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古代保持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措施，打破了门第和门阀垄断贵族阶层的局面，使得寒门子弟有了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一种阶层上向上流动的梯子。
从公元587年隋文帝设立科举到1905年科举在清末被废，一共持续了1300余年，可以说它为稳定封建社会，为王朝提供统治精英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科举制度在晚清时期轰然倒塌，而且速度之快，变革之彻底之巨大，令人目瞪口呆。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清朝的科举制度。
清朝的科举制度基本承袭明朝的科举制度，与学校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生员，才能考成举人做官，举人也可以再进一步考成进士。
生员也就是秀才，成为生员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考试，考童生试，考过了县府院三级才能够成为秀才，另一个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很多人是花钱进的捐监。
考试的形式主要是八股文，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文， 有清一朝的科举中，进士有一半以上都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者读过书，但没有做官的寒门出身，科举使他们鲤鱼跃龙门，一举成功向上层社会流动，因而科举也成为笼络和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同时是稳固统治的良方。
既然如此，何以清朝自废武功呢，主动损失这个选拔统治精英的权力呢？
其实这是源自科举自身的弊端和时代的双重效应，其间驳杂，需从多方面论述，但今日观之，晚清仓皇改科举不成而废科举，未免有些操之过急，造成了晚清政局的被动和传统士人的离心离德……
事实在科举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清初，康熙皇帝就已经发现科举制度过于注重八股文而流于形式，其实是一度在清初的时候就进行了废除，但是由于没有八股则缺乏考试的区分度，最终又改了回来。
清朝早期科举制度的今文化转变
关于科举制度的废止，平时在清朝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逐渐的今文化和经世化趋向。
事实上在清朝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今文在科举中地位取代古文的现象，这是源自公羊学的逐渐兴起，使得胡安国的春秋传这个曾在科学考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古文经典，突然没落。
今文的兴起，主要原因是由于胡安国的《传》对于满清的统治有些不合时宜，主要是因为胡安国的春秋左传里明显带有攘夷尊周的正统华夷之辩。
对于来自清朝的统治来说，自然是不愿意这种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正统的。
我们要知道的是，胡安国的《传》中，夷狄乱华这4个字，在四库全书的书中则改成了逆乱肆行；公羊学说得以兴起，而这也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托古改制的一个重要思想归因。
同时也正因为今文在科举中的盛行，思想界则通过利用今文的方式达到倡导科举变革的目的，其变革的方向正是龚自珍魏源所期望的，往更符合于时代所需要的方向去变化。
经世派的指责科举学用失衡，强推科举改革
清时著名的学者龚自珍，针对科举日渐脱离实际的弊端就指出：
“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词可猎而取，貌了拟而肖坊间倾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土，五百年矣，土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他大胆提出要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
魏源则对股取士空疏无用进行了抨击，
“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魏源认为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实用知识来选才。
于是就出现了废八股改策论，这其实是科举制度，往废除方向发展的一个重大关口。
废八股改策论的时间点更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以康良为核心的维新人士，通过对科举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推动了变革科举费巴古改试策论决策的出台。
康有为猛烈抨击古文迂腐无用，空疏简陋，阻碍人才培养。
“八股清通，格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有而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 方今国事难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而其追随者梁启超把八股取士的攻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
科举不改，聪明之主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并且呼吁将西学引入科举考试培养实用人才。
但是百日维新废除八股制度，改试策论的政策，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就此搁浅。
战败割地赔款的辛丑条约，触动顽固统治者变法新政改科举
真正废除八股的策略是在光绪27年的清末新政中才开始实施的，这一年是1901年，对于清朝来说，自然是无比震动的一年，慈禧太后因为义和团刚和八国联军打了一仗，
仓皇而逃，有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因此让慈禧太后清晰的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
光绪十七年(1901年)七月，慈禧又诏令改革科举，具体办法是乡会二试，头场试《四书》义二篇，二场试各国政治国情，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并规定凡
《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入股文程式”。理由是：
“科举为抢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间。其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余绪。 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至此，明清两朝共用的八股文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八股文的退出，和策论的广泛导致了学习儒家四书五经的秀才们，在科举考试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八股文文讲究的是一种专和精，
以张之洞和刘坤一所要求的是符合近代化要求的一种通识教育（普通学），包括要了解国内外的局势等等，但是对古人从私塾走出来的科举学生而言，无疑是问井蛙太阳系有几颗行星。改革不符合国情，考生无所适从
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了非议，比如说当时的河南巡抚余荫霖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 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干，使之尽通，乌乎能?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莫若使之为专门之学，除四书五经外，无论中外学各通一艺，不必强兼，专则有功，简则易能。”他很尖锐的指出，如果强求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们去谈论西方的一些学术知识，完全是只能让他们去照抄洋报而已。
果然这种矛盾在后来的科举制度中确实爆发了。
1904年的科举，接连出现的严重骚乱也即场“乱修”现象。
“壬寅科改八股而改试策论义场史论五题，曾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阿洋务制造及外国情形，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他们有小抄都不知道该如何写，实在是为难这些寒窗十余载的传统士人了。
而考官恽毓鼎在批阅光绪癸卯科(1903)会试卷过程中则发现: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后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这导致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全流于一种形式，没有收到清朝或者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寄希望于科举的改变可以让士子们更关注经世学问，但是一味的矫枉过正，却导致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部分的考生根本就不懂该对外国的情形和洋务的问题如何去下手……
关键是连四五经也不看了，都不会了……
所以，这场八股改革其实完全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决心沿用维新变法中康梁彻底的科举改革，那就是废科举，兴学堂！
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
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
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在新学鼓吹下，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戛然结束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后果是让很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人失去了阶层流动的通道，而对那些又无法通过学堂考试的知识分子来说，就一条路了，那就是搏一搏，闹革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科举似乎就推动士绅群体和知识分子对于大清朝向心力的元离，因为既然我那么努力都没有升值的机会，那你公司倒不倒闭跟我就没啥关系了，而且倒闭了或许我还能分一杯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