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如何在《论诗》中盛赞隐喻?

“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变成了隐喻……”亚里士多德是隐喻研究的起点和开创者,他在《论诗》和《修辞术》中对隐喻的论述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让我们跟随陈四海教授了解一下《论诗》中的隐喻观。

语言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如何在《论诗》中盛赞隐喻?

悲剧的六要素

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主要讨论了悲剧这一韵文文体,悲剧有六个组成要素:情节、性格、用语、思想、扮相和歌曲。悲剧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行动进行模仿,从而激发人的恐惧和痛苦的情感,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在这六个要素中,情节的曲折起伏是最重要的,只有当情节无法展现时才需要台词的辅助说明。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六个要素中,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原则,其次是性格和思想,用语或台词仅仅排在第四位。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用语问题时有两个维度上的考虑,首先是声音,因为悲剧是一种舞台模仿的艺术,而声音非常适合用来进行模仿,这是一方面的考虑;其次是意义,也就是说其通过语言所传达的思想,语言在悲剧中是传递思想的媒介。充满思想的声音是悲剧对用语的基本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最小单元就是名词,这是语言表达的自然起点。

名词与隐喻

亚里士多德把名词又分为常用名词和非常用名词两大类,而隐喻就属于非常用名词中的一种,和隐喻相并列的有外来词、创新词及缩略词等。希腊人和外邦人的区别是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时的一个基本的隐喻,常用名词和非常用名词的区分就是这一基本隐喻的体现。所谓常用名词就是指纯正的希腊语中的日常用词,这些语词对于全体希腊公民来讲具有清楚明白的意思,可以使思想交流畅通无阻;而非常用名词,或是由于时间长久,或是由于空间遥远,或是由于形式多变,因而缺乏普遍性和确定性,从来带来歧义和交流上的阻碍。将隐喻和语言的日常用法对立起来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要对后世隐喻研究中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的分离及对立承担一定的责任。

隐喻是语言的非常用名词中最显著的一类,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为后世无数文献所引述的这个著名的定义:“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变成了隐喻,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比。” 以属喻种就是“我的船停在那儿”,因为运动物体的停止有很多种,船的停是“泊”,这里不用“泊”而用更高一级的“停”来表述,就是以属喻种,即用分类学上更高层次的语言代替下一层次的表达;以种喻属的例子就是,“俄底修斯的确做过一万件美事”,我们有很多种表达“大量”的方式,“一万”是其中的一种,我们想说的是俄底修斯做过很多美事,这里用一个下一层次的表达来代替上一层次的表达;以种喻种的例子就是, “用铜汲走生命”,铜是武器,它“取走”生命的方式是“切割”, “汲走”是“取走”水的方式,“切割”和“汲走”都是“取走”这一更高层次下属的同一层次的语言表达,以种喻种就是用同一层次的其他表达来替代;彼此类比的结构最为复杂,它是指当四个事物可以分为具有相同结构的两组时,例如,a 和 b 的关系与 c 和 d 的关系相同,那么就可以用 b 来代替 d,比如狄俄尼索斯是酒神,而阿瑞斯是战神,酒杯和盾分别是他们各自的象征,所以我们可以把酒杯称为“狄俄尼索斯的盾”,还可以把盾称为“阿瑞斯的酒杯”。

隐喻的分类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一个分类学的定义,后来昆体良(M. F. Quintilianus,35—100)也沿用这种分类学的做法把隐喻分为四类,并将其纳入修辞格理论中。修辞格的分类学是修辞学在 19 世纪消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后世禁锢隐喻的牢笼。虽然利科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分类,而是语词运动变化的形式,“它对过程的兴趣要远胜于对分类的兴趣”,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这个隐喻定义的分类学形式是一种糟糕的示范。其次,从内容上来看,隐喻是一种语言正常用法的偏离和运动,隐喻是对正常用法的替代。但这种替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正常的非隐喻的表达,这种替代是修饰性的,另一种是不存在非隐喻表达,那么在这里隐喻就可以用于填补语义空白,因而就不单单是修饰性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讨论的主要是修饰性的隐喻,这种替代理论就使得隐喻成为一种可以通过正常语言表达来还原和取消的语言现象,从而无法看到隐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希腊人与外邦人

除了常用的语言表达式之外,我们为什么还要使用这些有可能带来歧义和麻烦的非常用语言表达式呢?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和外邦人的基本隐喻,正如人们对希腊人和外邦人会有不同的观感一样,人们对那些在日常用法中不常见的语言用法会产生新鲜感和愉悦感,“因为人们景仰远方的事物,而令人景仰的东西也会令人愉快”。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中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清晰明了而又不流于平淡无奇”,这个标准也适用于下面讨论的修辞学话语。语言的清楚是由常用字来实现的,而语言的高贵不凡则是由包括隐喻在内的不常用的字词来实现的,所以应该在语言中将这两类混合运用。

小结

虽然我们能够在《论诗》中发现亚里士多德对于隐喻热情洋溢的赞美,譬如,“最重要的莫过于恰当使用隐喻字。这是一件匠心独运的事,同时也是天才的标志,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能直观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笔者想指出的是,这是隐喻自身独特光芒的体现,但我们并不能对这一赞美给予过高的评价,因为我们要时刻谨记亚里士多德是在将隐喻作为悲剧风格的修饰成分这一语境下来谈论隐喻的,即便就风格的清楚和不凡而言,加长字、缩写字和变形字也要比隐喻更为有效,而隐喻只是适用于某些形式的悲剧(短长格)的一种修饰成分。

在《论诗》中,我们追寻隐喻的线索可以总结如下:诗—悲剧—用语—名词—隐喻。这个线索已经大致显示出亚里士多德何以要在诗学中讨论隐喻问题了。


本文摘编自《隐喻、意义与认知:分析哲学视野中的隐喻问题研究》(陈四海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第一章第一节,标题和内容有调整,插图作者为郭警。欢迎广大科研工作者投稿,聊聊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