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蔣暉】
一個國家如果遇到一個好領袖，這個國家體制的優越性便會充分發揮出來；如果遇到一個自以為是又沒有遠見的領袖，這個國家體制的弊端便會暴露無遺。
歐美國家一直瞧不上非洲領導人的能力，並把這看作是引入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機制後，還遲遲發展不起來的主因。於是乎，西方便給非洲送來一本本培養領導力的書。
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全球疫情卻給人們徹底上了一課，想象中最好的抗疫模式不是發生在歐洲，而最壞的抗疫模式也沒有出現在非洲，相反，非洲目前對疫情的控制要比歐美諸國不知強到哪去。截止到4月22日，非洲大陸因新冠死亡人數為1297人，南非死亡人數僅為75人，而美國一國就已上了5萬。
在這種觸目驚心的差異裡面，如果我們再考慮進去非洲綜合國力、醫療體系、民眾身體素質、社會居住條件等與西方相比的巨大劣勢，就更不能不驚異於非洲取得的成就和詢問造成這種成績的原因。
當然我們承認，對非洲的疫情不能過早樂觀，因為真正的考驗可能還沒有到來。然而，無論如何，現在非洲各國採取的對策已經極大緩解了病情在人群裡的蔓延速度，在經過了或全國或重點地區戒嚴的措施後，非洲各國現在紛紛進入了規劃戒嚴之後重振經濟和療治社會創傷的階段，這又走到了西方的前面。
為什麼非洲能比歐美做得更好？其中的一個答案是，非洲各國的政府顯示出了更強的領導能力。和英美相比，非洲領導人們的領導力展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非洲許多國家都對疫情采取了幾乎是步調一致的迅速而高效的應對措施。
從盧旺達開始，戒嚴便成為了非洲首選的方法，而且力度之強，甚至超過中國。這是因為非洲人實在不好管理，加上經濟停頓可能引發的社會動盪，於是使用軍隊協助警察維持秩序，便成為了不得已的方法。
但軍隊上街，難免不鬧出點亂子。這不，尼日利亞戒嚴之初，西方媒體便嘲弄地報道，尼日利亞軍隊槍殺18名違法者，這個人數超出了由新冠造成的死亡人數。
然而，當面對疾風暴雨的疫情，非洲各國政府明白，救命比什麼都重要，他們寧可冒著踐踏“自由”和“人權”的責罵，寧可讓自己的政府重新看起來像一個軍政府，寧可讓經濟停擺，也要鐵腕戒嚴。非洲各國政府展現出的不惜代價的決斷力，正是西方領導學中沒有交給他們的東西，這也使得他們避免西方畏首畏尾、進退失據的覆轍。
第二，非洲國家這次非常尊重科學，對疫情的防控措施儘量做到以科學為依據，尊重事實，不讓政治和意識形態左右科學。
在南非，衛生部部長穆凱茲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經常出現在電視裡向民眾闡釋隔離的必要性，通報疫情控制的局勢，因為他是醫生出身，所以能夠比較深入理解傳染病的危害性，加之他的顧問團隊包含了數名世界級的治療艾滋病的專家，所以他可以向總統提出切實有效的建議，拉姆福薩總統也非常信任他。可以說，南非目前能對疫情有效控制，穆凱茲居功甚偉。
4月3日，在南非開普敦，南非衛生部長穆凱茲（右）在視頻會議上聽取中國專家介紹情況。新華社發（南非衛生部官網圖片）
不只是南非，東非埃塞俄比亞是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的祖國，這個國家最好的大學——亞的斯亞巴斯得到政府30萬美金科研費用，用於傳染病和由之造成的創傷心理的研究，這個研究梯隊為衛生部提供防控和醫治新冠的諮詢。
西非國家加納也是如此。加納還走在南非的前頭實行了戒嚴令，4月19日是三週戒嚴的最後一天，從20號起，加納便進入了邊復工邊抗疫的新階段。科學在加納政府的決策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點可以從加納總統阿庫福·阿多於4月19日的總統講話中得知。在這個電視講話中，阿庫福·阿多驕傲地宣稱，加納科學家獨立地完成了新冠病毒在加納變異序列的確定工作，他說，這是加納對世界尋找這種病毒治療手段的重要貢獻：
“由加納大學獨立完成的確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實驗方法，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這是加納對世界攻克新冠病毒所做出的努力的貢獻。這項成果將幫助醫生更好地跟蹤病毒的變異，以及確定不明接觸者患者病毒的來源。”
總統的這句話幾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於加納科學家亞伯拉罕·阿南的話。這句話透露出科學家們高度參與了政府的決策。實事求是地說，有能力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發起的全球研發治療新冠藥物的“里程碑式合作”的，大概在非洲只有南非一個國家，非洲其他國家基本沒這個實力。但正因為知道自己的短處，非洲各國才認真聽取世衛的指示和充分徵求本國科學家的意見，所有的政策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的。經過那麼多次傳染病的傷害，非洲國家領導知道採取科學化抗疫的重要性。
第三，在對這次的危機處理中，非洲國家執政黨顯示出了在不同的黨派和利益集團中，達成共識的統一思想的能力。
和西方媒體依然熱衷於製造各種對立的言論相比，眾聲喧譁在非洲媒體中是不常見的，這不是說在媒體中聽不到批評政府的聲音，而是說，這種批判是以建設性的方式表達的。
以南非為例，南非的媒體被認為是非洲最自由的媒體，然而這次，在輿論導向方面卻達到了高度的統一。比如在西方開始炒作非洲人在廣州遭到歧視的報道後，南非的電視媒體表現出了極大的節制，只有一個電視臺播了一期專訪在廣州的南非白人的節目，隨後，這個話題便不再討論。相反，武漢解封和武漢居民激動慶祝的畫面則屢屢播放。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非國大這個黨既講黨內民主，也講黨內集中，如果只有民主沒有集中，這個黨會一事無成。他的這個看法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非國大黨的文化基因，甚至也是非洲政黨文化的一個基因。在平常的時候很自由，但在危機關頭，想得明白，從骨子裡知道團結和思想統一的重要性。
