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前後到2012年，招行信用卡中心、交行、銀聯商務就在武漢設立了客戶服務中心，提供遠端電話作業服務。他們培養出了大量與催收相關的人才。這些人離職後，就開始自己創立公司。

“在中國的催收版圖上，武漢和崑山、深圳、合肥、長沙、成都一樣，是催收重鎮。”一位武漢催收從業者表示。
有從業者估計，武漢有500家催收公司、10萬催收人員。
2020年，在中國，武漢成為了因疫情受傷最重的城市。
而武漢的催收業，也經歷了兩個多月的至暗時期。
大量的催收公司倒閉，剩下的，在掙扎中求生。
4月開始，疫情陰霾淡去，武漢催收開始復甦，大量新的人群進入催收行業。
目前，武漢已有90%的催收公司復工，業務量也恢復到疫情前的60%到70%。
在“重振武漢“的號召下，武漢催收業開始了重建與迭代……
01復甦
武漢的催收行業，從4月開始點滴復甦。
4月10日，距華南海鮮市場只有幾公里的一家催收公司，復工了！
公司負責人李毅為走進辦公室，發現桌子上積了一層灰。公司的一棵聖誕樹上，還掛著年前抽獎的紅包，它們也積了一層灰——這一天，距1月23日武漢封城，已經過去了整整79天。
他的公司，也基本停頓了79天。
殺毒滅菌的公司來了，全副武裝，消毒液瀰漫，整個畫面，就像科幻片裡的場景。
4月16日，催收員周建，撥通了復工後的第一個催收電話。
上一次他電話催收，還是1月22日，85天以前。
武漢正在逐漸復甦
終於開始重啟的武漢催收業，遇到的第一大難題，就是人員流失。
過年之後，大量的催收員沒有回來上班。
武漢一家催收公司的負責人方華算了一下，今年節後的人員流失率，是往年的兩倍。
人員流失，主要是因為“家人不支持”。
武漢的催收人員，多來自湖北省內各地，武漢人並非主力。
“我們的員工裡，有95%都不是武漢當地人。因為武漢是疫情重災區，復工之後，很多員工的家長都反對他們返回武漢，尤其是無症狀感染者和有人‘復陽’的新聞出來後。”方華稱。
各大武漢催收公司，開始了緊急招聘。
很快他們就發現，儘管流失率很高，但招新人並不算特別困難。
湖北是全國疫情最重的省份，很多流動人口擔心出省就業會遭遇歧視，都選擇在省內找工作。
而這，為催收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儲備。
另一方面，很多被疫情重創的行業，也提供了勞動力，譬如線下教育、餐飲等行業。
催收行業的招聘，有“金三銀四”之說：3、4月是招聘高峰。
這一次，因為疫情被壓制的招聘高峰，到5月仍未停止。“應聘者人數增加了5%到10%。”方華說。
此外，因為在家隔離了很長時間，大家的工作意願空前強烈。
五一之前，很多員工主動對李毅為表示，五一休息五天太長了，希望只休息兩天，其他三天工作，“我們要把失去的業績趕回來。”
5月3日到5日，李毅為的公司，有80%的員工主動去上班。
“一方面，他們有經濟壓力；一方面，他們也希望公司越來越好。”李毅為說，現在，大家有一種共渡難關的感覺。
到了5月，武漢的催收行業，漸漸從疫情之下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90%的武漢催收公司都已復工。”李毅為稱。
“我們的公司在光谷軟件園，有三百多人，現在有兩百多人都已到崗。”方華說。
多家催收公司表示，目前自己的業務量，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60%-70%。
武漢催收行業，已基本恢復如常。
02催收重鎮
武漢，在催收行業的地位並不低。
業內人士稱，中國有幾個催收相對集中的地方，分別是：崑山、深圳、武漢、合肥、長沙、成都。
因此，武漢被稱為中國的幾大催收重鎮之一。
據天眼查數據，武漢經營範圍包括“催收”的企業為210家，其中漢南區最多，有140家。
天眼查顯示的武漢經營範圍含“催收”企業數
這還是最正規的營業範圍，很多催收平臺只要有三個“外包服務”就能夠做，業內俗稱“三包”。
因此，有從業者估計，武漢的催收從業者不下10萬，實際運營的催收公司約有500家。它們中，大多數規模在100人左右，小的只有20-30人。
武漢能成為催收中心，有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
首先，這裡高校林立，大學生眾多，每年光畢業生就有幾十萬，且人力成本低。
光是在武漢金融機構和催收公司聚集的光谷地區，就分佈著多所高校。
“武漢的學生數量，讓行業有了足夠的人力資源儲備。”武漢催收從業者王順之表示。
其次，因為地理、生活成本優勢和政府扶持等因素，很多互聯網巨頭和消金公司在武漢佈局頗深。
比如說，招聯金融、馬上消金、興業消金、中郵消金，在武漢都設有分部。
曾有媒體統計稱，華為、小米、360、滴滴、今日頭條等，在武漢設立了第二總部。
而阿里、京東在武漢也有不少佈局，騰訊還要在武漢建數字產業總部。
第三，性格特點，讓湖北人很適合做催收。
“‘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湖北人很聰明，語言風格彪悍又狡黠。湖北的催收員會剛柔並濟地去和客戶磨，同時和甲方進行有效溝通。”
方華表示，武漢催收員最擅長的，就是講求話術技巧的中後端催收。
有催收員證實，武漢的催收團隊，催回率確實比很多地方高些。
