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好哲學，人在這個世界上就有根基了。”
1981年，張汝倫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87年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5年晉升教授。時至今日，他仍在哲學這條漫漫長路上不懈求索。
在他十幾平米的辦公室內，矗立著幾個塞滿書的大書櫃，辦公桌上堆滿了書，今年是他人生的第67個年頭，但他仍像青年般充滿對知識的渴求，“我每天都讀書，就好像每天都面對著一個嶄新的世界。”
正如他的學生所言，他是永遠的哲學青年。
記者| 範佳晨 張韻蕾
文字 |範佳晨 張韻蕾編輯| 賈一帆 金夢恬
我從書中來
張汝倫是在故事中長大的。
父母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大學生，如他自己所言，他從小生長在“高知家庭”中。父母“受到的教育決定了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文化程度”，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年幼的張汝倫。
“他們給我營造了一個很好的氛圍，我從小就感受到，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讀書，最正當的事情也是讀書。”
| 張汝倫的青年時期
但這條讀書的道路並非平坦順利。
中學時期，張汝倫沒有太多看書的機會。在那些日子裡，教育並不受重視。回想起無法正常上課學習的時光，他總是深感痛惜，“當時課也沒法正常上，四年的時間就這樣被打發了。”
中學四年過後，只有少之又少的人被推薦去上大學。有些人想方設法要去工廠找份工作，而“上山下鄉”則是張汝倫的命運。
“在農村裡，沒有人管你，但總要給自己找點事做。”
那個時候書荒，張汝倫家裡的存書不多，圖書館幾乎成了他跑得最勤的地方。上海圖書館明明白白貼著一條“持有工作證的人可進入閱覽”的規定。當時還是農民的他沒有工作證，不能光明正大地進去看書，而裡面的書也不允許借出。
為了看書，他只得想出一些“旁門左道”。借工作證是個好方法，但也不是長久之計。後來還做了假證，他拿著假證在入口晃一下就趕緊混進去。他是“慣犯”，有時運氣差趕上了嚴查的員工，揭穿他“造假”的行當，就會被揪出去。
他被當成“壞人”好多次，但下次還是照樣這麼幹。“我又不偷不搶，在裡面看書，工作證是假的又有什麼關係呀！”他現在已經不必去圖書館裡“偷”書看，書籍堆滿了辦公室和書房，但他講到這個故事仍不免憤憤不平，從辦公椅上坐直了，聲音也提高了很多。幸運的是，他在圖書館裡看書時，結識到了一群同樣喜愛看書的人，家裡有書的朋友會主動把書拿出來相互借閱，也讓他多了一點讀書的機會。
| 張汝倫年輕時期
張汝倫將自己廣泛閱讀的方式比作“雜食動物”，“好處是眼界很開闊，壞處是缺乏領悟感”，其中也不免有一絲惋惜，“如果有個老師告訴我要先看哪些書，我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他最初讀到的哲學著作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一扇西方哲學的大門就此向他打開了。馬、恩著作所蘊含的思想力量深深地震撼了當時的張汝倫，“至少日後再看到任何東西，都彷彿沒有那樣大而且深刻的力量。”
由於當時作為被“批判”的材料，《論語》、《孟子》、《四書》等十分常見，他也因此得以開始瞭解中國哲學。
“窮困潦倒”、“前途未卜”都不是這段回憶的最終形容詞，他是偏愛這段時光的：周圍的生活暗淡瑣碎，疲於奔命的日子裡他卻依然覺得這個世界透著希望和光明，“這個光明的世界是由中華民族那些創造人類文明的人營造的世界，你進去以後，也會對自己的人生與世界充滿信心。” 在張汝倫眼裡，一個人的青年時期往往很可貴，“
年輕人會對著世界問個究竟，在思想上特別飢渴。”而他正是在青年時期與哲學相遇的，直到如今，依舊覺得“哲學對這個世界的分析和理解最為深刻”。現在，年近古稀的張汝倫仍保持著“一個星期去好幾次圖書館”的老習慣。他在課堂上曾對學生們說過：“你們很難超過我，道理很簡單，你們在讀書，我也還在不斷地讀書。”
“名師是在學生心中的”