很難想象，在鐵腕抗疫的時候，如果國內輿論亂了，結果會是什麼樣子。加納總統阿庫福·阿多在總統講話中明確告誡民眾，任何人若散佈不利於疫情防控的假新聞都要受到處罰。非洲領導們知道，抗疫需要中國的幫助，也需要西方的幫助，因此，西方報道的黑人在英美病死率高於其他人種的新聞，在非洲也沒有被媒體用來炒作。
第四，非洲各國政府體現了社會動員的能力。
在處理危機的時候，需要政府展現的與其說是治理的本事，不如說是動員的本事。動員意味著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投入到抗疫戰役中，意味著這場戰役的勝負取決於人民參與的程度。在抗疫過程中，非洲民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進來。
舉例來說，非洲非常缺乏消毒液、口罩等防護設備，政府積極呼籲民眾貢獻這些設備。其中作出響應的有許多是大學生。非洲有一個由16所大學組成的“研究型大學聯盟”，這些非洲著名高校都承擔了不同的新冠研究項目。除此之外，不同專業的學生各施所長，製造出塑料防護面具、消毒液、防護服等產品。尼日利亞伊巴丹大學發明了符合世衛標準的低成本消毒液；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學則發明了從麵包屑提取原料製造消毒液的方法。
在抗疫期間，非洲出現了一些非常實用的小發明，如用手機追蹤患者接觸過的人群，用電子小蜜蜂去傳遞新冠檢測樣品等。過去，非洲大學被人所詬病的一點是，學校的研發方向與社區需要關係太遠，因此，許多人呼籲教育迴歸到人民教育的理念。在這次疫情中，大學的功能和社區發展需要聯繫的理念得到了實現，這是動員型人民戰役在科研和教育中的體現。
4月3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人們在移動檢測車外排隊，依次接受病毒檢測。新華社發（希拉茲攝）
第五，非洲政府特別是南非政府引入了科學管理體系。
4月23日，當拉姆福薩總統在電視講話中闡明後戒嚴時期的安排時，設立了五級預警系統，每個級別對應了一套社會生活和生產允許開放的程度。這一下子使得國家在戒嚴之後對疫情管控的策略變得非常清晰。
最後，描述完非洲政府在疫情中的領導力後，我們需要回到領導人的問題，因為任何時候領袖永遠是政府的靈魂。
那麼，非洲這代領袖做的如何？他們的能力、經驗和信仰將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這次抗疫的成敗。這裡，將非洲領袖們和歐美領袖們做一個對比是沒有必要的，關鍵的是看非洲今日領導人和其前輩的關係。
我們想提出的看法是，非洲真正能夠永載史冊的領袖一定不是非洲各國的君主，而是帶有強烈泛非主義精神的、對非洲整體的團結和共同發展都有重大影響的歷史性人物。今天我們能夠記住的非洲國父那代人，全都是堅定的泛非主義者，從加納國父恩克魯瑪、坦桑尼亞國父尼雷爾、津巴布韋的國父穆加貝，再到南非的曼德拉和姆貝基，這些人既是各自國家的元首，同時，他們的思想遠遠超越了民族主義，在他們看來，非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發展和強大起來，非洲最終的發展是整體的崛起。
泛非主義隨著全球化的到來，在九十年代便在非洲領導人那裡逐漸式微，原因是，全球化加重了非洲整體作為發達國家原材料提供者的地位。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體系，非洲國家之間彼此的協作對一個國家的發展無關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產業鏈中保持好低端的位置。在這種新型的資本關係中，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已經無足輕重。非洲大陸失去了泛非主義精神。
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非洲領導人成熟的一面。一方面，他們不再盲目地追隨著西方的模式去抗疫，而是尊重中國的經驗和世衛的指導原則，同時在學習科學的和理性的國家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他們調動出來自非洲獨立之日的動員型文化和政治力量、以及建立在集體主義上的烏班圖非洲倫理學，以在極其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實現這次人民戰爭的勝利。南非領導人拉姆福薩目前也是非盟輪值主席，他在抗疫中表現出來的智慧、沉著和自信都令人刮目相看。他是這一代非洲領袖的代表。
然而，拉姆福薩如果要成為名載史冊的領導人，他尚需表達出其泛非精神的一面，他必須是這個精神的衣缽繼承者。事實上，他在這點做的很不夠。我們在南非的電臺上很難知道非洲其他國家的抗疫情況。拉姆福薩必須改變這一點，他要引導公眾將非洲抗疫視為一個共同的行為。
這個時代不是獨善其身的時代：試問，南非有大量來自周邊非洲國家打工的工人，當南非政府停頓了經濟，又僅僅給南非公民以救濟糧，這群沒有工作也回不了國的國際勞工們怎麼辦？非洲各個國家如果抗疫步調不一致，經濟啟動如何進行？非洲各個國家如果不聯合起來如何向國際社會要求債務減免，又如何統一地、合理地分配世行和國際國幣基金組織的各種援助？從更長遠的說，非洲如果不協調出共同的經濟發展願景，非洲將不再作為非洲而存在，它只是破碎化的全球經濟鏈的低端供應商。
非洲迫切需要能夠想象非洲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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