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未來的相對論數學工具的創立者，在自己的課堂上並沒有看出相對論的未來創造者。當相對論出現的時候，明可夫斯基才發現，自己教過的學生竟完全出乎自己的預料。這個相對論的創立者，就是那位經常無故曠課的學生？
愛因斯坦又在想以太了。這個以太，來無影，去無蹤，怎樣才能證明它確實存在呢？以太沒有重量，無所不在，渺茫太空就是以太的海洋，地球像一隻小船，在以太的海洋裡緩緩航行。要是有一個儀器，能量地球在以太海洋裡的航行速度，不就證明了以太的存在嗎？他成天泡在物理實驗室裡，真的設計出一個測量地球在以太中運行速度的儀器。
愛因斯坦興奮地把圖紙拿給韋伯教授看，他說：
“韋伯先生，……”
韋伯的眉頭皺了起來。他一手拿著圖紙，一手捻著鬍子，心裡想：
“這個愛因斯坦，真是個怪人！人人都叫我教授先生，他偏叫我韋伯先生。瞧他那身衣服，臃腫得像條麵粉口袋。你對他說這樣，他偏要那樣。”
韋伯教授是一位注重實驗的物理學家，對於理論物理的新思想，他是不關心的。韋伯的眼睛離開圖紙，和愛因斯坦那一片真誠的期待的目光相遇了。愛因斯坦很想聽聽教授對他這個設計的評價。但是，怕嘲笑的人總覺得人家在嘲笑他。
韋伯教授在愛因斯坦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中看到的正是嘲笑。
他說：
“愛因斯坦先生，你很聰明，可以說聰明絕頂。可惜，你有一個缺點：你不讓人教你！”
他把圖紙還給愛因斯坦，有禮貌地點一下頭，走了。
教授還沒有走遠，愛因斯坦就哈哈笑了起來。愛因斯坦是有“缺點”；他只會真誠待人，不懂客套。你講得不對，他會當場打斷你的講話，不管你是鼎鼎有名的教授，也不管你是如何的難堪，反駁得意時，他甚至會忍不住笑出聲來。但是一當看到對方的窘相，他又會戛然而止，露出比對方更窘的抱歉的神色。真誠與善良永遠是愛因斯坦的天性。
經常曠課的愛因斯坦每當考試時就得提心吊膽了。幸好，他的同班同學格羅斯曼筆記記得非常出色，考試前，這些筆記就成了愛因斯坦的救命船。
格羅斯曼總是準時去聽明可夫斯基和其他教授講授的高等數學的各章節的課，愛因斯坦和他很要好，後來吸收他參加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的制訂工作。格羅斯曼把自己的課堂筆記本借給愛因斯坦。在１９４９年的自述中，愛因斯坦回憶起此事，並順便稱道了幾句他在蘇黎世所享有過的這種上課自由，為了應付考試而強制去學一門課程曾使他感到苦惱。
“這種強制使我如此畏縮不前，以致我在通過最後的考試以後整整一年對科學問題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掃興。不過我應當指出，我們在瑞士苦於這種窒息真正科學工作的強制，比其他許多地方的大學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兩次考試，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誰要是像我這樣有一個朋友認真地去聽全部課程並仔細地整理講課的內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試前幾個月，這種情況都給我選擇了幹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這種自由；我把與此伴隨而來的內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其害處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上，現代的教學方法還沒有把神聖的求知慾完全扼殺掉，這差不多是一個奇蹟；因為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勵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沒有自由它將不可避免地會夭折。”
愛因斯坦對科學研究的理解在守舊的教授們那兒，被視為離經叛道、胡思亂想。在他們眼裡，愛因斯坦是個糟糕的、叫人頭疼的學生，能否畢業都成問題呢！
有一次上實驗課，教授照例發給每個學生一張紙條，上面把操作步驟寫得一清二楚。愛因斯坦也照例把紙條捏做一團，放進褲子口袋。過了一會兒，這張紙條就進了廢紙簍裡。原來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步驟。愛因斯坦正低頭看著玻璃管裡跳動的火花，頭腦卻進入了遙遠的抽象思維的世界，突然，“轟”的一聲，把他震回到現實世界中來。愛因斯坦覺得右手火辣辣的，鮮血直往外湧。同學、助教、教授都圍了上來。教授問明情況，就憤憤地走了。他向系裡報告，堅決要求處分這個膽大包天、完全“不守規矩”的學生。前不久，因為愛因斯坦不去上他的課，他已經要求系裡警告愛因斯坦。未來的物理學大師果真受到了處分。一個不聽老師話的學生能成材嗎？