“我真恨不得把我這麼多年所有的學問，像打針一樣打到學生們的心裡去。”
張汝倫是出了名的嚴師，最看不慣三心二意。他的觀念很清晰：要走別的路，就坦坦蕩蕩、光明正大地去走，可一旦決定好好讀書，那“就要有點來真格的了”。
但他並非一直如此：最初幾年，有學生耽於享樂、荒廢學業，而他的第一反應是自責，“這是我要引以為戒的”。因此如今教導學生時，雖仍時常勉勵，更多的是嚴格。“要成為一流人才，就要放棄一部分所謂的享樂，必須加倍努力。”
何益鑫（哲學學院2011級博士生，現復旦大學哲學系講師）回憶道：“張老師的嚴格是出了名的。他對待學術非常嚴肅，只要被他看出了問題，肯定毫不留情地直接指出來。”
研究生階段師從張汝倫時，何益鑫經歷過兩次印象深刻的訓斥。一次是他剛從物理系畢業、在哲學系讀研一時，被張汝倫叫去批評道：“論文不能這麼寫！不要去重複作者的話，要有自己的問題、表達自己的主張。雖然很難，但這樣研究才有意義。” 另一次是碩士論文開題。按照流程，“碩博連讀”的何益鑫本不必參加，但張汝倫讓他一定參加。他擬出的選題獲得了多數老師的認可，卻在張汝倫那裡碰了一鼻子灰。“如果像你這樣去讀孔子、去做哲學，恐怕行之不遠矣！”他當時倍感委屈，事後卻逐漸領悟。在後來的思考、寫作中，他開始有意避免形式邏輯對思想內容本身的約束和傷害。“張老師的當頭一棒，使我走上了一條不斷探索的思想道路。”
| 張汝倫在課上
嚴厲之餘，張汝倫並不否認學生的獨特見解。“這是他的寬容”，何益鑫有時雖理解張汝倫的思路，仍覺得自己的想法不無道理，便堅持己見。後來，博士論文答辯時，張汝倫把這一點作為他的優點來介紹。
提起張汝倫的課，最多的評價就是“有激情”。講臺上的他總是精神抖擻，情緒高昂，講到興頭上，甚至會拍起桌子來。辨析各種問題，他一針一線毫不馬虎，褒貶分明。
“我這麼一把年紀，還這麼有激情，是因為我教你們的東西，我真相信。”他不只把哲學當作一種知識去教，而是當成一種生活方式去踐行，故而他的課堂不拘泥於課本，而是面向世界和生活。
“我不愛講忽悠人的‘雞湯’，反而會講一些很‘辣’的東西，不能讓同學們被外邊一些人傳播的思想給騙了。”
上課時，張汝倫時常說：“我可愛的同學們啊！”執教三十餘年，他是無數學生的引路人，從青年教師到知名教授，
他總以最熱忱的心對待學生。最讓他欣慰的，就是被人問起“某某學者是不是你的學生？”有人問起，是因學生身上流淌著與他相似的學術風格，這種師生間的傳承，張汝倫稱之為“學術血統的遺傳”。
曹亦清（哲學學院2018級本科生）說：“他（張汝倫）把學生看成希望，希望學生中可以出一位‘大家’去改變現狀。”
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張汝倫也一直樂在其中。而比起所謂“名師”的頭銜，他更相信的是，“名師在學生心中”。
1988年的上海，甲型肝炎傳染病大爆發，各大醫院的隔離病房裡，患者都擠得滿滿當當，藥店裡的板藍根一夜售空。
張汝倫那時住在青年教師的單人宿舍裡，一天傍晚，宿舍門突然被敲響，門外是個他不認識的學生。“張老師，我是經濟系的，陝西人。”學生的姐姐在家鄉醫院工作，寄來了板藍根，他就立即想來送給張汝倫喝。
“這是你姐姐給你的，你拿走。”張汝倫擺擺手拒絕。而那名學生笑了：“張老師您放心，我年輕，身體棒著呢。您衝著喝吧，千萬不能得病！”話音剛落便轉身走了。
張汝倫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卻記住了這份感動。“三十多年過去了，這件事我一直記得很清楚。”
| 張汝倫在課上
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有曾在管理學院舉辦的一次講座。講座結束後，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士走上前來，讚歎他果然是名不虛傳的好老師。
張汝倫並不認識她，這突如其來的讚歎讓他摸不著頭腦。
通過對話才得知，她的哥哥曾是自己的學生，念大學時每週回家都會提起他的名字、他今天講了什麼內容……在年紀還不夠上大學時，她就知道，哥哥讀的大學裡有位張汝倫老師，講得一堂好課，是個好老師。直到四十歲在管院，她終於有機會聽到了張汝倫的一堂課，不由得讚歎：
這“名師”是名副其實。“我覺得做老師最好的回報，不是什麼頭銜，而是過了這麼多年，學生還能記得有這麼一個老師，覺得他講的課不錯。你說，一個人當老師，還有什麼更好的回報嗎？”理想主義者：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提起理想主義，張汝倫沒有任何猶豫。
