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寧波鄞州區法院4月24日一審判決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處有期徒刑三年，並賠償被害人家屬損失計117萬餘元。
事情是這樣的。2018年12月6日，被告人謝某在鄞州區一馬路路口違反交通信號燈指示，步行闖紅燈橫穿馬路，與駕駛二輪電動自行車、在機動車道行駛的鄧某相撞，謝某逃逸，鄧某因頭部撞擊鈍性物體致顱骨骨折、蛛網膜下腔出血，引發顱內壓增高，壓迫延髓嘔吐中樞及生命中樞，嘔吐物吸入呼吸道阻塞支氣管，引起窒息死亡。
經認定，謝某違反交通信號燈指示通行、造成事故後逃逸，承擔主要責任；鄧某駕駛電動自行車在機動車道內行駛，承擔次要責任。法院審理認為，謝某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規，因而發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並在肇事後逃逸，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其犯罪行為致使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遭受損失，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看似平常的一次闖紅燈，不僅使對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自己也鋃鐺入獄，並附帶鉅額賠償！
其實，近年來關於非機動車、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亂闖紅燈而造成的惡性交通事故時有報道，網上搜索諸如“闖紅燈交通事故”，能找到的案例更是數不勝數，差不多每個城市都有幾起這樣的事故出現。打開那些網頁，驚悚的文字描述，慘烈的視頻和照片，大家都會為之動容。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這個淺顯的道理誰人不知？這些可怕的事故誰未聽聞？可我們只要出行在大中城市，總能見到大量電動車、自行車和行人面對紅燈熟視無睹、橫穿馬路悠哉遊哉的場景，有時候你要是駐足等待紅燈，反而感覺自己是“另類”了！
為什麼國人的這個“特色”行為屢教不改呢？僅僅歸結為文明素質欠缺不解決問題，要說都是急著趕時間也不可能，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筆者試圖做些簡單分析，不論正確與否，只是希望大家都能重視這個問題，從自身做起遵守交通規則——不闖紅燈有那麼難做到嗎？？？！！！
首先要歸咎於從眾心理和僥倖心理
筆者長期觀察注意到，只要有一兩個帶頭闖紅燈者，多數人都會不假思索地跟上，筆者往往屬於最後的“滯留”人員，其實心裡也有些蠢蠢欲動，只好盡力剋制。“別人都闖，我也得過”的從眾心理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
根據社會心理學研究，從眾心態源於人們以某種群體為基準來採取行動，所以“參照群體”非常重要。筆者進一步認為，從眾行為可以分為平均化參照群體（如面對不確定事件時遵從多數人的行為）、向上極化參照群體（如粉絲對偶像的模仿）、向下極化參照群體三類。在遵不遵守交通規則這件事情上，由於相互間能保持匿名、受懲罰概率很低，人們很可能會暫時性地降低自己的道德標準，參照那些較低的道德標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這個行動具體來說就是闖紅燈。
另外，闖紅燈出事故的概率畢竟是較低的，尤其是實施嚴格監控的城市主幹道，“禮讓行人”（被）執行的相當到位，行人的僥倖心理會更強。
其次是習慣性行為在作祟
既然從眾行為是遵從別人行為來進行的，那麼闖紅燈的“帶頭大哥”又是怎麼回事呢？排除真有非常緊急事務、片刻耽擱不得的情境（那也不應該違反交通規則），“帶頭大哥”多數是習慣性地、下意識地充當“色盲”，也就是說，他的生活經歷指導他這麼去做，沒什麼為什麼，也不是他有意要違反交通規則，而是他腦海中存儲的生活經驗裡，大多數人、大多數這樣的環境下都是這麼做的。這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有的城市、有的路口闖紅燈明顯少於其他地方。
道路交通的安全法則全國通用，但是從統一的社會規範到統一的文明交通，這中間有個重要的過渡環節，那就是社會習慣。從建立社會規範到形成社會習慣，就是文明演進的過程。
再次是交通信號設置不夠合理
第一，為了確保交通安全，現代城市的路口一般都把機動車直行、左拐分離開來，這樣造成一個不好的現象，行人站在一個十字路口，經常在前進的兩個方向上都是紅燈。這主要是因為在兩個方向的車輛左拐時，行人都不能過馬路。
第二，在先左拐還是先直行的順序設置上，不光城市之間不統一，甚至一個城市的不同路口也不一樣，無論是機動車駕駛員還是行人，在不熟悉的路口都可能被迷惑。
第三，除了十字路口、丁字口外，有的路口設有五個方向（六個的我沒見過，說不定也有），這樣的路口等待紅燈的時長無疑會增多。此外，在有高架橋地方的紅綠燈設置也會更加複雜。對於行人來講，畢竟也是要考慮出行的時間成本的。
交通信號的設置涉及我們每個人，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夠深入調研，科學設計行之有效的交通信號規則，出臺全國統一的標準。
最後是對闖紅燈現象的懲戒手段不足
第一，對於闖紅燈造成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第（二）項明確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程度適當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賠償責任；機動車一方沒有過錯的，承擔不超過百分之十的賠償責任。 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碰撞機動車造成的，機動車一方不承擔賠償責任。依據這個規定，只要不是行人故意碰撞機動車輛，他就會獲得一定的賠償，這裡面固然有人道主義的考慮，但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闖紅燈行為。
第二，對於一般意義上的闖紅燈，只能界定為“不文明行為”，發現這樣的行為，只能對行為人進行勸導，其效果不是很好。同時，在大大小小每個路口由交警現場執勤的成本太高，文明交通志願服務也難以長效堅持，即使堅持下來，他們的勸導效果也遠遠比不上交警，能起到一次性的制止作用，但無法達到長效化——下回還會闖紅燈。
現在很多城市增強了懲戒手段，有的在行人闖紅燈時電子播報語音提示，有的利用道路口的LED大屏幕播放闖紅燈者的違法錄像，有的甚至在路口使用了自動噴水裝置……可以看到，對於闖紅燈者的處置方式，正在由“勸導”向“警示”轉變，這是創建城市文明的需要，也是提升現代人素質的需要。
總之，對於“中國式過馬路”，我們需要的是客觀對待、主動改變——
它主要不是闖紅燈者自身文明素質的原因，而是複雜的社會原因造成的。之所以分析它的成因，就是想來個社會心理學專家、國家有關部門、社會志願者組織，最主要的是我們公民自己的“總動員”，運用多種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闖紅燈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