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錢昌明向察網的投稿】
最近，有一個荒誕不經的傳言：“5G基站傳播病毒” [1]。對此，竟然有人深信不疑，且在美國和西方“文明世界”得以廣為流傳。
受此傳言影響，4月2日，英國貝爾法斯特和伯明翰的5G移動信號塔遭人縱火；4月3日，英國默西塞德郡的一座5G信號塔也被破壞。隨後荷蘭鹿特丹、利塞爾，比茲和努嫩的通信塔，也先後遭到人為縱火和破壞……
此一愚蠢、野蠻行徑，讓人聯想起前不久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隨後在美、歐出現多起對華人、亞裔的襲擊事件；再就是此前特朗普對華為5G的攻擊與汙衊。據此，人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這些法西斯式的暴行，無疑都是西方霸權民粹主義“汙名化”中國的惡果。遺憾的是，有人竟把它稱之為“白人‘義和團’”[2]行為。把它與1900年中國義和團為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拆毀鐵路、砍斷電線”行為混為一談，一概視為是“愚民”們痴信“鐵路斷龍脈、壞風水”式的迷信與愚昧之舉。
把當今西方法西斯式霸權民粹主義暴行，與百年前“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相提並論，這無疑是十足的混淆是非！客觀上就是在給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們的臉上抹黑，這也是幾十年來虛無近代中國革命鬥爭史的流毒——“汙名化”義和團運動的必然結果。看來，當今有必要普及一下有關義和團運動的歷史知識，以便讓一些人瞭解歷史真相，糾正錯誤觀念。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原因與性質？
義和團運動為何會勃然興起？它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運動？簡單地用一句話回答：它是帝國主義強化對中國侵略的產物；是中國農民自發掀起的一場反帝愛國鬥爭。
帝國主義不僅要用宗教來統治本國人民，而且更需要以這種統治方式向國外延伸，以推行它們的殖民主義統治。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英法等列強又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獲得准許進入內地傳教和擅自添加的可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文，深入內陸腹地農村。傳教士們以“傳教”為名，勾結當地封建勢力，干涉中國內政；霸佔土地，建立教堂；包庇教民、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所有這些，都直接激化了外國傳教士、教會勢力與當地農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每當矛盾激化時，傳教士就訴諸官府，其結果官府總是庇袒傳教士、教民，打壓農民；直鬧得天怒人怨，最終釀成教案。據學者顧長聲專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記載，到1898年秋義和團起義前夕，由傳教士引發、製造的教案已高達400餘起！而所有教案，最終無不都是以清政府屈服於外國侵略者的壓力告終：滿足他們的無理要求，賠禮道歉，殺害無辜百姓，貶謫下級官吏。
以著名的天津教案為例。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日，天津天主教堂育嬰堂發生疫情，大量嬰兒死亡，引發當地民眾的關心與疑慮。幾經交涉，後經該堂負責修女同意，允許派5名民眾代表到育嬰堂內查看。正當代表要進堂時，卻遭趕到現場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的阻止，並粗暴地把民眾代表轟出堂外。次日，豐大業再往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談判未開，即開槍恫嚇。在返回路上，豐大業又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隨從。這就激起民眾公憤，發生衝突，混亂中豐大業被憤怒民眾群毆致死，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遭焚燬。
顯然，此一教案完全是法國領事豐大業，因蠻橫無理和開槍射擊所一手挑起。事發後，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政府派曾國藩主辦、李鴻章協辦此案。最後將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充軍；將愛國民眾當作兇手懲處（處死刑20人，判徒刑25人）；賠款白銀49.7285萬兩；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國道歉謝罪。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極大地震懾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此後，洋人更成了中國各地官吏的“太上皇”；洋教勢力在中國大張。
“天津教案”會審照片
