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藝術:亞里士多德如何在《論詩》中盛讚隱喻?

“用一個表示某物的詞借喻它物,這個詞變成了隱喻……”亞里士多德是隱喻研究的起點和開創者,他在《論詩》和《修辭術》中對隱喻的論述深深地影響了此後兩千多年的隱喻研究。讓我們跟隨陳四海教授瞭解一下《論詩》中的隱喻觀。

語言的藝術:亞里士多德如何在《論詩》中盛讚隱喻?

悲劇的六要素

亞里士多德在《論詩》中主要討論了悲劇這一韻文文體,悲劇有六個組成要素:情節、性格、用語、思想、扮相和歌曲。悲劇是通過對英雄人物的行動進行模仿,從而激發人的恐懼和痛苦的情感,達到淨化靈魂的目的。在這六個要素中,情節的曲折起伏是最重要的,只有當情節無法展現時才需要臺詞的輔助說明。因而亞里士多德認為在這六個要素中,情節是悲劇的第一原則,其次是性格和思想,用語或臺詞僅僅排在第四位。亞里士多德在討論用語問題時有兩個維度上的考慮,首先是聲音,因為悲劇是一種舞臺模仿的藝術,而聲音非常適合用來進行模仿,這是一方面的考慮;其次是意義,也就是說其通過語言所傳達的思想,語言在悲劇中是傳遞思想的媒介。充滿思想的聲音是悲劇對用語的基本要求。亞里士多德認為,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最小單元就是名詞,這是語言表達的自然起點。

名詞與隱喻

亞里士多德把名詞又分為常用名詞和非常用名詞兩大類,而隱喻就屬於非常用名詞中的一種,和隱喻相併列的有外來詞、創新詞及縮略詞等。希臘人和外邦人的區別是亞里士多德討論隱喻時的一個基本的隱喻,常用名詞和非常用名詞的區分就是這一基本隱喻的體現。所謂常用名詞就是指純正的希臘語中的日常用詞,這些語詞對於全體希臘公民來講具有清楚明白的意思,可以使思想交流暢通無阻;而非常用名詞,或是由於時間長久,或是由於空間遙遠,或是由於形式多變,因而缺乏普遍性和確定性,從來帶來歧義和交流上的阻礙。將隱喻和語言的日常用法對立起來的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要對後世隱喻研究中字面意義與隱喻意義的分離及對立承擔一定的責任。

隱喻是語言的非常用名詞中最顯著的一類,亞里士多德給出了為後世無數文獻所引述的這個著名的定義:“用一個表示某物的詞借喻它物,這個詞變成了隱喻,其應用範圍包括以屬喻種、以種喻屬、以種喻種和彼此類比。” 以屬喻種就是“我的船停在那兒”,因為運動物體的停止有很多種,船的停是“泊”,這裡不用“泊”而用更高一級的“停”來表述,就是以屬喻種,即用分類學上更高層次的語言代替下一層次的表達;以種喻屬的例子就是,“俄底修斯的確做過一萬件美事”,我們有很多種表達“大量”的方式,“一萬”是其中的一種,我們想說的是俄底修斯做過很多美事,這裡用一個下一層次的表達來代替上一層次的表達;以種喻種的例子就是, “用銅汲走生命”,銅是武器,它“取走”生命的方式是“切割”, “汲走”是“取走”水的方式,“切割”和“汲走”都是“取走”這一更高層次下屬的同一層次的語言表達,以種喻種就是用同一層次的其他表達來替代;彼此類比的結構最為複雜,它是指當四個事物可以分為具有相同結構的兩組時,例如,a 和 b 的關係與 c 和 d 的關係相同,那麼就可以用 b 來代替 d,比如狄俄尼索斯是酒神,而阿瑞斯是戰神,酒杯和盾分別是他們各自的象徵,所以我們可以把酒杯稱為“狄俄尼索斯的盾”,還可以把盾稱為“阿瑞斯的酒杯”。

隱喻的分類

首先,從形式上來看,這是一個分類學的定義,後來昆體良(M. F. Quintilianus,35—100)也沿用這種分類學的做法把隱喻分為四類,並將其納入修辭格理論中。修辭格的分類學是修辭學在 19 世紀消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後世禁錮隱喻的牢籠。雖然利科指出亞里士多德在這裡提供的並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分類,而是語詞運動變化的形式,“它對過程的興趣要遠勝於對分類的興趣”,但是我們仍然不得不說亞里士多德這個隱喻定義的分類學形式是一種糟糕的示範。其次,從內容上來看,隱喻是一種語言正常用法的偏離和運動,隱喻是對正常用法的替代。但這種替代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存在正常的非隱喻的表達,這種替代是修飾性的,另一種是不存在非隱喻表達,那麼在這裡隱喻就可以用於填補語義空白,因而就不單單是修飾性的。但是,亞里士多德在《論詩》中討論的主要是修飾性的隱喻,這種替代理論就使得隱喻成為一種可以通過正常語言表達來還原和取消的語言現象,從而無法看到隱喻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希臘人與外邦人

除了常用的語言表達式之外,我們為什麼還要使用這些有可能帶來歧義和麻煩的非常用語言表達式呢?按照亞里士多德關於希臘人和外邦人的基本隱喻,正如人們對希臘人和外邦人會有不同的觀感一樣,人們對那些在日常用法中不常見的語言用法會產生新鮮感和愉悅感,“因為人們景仰遠方的事物,而令人景仰的東西也會令人愉快”。亞里士多德認為,在悲劇中所使用的語言應該“清晰明瞭而又不流於平淡無奇”,這個標準也適用於下面討論的修辭學話語。語言的清楚是由常用字來實現的,而語言的高貴不凡則是由包括隱喻在內的不常用的字詞來實現的,所以應該在語言中將這兩類混合運用。

小結

雖然我們能夠在《論詩》中發現亞里士多德對於隱喻熱情洋溢的讚美,譬如,“最重要的莫過於恰當使用隱喻字。這是一件匠心獨運的事,同時也是天才的標誌,因為善於駕馭隱喻意味著能直觀洞察事物之間的相似性”。筆者想指出的是,這是隱喻自身獨特光芒的體現,但我們並不能對這一讚美給予過高的評價,因為我們要時刻謹記亞里士多德是在將隱喻作為悲劇風格的修飾成分這一語境下來談論隱喻的,即便就風格的清楚和不凡而言,加長字、縮寫字和變形字也要比隱喻更為有效,而隱喻只是適用於某些形式的悲劇(短長格)的一種修飾成分。

在《論詩》中,我們追尋隱喻的線索可以總結如下:詩—悲劇—用語—名詞—隱喻。這個線索已經大致顯示出亞里士多德何以要在詩學中討論隱喻問題了。


本文摘編自《隱喻、意義與認知:分析哲學視野中的隱喻問題研究》(陳四海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第一章第一節,標題和內容有調整,插圖作者為郭警。歡迎廣大科研工作者投稿,聊聊你們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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