源，有什麼不可以的呢？而一些領域還是在用計劃經濟的思維，來思考這個問題，或者說是管制不當、過度管制，放鬆反倒其實是潛力。
3. 通過稅收形式，合理調整收入分配
這次馬雲在外灘的講話，最後大家的目光都定在螞蟻金服身上了。但其實馬雲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金融系統該怎麼改革，他提到“監管與創新”的關係。
像螞蟻金服這類的平臺型互聯網企業，必然是需要接受嚴格監管的，因為它本質上還是用科技手段在做金融的事情。
互聯網企業的特點決定了有可能出現“勝者全得”的結果，勝者全得就會存在問題，它的壟斷性甚至就會比傳統的石油化工行業更強。所以這個行業的特點決定了它必然是要受管制的，不然就會讓其他中小企業“大樹底下不長草”。
這是個新課題，但肯定是要解決的。我認為，對於這種平臺型公司、新業態公司反壟斷的合法合理管理，比如通過稅收形式，或者說劃轉經濟效益，其實是縮小貧富差距、突破“內卷化”的一種很重要的手段。
為什麼這麼說呢？道理很簡單。這裡面有一個數據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分配權分裂的問題。
因為你用的是大家的數據，實際上就承擔了公共平臺的角色，所有權是你我這些人的，使用權在平臺型公司，但收益權卻全部歸平臺型公司的股東所有，這是不對的，有一部分其實是要轉化為給全民的分配，因為你借用了大家的數據、隱私。
所以我實際上建議國家成立一箇中國大數據公司，就當這些平臺型企業的股東，或者讓社保基金作為股東進入，每年都享受分紅。這個道理是講得通的，而且我認為平臺型公司應該有這個覺悟和意識。
在當前這種內外壓力下，可能會有一大批企業被淘汰，這很殘酷，但其實也會誕生更多的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技術，而且也是補短板、促改革的好機會，現在更容易形成對深化改革的共識，尋找到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釋放新的改革紅利。
中國人向來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給一點空間和自由，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只要我們不犯太大的錯誤，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大。
這個關口過去之後，未來將是一往無前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信心可以走過去。
03、我有幾點建議
當中國經濟的潮流發生逆轉，每個人都面臨著新的抉擇。無論你承認與否，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賺錢的邏輯已經發生了深刻改變。
我們中長期仍然處在大的收縮期中。賺快錢沒有那麼容易了，得學會賺慢錢；賺大錢沒那麼容易了，得學會賺小錢；高速擴張沒那麼容易了，得學會慢慢變現；做大生意沒那麼容易了，得學會把生意做小。
過去20年逆流而上，未來20年要順流而下。
1. 房地產：賺辛苦錢的時代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經過過去20年的炒作，房地產已經背離了“居住”的本源，增長斜率非常陡峭，幾乎成為了一種投機性的金融資產，最典型的就是一線城市。
如果任由泡沫越吹越大會產生兩種風險：一是對房地產剛需群體——年輕人和低收入階層來說，可能永遠也買不起房，不少人可能直接就喪失信心“洗洗睡了”，還容易引發社會危機；二是一旦局部出現降價，容易引發“踩踏式”拋售和連鎖反應，從而使整個房地產市場和國民經濟遭受重創。
因此，在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中央提出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房住不炒”，2018年提出了“因城施策”。
決策層目前對房地產的政策，是根本性的思路改變，房地產如果還是高槓杆、高週轉，成了金融業，那肯定是有問題的，對其他行業的影響太大了。為什麼現在香港房地產的平均槓桿率是40%，而內地是70%？因為香港企業吃過高槓杆的虧，經濟泡沫襲來，高槓杆的副作用是摧枯拉朽的。