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強化了對殖民地的掠奪。隨著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列強在中國掀起了劃分勢力範圍的瓜分狂潮，山東地區首當其衝。其時，基督教堂在山東境內已星羅棋佈（多達1000餘所，教士300多人），深入窮鄉僻壤。在無數“教”與“民”的矛盾與衝突中，官府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這才有了義和團的鬥爭。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系由“反清復明”秘密組織——白蓮教流派演變而來，後成為散落北方民間“練武習拳”的體育組織，成員多為當地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義和團一般以“壇”為單位，沒有統一組織，但相互之間亦有聯繫。在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在“教”、“民”矛盾尖銳的日子裡，義和團作為農民組織，出於鄉土本能立場，面對清政府保護國民這一國家職能的喪失，不自覺地扮演了維護當地農民利益的角色，成為一股反抗外來侵略的民間力量。就這樣，義和團成了教會勢力的對立物。在外國傳教士的挑釁下，雙方衝突不斷，教案頻發。
頻繁的教案，外國傳教士與教會的囂張氣焰，也引起地方一些高級官吏的不滿。如山東的前後幾任巡撫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均一面壓制本國百姓，一面也向朝廷抱怨外人的專橫。毓賢就曾奏稱：
【教會勢力，“日見鴟張，一經投教，橫行鄉里，魚肉鄉民，甚至挾制官長，動輒欺人，官民皆無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鄉民積怨不平，因而釀成巨案。該國主教只聽教民一面之詞，並不問開釁之由，小則勒索賠償，大則多端要挾，必使我委曲遷就而後已。”（《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4頁）】
即便如此，然而，腐敗的清政府仍不改“對外屈服、對內高壓”的統治術，終於迫使被壓迫的中國農民以義和團的形式，走上一條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義和團以樸素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他們的反帝愛國宗旨：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遮住天”。（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112頁）】
矛頭直指洋教、洋教士，直指外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
1898年山東平原縣再鬧災荒。因“連歲歉收，貧民無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勢，借教士之財，高抬糧價，囤結居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9頁）。當地群眾對此極為憤慨。是年秋，槓子李莊“教民”、惡霸地主李金榜，仗教會之勢，無故欺壓農民李長水。導致當地拳民與群眾一起衝擊該村教堂，鬥爭了惡霸李金榜；李再勾結平原縣官府抓捕了拳民6名。該莊拳民和群眾忍無可忍，遂求援於平原縣著名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朱聞訊，聯絡附近各處義和拳上千人前往，與平原知縣蔣楷前來彈壓的清兵相遇，在反抗清兵鎮壓過程中將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史稱“義和團平原起義”，標誌義和團運動的興起。隨後清政府再派數百騎兵前往鎮壓，10月18日發生森羅殿大戰，再被義和團打敗。
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術中，對民眾的反抗鬥爭，歷來有“剿”、“撫”兩手，一概視形勢而定。隨著義和團勢力的不斷壯大，山東巡撫毓賢感到已無力鎮壓，因而力主由“剿”為“撫”。由此，山東義和團爭得了“變相合法”的地位，義和團力量在山東境內迅速發展起來。
義和團運動的歷史地位？
帝國主義嫌山東當局鎮壓義和團不力，很不滿意，迫使清政府撤換山東巡撫，改派袁世凱取代毓賢。袁氏迎合帝國主義旨意，帶領他編練的“新軍”——武衛右軍（近代中國首支擁有新式武器的軍隊）7000人赴任。袁世凱到任第二天，即發佈《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後即用武力清剿義和團，大肆屠殺無故農民。他甚至把砍下的人頭掛在村口樹上，大施淫威，直鬧得山東農村“村村死人，家家帶孝”。在袁世凱的高壓下，山東義和團被迫向直隸轉移。
由於帝國主義教會的侵略活動不只侷限在山東，“教”、“民”矛盾同樣存在於直隸、京津地區。當義和團從山東進入直隸境內後，猶如烈火點燃了乾柴，迅即蔓延開來。袁世凱遏制了山東義和團的勢頭，卻使義和團在直隸迅猛發展起來。到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怒火已燃遍了京津地區。清政府無力鎮壓，直隸總督裕祿就唸起了毓賢的“撫”字訣，變相承認了義和團的“合法”地位。義和團進入天津、北京，張貼文告：“最恨和約，禍國殃民”，幾乎控制了整個津京。
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也激化了它與封建主義奴才之間的矛盾。早在山東時期，義和團就提出過“扶清滅洋”口號，其重點就在“滅洋”上。慈禧一面無力鎮壓義和團，一面也懼主子壓迫過甚，很想利用義和團的“滅洋”對抗一下。
1900年6月10日，為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英、俄、日、法、徳、美、意、奧八國組織聯軍，在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9月下旬由徳國元帥瓦徳西接任統帥）的率領下，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面對外來侵略，義和團儼然擔負起抗擊侵略、捍衛國土的神聖責任，與侵略軍進行了殊死的戰鬥。
