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沈伟东先生，通过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是和我一样跟随父母从外地来到矿山，在矿上长大的孩子，我的父亲是从河南来到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下井的，沈伟东的父亲是从浙江嵊县来到王石凹当矿工的，我们从小都生长在矿山，沐浴着矿山的煤灰、烟尘成长起来的。我把对父辈的感情、少年的记忆带入到我的长篇小说《生父》中，而沈伟东则通过他细腻、温婉、又略带忧伤的散文《王石凹》表达出来。
放下厚厚连载文章，我在想，沈伟东先生一定是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不然怎会有如此令人读罢半天沉默不语陷入深深回忆之中的文字呢？
阅读沈伟东的《王石凹》，就是与一双被嵌入在煤矿、山坡、选煤楼和时间深处的忧郁眼睛相遇的过程，不是随意，而是必然。这双眼睛，在俭朴素雅、像秋天的落叶那样安静的土地上，以忧郁这种怀旧的情绪，与矿山的精髓相互吸纳，
出情愫的㶷烂色彩，丰富，出奇不意。没有㶷烂的色彩，就没有高贵的忧郁。忧郁乃是美的出色的伴侣。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一次次被故土怀旧散文的文字所印证，以至于它的人文风情和人性本真，都被忧郁这种力量固定下来，成为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依据。
说沈伟东的《王石凹》是一双忧郁的眼睛，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双眼睛，密切地与矿山交织在一起，从各个不同角度，向生活投来灼热的目光，形成种种不同的画像。是的，触景生情，是沈伟东写作的基本风格，也是散文崇尚率性的韵致所在。
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记得有段时间我经常跑到山沟里看闲书。躺在草丛里，蒲公英随风飞扬，蚂蚱在身边跳来跳去，天蓝蓝的，白云在天上游走。我躺着读盗版的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想象自己成为武林高手，仗剑行走天下。有时，在火药库小水库周围的山上逛，那时好像火药库水库比后来大多了，有两个连接起来的水洼，水草茂盛。一天午后，山野阒寂，野草在暑热的午后蒸腾着雾气，成群的飞虫在空中游弋。我在水库边看书，偶尔抬头，看到两条色彩斑斓的水蛇在水里游走，张着纯真的眼睛盯着我，慢慢游去，消失在水痕中。我当时读的是关于相对论常识和时空关系的书，里面写到虫洞。我觉得那两条水蛇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游来的。于是我合上书爬到山梁上，回头遥望王石凹。山顶、山腰上密密麻麻如蜂窝的窑洞棚户挤挤挨挨，中学操场上有几棵白杨树，几个篮球架；半山上老俱乐部建筑上“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几个巨大无比的严肃的仿宋字依然严肃着，显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和神圣，王石凹派出所旁边，我的同学胡松贤家就嵌在公路边的陡坡上；马车店的公路上，几辆马车在一颠一颠地奔跑，车把式舞动着长长的鞭子喝叫着；山下大楼井架天轮在悠闲地旋转、铁道反射出两道雪白的光、蒸汽机车拖着装满煤炭的十几个车皮款款移动；东边的鳌背山梁上，孤零零站着一棵老柏树。这就是我度过了10年少年生活的王石凹。
类似这样的描述，是作者在昔日的生活中，通过对琐碎小事的生动细腻的刻画，以朴素的语言来映衬深情真义的表达方式。这些平白的句子，给人一种纯净洒脱的亲近感，实实在在，剔除了粉饰溢美的形容累赘，干干净净。我十分迷恋这种叙述方式，这不仅意味着沈伟东的王石凹，完全可以用“干净”这个没有被污染的词汇来概括，更意味着他的散文，一如文章的整体韵味那样，没有被表面的喧哗所掩埋，而是越来越清晰。
阅读沈伟东的《王石凹》，炊烟，小河，绞车道，蒸汽机车、邻居，韦叔、希老师，窑洞，矿工宿舍等的诸多具象，就会从忧郁目光燃起的地方，沿着纸质的背景和起伏的笔触，向我一路走来。这些具象迈动的每一次脚步，都昭示出了作者以诚恳、灼热的心感受生活，以亲切朴实的笔触体悟昔日矿区一切原生态元素而引发出来的悲悯和忧郁。每一个文字的背后，都有一段缠绵的情节，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只是情感的一次宣泄，而是情感的一次珍藏与升华。
散文是作者对物象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在哲学范畴的存在方式里，对生命本质独特的、痛苦的发现。虽然我们不敢用自己未来的时间，去证明曾经流淌在故土上的那些记忆痕迹，是否会在岁月里彻底消失，但我却敢肯定，这些痕迹，是一个催人忧郁的颤音。忧郁是一种缅怀，是一种美的极致表现。
我很小的时候跟随父亲到了这样一个遥远的矿山，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些鱼，担心游着游着，水干涸了。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里。那就是“户口”。我们娘仨，是浙江的农业户口。父亲1956年就来到了陕西工作，1963年回老家和母亲结婚，母亲一直没有办法转为城镇户口。而儿女的户口是随母亲的，我和哥哥也就只能是浙江的农业户口。1977年来到这个煤矿，我们娘仨就是“黑人黑户”。“黑人黑户”没有平价粮食买，只能吃高价粮；没有公房住，只能挤在幽暗逼仄的仓库里。可怕的是，没有陕西的城镇户口，读小学中学是在本矿，作为子弟尚可通融，而铜川矿务局煤技校我和我哥就没有机会报考，也没有机会被招工当煤矿工人。没有陕西的户口，我和我哥甚至连在陕西考中专、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这种生存压力让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心事。