武漢催收業是如何興起的？
早在2010年前後到2012年，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銀行、銀聯商務，就在武漢設立了客戶服務中心，提供遠端電話作業服務。
“這三個職場加起來，規模不下萬人。”李毅為表示。
他們培養出了大量與催收相關的人才。這些人離職後，就開始自己創立公司。
在武漢的光谷金融港，陸續出現了一百多家小催收公司。它們中，少的五六人，多的六七十人，人員流動頻繁。
接下來，武漢催收又迎來了一個發展高峰：金融科技興起了。
而武漢催收，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2017年，武漢新成立了大量的催收團隊，相互之間經常挖角，行業上演著搶人大戰。
“當時甚至有公司表示，你挖過來50個人，就讓你當主管；你挖過來200個人，就給你當經理。”方華稱。
薪酬也水漲船高。
過去3000到4000元的月薪，直接變成了8000元左右。後一個數字，高於武漢人均工資。
在這段野蠻生長的時期，市場魚龍混雜。
“很多套路貸和714高炮，也在武漢設立了催收中心。”方華稱。
高炮的佣金高達20%-30%，而銀行信用卡、消金公司的佣金不過1%-2%，差距最高達到30倍。
高炮催收團隊為了挖人，甚至直接開出翻倍的薪酬，當時市場一片血雨腥風。
這段瘋狂的歲月，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
2018年下半年開始，催收監管收緊，武漢有不少催收公司跑路。
2019年的“3·15”晚會，成為了催收行業的又一個節點。全國掀起了掃黑除惡浪潮，多家催收公司人員被抓，行業加速出清。
“到2019年6月之後，幫高炮催收的公司不見了。現在還活著的催收公司裡，沒有誰敢接高炮。”一位武漢催收從業者稱。
餘波未平，風浪又起。
新冠肺炎疫情來了。
“這一次的疫情，對武漢催收業的打擊是前所未有的。”武漢催收從業者王順之說。
2020年的2月到4月，武漢催收業被按下了暫停鍵。
許多催收公司倒閉。因為不知道武漢何時恢復正常，一家催收公司的負責人陳偉偉，果斷關停了公司。
“繼續開，只會繼續虧。”
儘管前景迷茫，但讓方華感動的，是金融機構並沒有放棄武漢的催收業。
疫情期間，每個月底，都有甲方問他：“下個月你們會復工嗎？如果復工，我們就要幫你們安排案件了。”
“疫情期間，武漢的催收業務確實有外流，但這是階段性的。產能恢復之後，金融機構仍然把業務交給了我們。”方華說，“能為我們保留市場份額，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扶持。”
他把疫情期間收到的甲方信息，歸納為8個字：“共克時艱，未來可期。”
在更大範圍內，國家伸出了援手。很多武漢的催收公司，享受到了疫情下國家為湖北小微企業提供的扶持政策。
“從2月到4月，我們負擔的社保很少。”李毅為說。
疫情之後，逾期上升，催收行業從低迷中抬起頭來，整個行業都迎來了一輪爆發。
03未來可期
疫情之後的武漢催收，正在重振。
除了武漢的催收團隊基本復工之外，武漢周邊地區也在被開發。
從2016年開始，武漢的催收業就在往周邊下沉，300公里內的地級市都是下沉選項。
在這些地方，人力、房租成本更低。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還會有政策優惠。
李毅為算過一筆賬：在同樣產出的情況下，下沉後，場租可以節省50%以上，人力成本可以節省20%，總成本可以下降15%。
陳偉偉已經打算回宜昌發展。在那裡，他們有自有的辦公場地，成本更低。
“疫情之後，催收行業的下沉趨勢會更加明顯。”不良資產催收外包產業聯盟秘書長王暉表示，目前，很多三四線城市，都在希望打造金融服務外包基地。
另一方面，武漢催收行業的兼併正在加速。
5月8日這天，李毅為接待了兩個武漢同行，他們的公司規模在30人左右。他們都希望與李毅為的公司合併，讓自己公司成為其分支。
“據我所知，馬上、微眾、招聯、京東等頭部甲方，都在調整自己的催收外包名單。疫情之下，這個調整會加速，催收機構的業績、規模和合規程度，將成為它們的重要考慮因素。”李毅為說。
活下來的催收公司，突然發現有接不完的單了。
有的公司已經在準備擴張。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盲目擴張。因為你現在的業務，是疫情期間累積的存量。”王暉表示。
在他看來，此前，政府的關注點被抗疫轉移。但疫情過後，政府會和疫情前一樣，繼續對催收行業嚴監管。“對這個行業的合規要求，永遠不會變。”
他認為，因為政府嚴監管、客戶還款能力下降、金融機構減免息費等因素，今年下半年，催收行業的日子仍難言輕鬆。
“疫情對催收行業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在未來，只有合規、上規模的催收公司，才能存活。”他說。
經歷了傷痛，武漢正在痊癒，中國正在復甦。
對方華來說，最深的感慨，就是“終於熬過來了”。
疫情期間，看到催收員工，看到金融機構，他會有一種感覺：“這一次，我們真的是在同一條船上。”
對此，他從來沒有這樣刻骨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