清政府怎麼辦？支持帝國主義、鎮壓義和團吧？不行。正如清政府在《致各省督撫電》中所言：
【“此次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義和團史料》上冊，第187頁）】
但又不敢與帝國主義翻臉，陷入兩難。
其時，慈禧正在謀劃立溥儁為“大阿哥”（帝位繼承人）、廢光緒事，不料接到謊報，說列強要勒令慈禧歸政光緒（時光緒因戊戌變法事被慈禧囚禁瀛臺）。這促使慈禧改變原先立場，居然於21日頒佈“向各國宣戰諭旨”，令各省督撫招民成團，“借御外侮”。誠如毛主席所指出：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當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矛盾論》）】
在八國聯軍入侵戰爭中，義和團勇士們以血肉之軀，進行了前仆後繼的鬥爭。他們先在廊房、落垡拆鐵路、毀橋樑，進行狙擊戰，打得侵略軍狼狽逃回天津。其後，又在天津、北京投入保衛戰，均給侵略軍以沉重的打擊。後由於清政府的出賣，慈禧在逃亡西安途中，一面向帝國主義求和，一面命令清軍斬殺義和團。義和團遭受內外夾擊，慘遭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清政府命李鴻章與帝國主義簽訂了《辛丑條約》，奴才與主子重新“和好”；義和團運動被徹底絞殺。
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敢於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慨，粉碎了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徹底征服中華民族的迷夢。正是義和團先民們的英勇戰鬥精神，讓侵略者認識到：
【“中國地土廣闊，民氣堅勁”，“故瓜分之說，不啻夢囈也”（《義和團》第4冊，第245頁）。】
連八國聯軍頭子瓦徳西也不得不發出如下感嘆：
【“中國群眾，……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瓦徳西：《拳亂筆記》）】
歷史證明：近代中國所以沒有淪落到真正亡國這一步，不可謂不是義和團的功勳。
是誰在汙衊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無疑是中國下層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是民族革命精神的集中反映。然而，這一正義鬥爭，卻一直遭到中外反動派、包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汙衊與攻擊。且不說像李鴻章、袁世凱之流，視義和團為“匪”，竭盡斬殺、鎮壓之能事，就連像孫中山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也無不都認為：義和團是“落後”、“愚昧”的“排外主義”代表，是一場“禍國”運動。直至20多年後，晚年孫中山才改變了對義和團的評價。1924年他在題為《民權主義》的講演中，肯定義和團的反侵略戰鬥精神。稱其為
【“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在民族精神，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孫中山選集》第758頁）】
義和團運動是發生在19世紀末中國大地上的一場農民運動，自然會留有那個時代歷史與階級的侷限性印記。這也就是那些不瞭解歷史真相的人們，常掛在嘴上所津津樂道有關義和團的所謂“落後”、“愚昧”種種表現。但這些與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主題相比而言，又算得了什麼呢? 評價歷史事件，如果離開了當時的歷史條件，離開了事物的本質，卻去吹毛求疵，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愚蠢。
還是聽聽革命導師們對義和團的評價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在批判歐洲民粹主義、為義和團辯護時說：
【“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並且為什麼憎惡呢？中國人並不憎恨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一卷）】
人民領袖毛主席說：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國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國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
周恩來總理也說：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歡迎徳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5年12月12日）】
寫到這裡，筆者不禁想起東漢時期的一首民謠：
【“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
義和團運動就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壓迫低層群眾的產物。千萬不要瞧不起群眾！
（註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