户口的事情困扰我们家很多年，直到现在，我40多岁，母亲也70岁了，还被户口所困扰——由于年代久远，浙江的户口没有迁出来，现在想办法迁户口也就比较麻烦。我母亲由于一直没有王石凹的城镇户口，她就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很多和她一起在矿上大集体农场里、在矿上小工厂工作过的同事都有了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退休金，她没有。她在矿上开了那么多荒地、修了那么多年鞋，也交了那么多税，就是不能享受王石凹的点滴福利，就是因为没有户口。她嘴上不说，心里自然是有想法的。我总是说，你有两个儿子，哪里会不让你吃好住好，安心养老！但我也知道，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前些天，父亲病重，为了了却老人的心愿，我和我哥就想赶紧托关系解决好我母亲王石凹的户口问题。把父亲和母亲的身份证特快专递给王石凹的朋友，那边又电话来要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原件，要母亲上世纪80年代在王石凹生活和工作的文字证明。而要迁出户口的浙江嵊州老家的派出所答复：“按照规定”，不便开出我母亲户口仍在当地的证明。而没有这个证明，王石凹的户籍机关又无法接收我母亲的落户。事情一下子又僵持住了。我母亲悄悄抹起了眼泪——一个王石凹的户口等了近半个世纪，就这么难。
这些不是游离于思想之外的虚妄之美的描述，明确地体现出了意在言外的“辞达”效果。沉浸在如是的情境中，我差点情不自禁喊出来：这哪里是什么简单的怀旧呀，它分明就是作者对历史，对社会，对命运以及对人自身的一次深刻反省。作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企图，显然是十分明晰的。
我一直认为，无论哪种文体，小说也罢，散文也罢，抑或是诗歌也罢，如果没有思想，就等同于失去了灵魂。当然，这里说的思想，是作者对自然、社会、生活、历史和灵魂等方面的本质感受，是一种贴近生命本质的认知。沈伟东的《王石凹》克服或者彻底摆脱了无病呻吟的弊病，才没有陷入“逃避思想，逃避意义”的所谓“零度语言”的泥潭。
——多年之后，他已经退休，我到南宁去看他，他谈起在西北流浪的经历，令我钦佩和向往。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他谈起他在当煤矿工人的时候，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卑微。有一次，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这个矿工到西安一所大学查资料学习，一个外国记者和他攀谈起来，谈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他用英语告诉外国记者，中国人的生活简朴而充实，苦难中有很多值得沉淀的精神——后来有便衣警察找他来盘问，他如实说了，便衣警察把他放了，没有深究。从韦叔身上，我似乎能看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的鼓励和影响，对一个矿工家庭出身，当时还充满自卑而敏感的孩子未来的影响，我认为是无法估量的。
我一次次阅读沈伟东的这些段落，沈伟东突破常规调整自己的观察角度和观察距离。印象就会一次次栩栩如生地凸显起来。他在《王石凹》中，采取了“后退法则”的方式，从事物的跟前，后退到了孩童和少年的位置上，从今天后退到了昨天的历史里，以实现他对客观事物大距离、大尺度上的整体性考察。他知道，只有大步后退，才能够使视线变得开阔，才能够有效观察对象，以及这一对象被嵌入的背景深度。他一直没有离开现场，而是站在原汁原味的浸润中，用忧郁的目光，等着我们和他站在一起。在现场的姿态，让他的《王石凹》，体现出了传统散文的优美韵律，是贴近，而不是疏离。
沈伟东的《王石凹》，其实就是一座敞开的园林，我们在里面，看见了我们的过去，看见了我们蔓延在历史中的命脉，同时，它们也不断地转过身来，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触摸着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走进了矿山、走进了黄土高原深处的煤矿，走进了当年为煤矿而奋斗、生活着的群体。无疑，这是散文本我的纯真，具有忧郁的性质。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在许多的章节里，几乎都会用直叙、对比、穿插、叠印的手法，使文章在回环往复中，富于一唱三叹的抒情效应，烘托出忧郁的浓郁色彩。
“多年以后―――”。经典小说《百年孤独》这个可以统称为马尔克斯式的开头，也常常被沈伟东用在段落的开头，令我的阅读不免又多了一重忧郁。
沈伟东简介，文学硕士，医学博士，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获得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物荣誉；2015年，获得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荣誉；2017获得年中国少儿报刊杰出贡献奖荣誉；2018年，获得广西新闻出版广电百名人才荣誉；2018年，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作者简介：
东篱，女，原名胡菊，1962年生人，陕西师范大学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铜川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品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直面、坦率的展示，以其粗粝、厚重、充满力量感的强烈风格受到陈忠实、贾平凹的一致称赞。贾平凹在读了的长篇小说《生父》之后评价道：我读了《生父》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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