所以我們正在告別“地產金融化”，未來閉著眼睛買房致富的時代結束了，房價會趨於穩定，同時不同城市、同一城市間不同板塊的分化會越來越嚴重。過去很多城市房價10年漲10倍，未來可能10年頂多就漲1倍。
簡而言之，房地產行業從過去20年，從金融業的發展邏輯轉變到了製造業的發展邏輯，以後房地產行業也會像製造業、消費業一樣，要賺品牌溢價、經營溢價等。這種邏輯轉化影響到的行業非常多。
2. 未來3-5年，股市向好是大概率事件
過去20年老百姓的主要資產是房產，未來10年裡頭，我們會發現不動產的比例在縮小，金融資產的比例在提升，取代樓市是有可能的。
從資產角度來講，2020年是資產大年。但從短期來看，過去一年的股市都是估值推動型的，我們覺得現在很多板塊估值過高了，有點透支了。
如果從3-5年的維度來看，我覺得股市向好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因為我們正在做註冊制的改革，過去講資產荒，現在可選的資產多了，對很多人來講是個機會；如果從10年的維度，或者從改革的維度來看，未來我們是有可能步入到一個大牛市中的。因為我們確實到了老百姓資產池“騰籠換鳥”的階段。
但我也一直認為，普通股民衝進股市還是要謹慎，因為這相當於拿著大刀長矛，衝進了重機槍陣地；有點經驗的股民，不過是換成了駁殼槍而已。建議大家弱水三千、只取半瓢，不要貪杯。
我們很多投資者在菜市場買菜都斤斤計較，甚至錙銖必較，為什麼買股票，幾萬、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就輕易進去了呢？覺得買股票比買大白菜要簡單嗎？恰恰相反，買股票其實非常難，什麼時間點買、什麼時間點賣都是非常專業的事情。我有個說法，要用買大白菜的心態去買股票。
3. 企業永遠只有一條護城河
對任何一家企業而言，價值永遠都是金融下行週期中最堅實的護城河，而價值就像一種資產，要想激活這種資產有一種能力很重要：
那就是用新金融思維去創造價值。
我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過4點基本思考：“深挖洞，廣積糧，早稱王，不稱霸。”
“深挖洞”就是要做好風險控制，這是當下第一個要注意的。
“廣積糧”就是要用更開放的視角和心態去配置資源，但無論做什麼，都要用一種工匠精神重新去認識我們所做事情的本質，做到最好最精。
“早稱王”就是要早日成為細分行業的龍頭，這個過程實際上是非常殘酷的，也意味著當你成為龍頭時，絕大部分人成為了“炮灰”。
“不稱霸”就是成為龍頭但不獨大。西方博弈論裡有個著名的“智豬理論”，就是一頭大豬和一頭小豬關在一起，大豬要允許小豬搭便車，小豬也要學會搭便車。東方社會更是如此，做到一家獨大未必是好事。
4. 在風險面前，沒有真正的鐵飯碗
普通人又該如何自處呢？緊衣縮食、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是必須的，這是被動式的應對。
再者，持有資產還是比較重要的。經濟週期決定了大類資產選擇。理論上來講，衰退期應該配置債券和現金，復甦期應該配置股票和債券，過熱期應該配置商品和股票，滯漲期應該配置現金和商品。
但對於普通投資者而言，可能有些領域的投資沒辦法直接參與，我認為如果能做好以下5點，至少能保證自己的財富穩定增長：
1. 永遠以控制風險為主，不要一上來就想著從這個市場中撈多少錢，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投資標的、賽道、週期和節奏。
2. 對投資、對市場要有敬畏感，不要覺得人定勝天，人勝不了天，往往都是天勝半子，要保持一個低調謙虛的行事風格。
3. 對自己要有清醒的認知，說白了，就是要知道自己到底幾斤幾兩。
4. 勤於學習和思考，形成自己的一套投資理念、投資方式、投資策略。我建議把95%的時間用在學習上，3%的時間用在制定配置策略上，2%的時間用在制定交易策略上。
5. 不投資也是一種投資方式。在資產極化趨勢下，應該把99%的時間用在1%的項目上，看準了下重注而不是所謂的分散投資，另外99%的項目是不投資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過度樂觀，也不需要過度悲觀，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工作狀態，儘量務實一點，沒辦法跳槽的就別跳槽，能保住工作的就保住工作，有投資能力的可以抄底。
但無論你是打工、創業，還是投資，最重要的是，做人一定要想通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