從青年時期到現在，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名理想主義者，“哲學是理想主義者的事業”。而作為理想主義者，“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是他一貫的自我要求。
追求浮名和速度是時代的通病，而張汝倫站在時代的漩渦裡緊攥著初心，認真為學，踏實教書。
這份決心誕生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那時他還是一名學者，校園裡的一段佳話釘在他的留學日記裡：學校裡的一位教授，十年中開設課程從不重複，有學生為了上完他所有的課程，甚至願意延期畢業。這種震撼是長久的。回國後，多數老師僅開課寥寥幾門的巨大差距，更令他堅定了決心。
“要‘十年功課不重樣’，才算有資格說自己是真正的‘教授’。”
三十多年來，他開設了近二十種不同的課程，近年來開設的通識核心課程《導讀》深受本科生歡迎。他不喜歡用電腦上課，總是隨身帶著厚厚一疊手寫的教案。而每個學期，即使是曾經講過的課程，他也總要重新備課，不斷反思，在教案中增添新的內容。
“如果將來我退休了，我能拿得出手的一樣東西，就是幾十年來給學生上課準備的備課稿，恐怕沒有一個人會跟我一樣這麼多。”
張汝倫從不允許自己用讓學生“自己回去看書”的方式來敷衍學生提出的問題，他要求自己也投入其中，把問題弄得清清楚楚。“認認真真上一門課，學生長進了，你也長進了。”
對待每一個學生，他都毫不馬虎，總是盡最大的努力去要求他們，希望他們成才。“我希望每個學生都是好學生，沒有一個學生是我可以放任不管的。”
對待學術，張汝倫極為認真。在《張汝倫集》的後記中，他寫下過這樣一句話：
讓中國聽聽世界，讓世界聽聽中國。“要讓世界真正重視我們的學術，真正覺得我們的大學是一流的好大學，這是我奮鬥的目標。”
| 張汝倫年輕時
曾有一名來上海開講座的美國教授令他記憶猶新：即使是在異國講學，教授每週也抽出固定的一天遠離外界紛擾，靜心在賓館中讀書、寫作。這種對待學術一絲不苟的態度，亦是張汝倫對自己的要求。
“這樣要求自己是為了給中國人爭口氣”，他希望中國的學者、中國的學術是貨真價實的，是能讓全世界認可的。
“我們中國是獨立的，但我們還要繼續書寫精神上的‘獨立宣言’。有人見了老外就點頭哈腰，這是我不認可的。我們承認外國有好的東西，但是你得要有點骨氣。”說起留學，他毫不迷信，“一頭牛拉出去喝了點水，回來還是一頭牛。” 正如何益鑫所言：“張老師認為，人們不承認‘天理’乃是這個時代的病灶，這一診斷無疑是深刻而透徹的，但在當下又顯得如此格格不入，以至於我當面聽到他的呼喊時，莫名感到一種悲壯。”
在這種時代困境下，張汝倫將目光投向先賢孔子，他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要求自己：“很多事情我何嘗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們要學孔夫子，儘自己最大的責任去做。‘做’，就表明了一個人的態度和精神，這就是理想主義者。”
“能意識到時代的問題的人不少，但敢於直面問題，尋求改變時代的人不多。有時我覺得張老師和孔子很像：他們心中都有一個光明的理想世界在熊熊燃燒，讓他們一直懷著滿腔熱血，想把這個時代照亮。”這是曹亦清眼中的張汝倫。
| 張汝倫在上海
有人曾經以“復旦的尼采”稱呼張汝倫，他本人並不接受這個頭銜，“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我跟尼采比，還差得遠。”
而在何益鑫看來，更適合張汝倫的稱呼是“永遠的哲學青年”：
“他是一個青年，永遠充滿著鬥志，時刻準備著思想上的新的衝鋒。他希望通過不斷的否定，對既已成見的否定、對自我的否定，達到思想上的超拔。志氣、勇氣和活力，是青年之為青年的本質。”
“在思想的道路上，張老師是永遠的青年，也是青年們的榜樣。”
微信編輯 | 金夢恬
圖片源於被採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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