十幾天以後，愛因斯坦看到教授迎面走來，想躲已經來不及了。教授走到愛因斯坦面前，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他那隻包著繃帶的右手上，教授嘆了口氣，心裡又同情又遺憾。教授再次嘆了口氣，說：“唉，你為什麼非要學物理呢？你為什麼不去學醫學、法律或語言學呢？”
愛因斯坦並未意識到教授的話中話，教授認定，一個不循規蹈矩的人是進不了物理學殿堂的。
誠實的愛因斯坦老老實實地回答：
“我熱愛物理學，我也自以為具有研究物理學的才能。”
教授迷惑了。一個不守規矩的學生還加上一份固執，他搖了搖頭，再次嘆了口氣，說：
“唉！……”
“算了，聽不聽由你，我是為你好！”
歷史得感謝愛因斯坦的“不守規矩”和固執。假如當初愛因斯坦真聽了這位教授先生的“忠告”，物理學真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損失呢！幸好，固執的愛因斯坦是有自信的。他繼續走自己的路，繼續刻苦攻讀物理學大師的著作，不為守舊教授們的態度而退縮。
在蘇黎世也像在瑞士其他的大學城一樣，聚集了許多不同種族的大學生、革命的僑民或是因民族壓迫和階級限制而離開自己祖國的男女青年。大學生中許多人並不是革命者，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民主思想的擁護者。這是一個具有巨大政治和科學熱情的環境。甚至把興趣侷限於純科學的蘇黎世青年的代表者們也不能不受它的影響。
愛因斯坦和許多大學生僑民接近。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瑪利奇的塞爾維亞姑娘，她是來自奧匈帝國的僑民。米列娃的才貌並不出眾，生性沉默寡言，她也是學物理學的，雖在學識上沒有出眾的才華，但對一些物理學著作很感興趣。她可以面對愛因斯坦坐上很長時間，一言不發地聽著愛因斯坦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物理學觀點。
當時還未出名、也還沒有成熟的愛因斯坦太需要一個消極的聽眾，內在情感一直是孤獨的愛因斯坦很自然對米列娃產生了感情，以致雙方不久就墮入愛河。
在大學期間，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有：格羅斯曼、路易·科爾羅斯、雅科布·埃拉特等人。他們像米列娃一樣都是在１８９６年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的。格羅斯曼跟自己的雙親住在蘇黎世湖邊的塔爾維爾村，愛因斯坦經常到他家去。埃拉特也住在家裡，上課時愛因斯坦通常都是和他坐在一排，他媽媽非常喜歡愛因斯坦。許多年後她都回憶起，患了感冒的愛因斯坦圍了一條古怪的圍巾是怎樣來到他們家裡的，原來圍巾是他從抽屜櫃上取下的一塊長條桌布，這是他從一位熨衣婦那裡租來的房間裡的一件樸素的裝飾品。有趣的是，這位熨衣婦喜歡在音樂聲中幹活，愛因斯坦就用自己的提琴聲使這位善良的婦女得到享受，為此，他不知耽誤了多少上課以及與朋友聚會討論問題的時間。
愛因斯坦跟古斯塔夫·邁耶爾一家也有往來。邁耶爾曾經住在烏爾姆，是他父親的朋友。許久之後，在邁耶爾夫婦金婚紀念日，愛因斯坦曾寫信給他們：
“早在鸛鳥剛想把我從它無窮無盡的寶庫中送出來的那段時間裡，在烏爾姆您們就是我雙親敬愛的朋友。當１８９５年秋天，我只身來到蘇黎世並考試落榜的時候，是您們給了我衷心的支持。在我上大學的年代裡，甚至於當我穿著骯髒的鞋子從烏特里堡去拜訪您們的時候，您們家好客的大門始終為我敞開著。”
有時，愛因斯坦就到自己一個遠房親戚阿爾貝特·卡爾科赫①商行駐蘇黎世的代表那裡去。在那兒舉辦的家庭音樂會上，愛因斯坦總是過得很快活。卡爾的妻子有一副金嗓子，愛因斯坦就用小提琴為她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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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愛因斯坦的熱那亞親戚。
一個名叫“都會”的咖啡館，是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等朋友常去的地方。他們邊喝咖啡邊交談，從科學到哲學，從藝術到人生，年輕人所看到的、感興趣的一切，無所不談。當然，談得最多的是物理學。就在“都會”咖啡館裡，愛因斯坦的意大利同學貝索，一位馬赫的信徒，極力推薦愛因斯坦讀馬赫的著作。
貝索手裡拿著馬赫的《力學》，激動地說：
“牛頓在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說，時間是絕對的，空間也是絕對的。絕對的意思就是和一切事物都沒有關係。既然空間、時間和任何事物都沒有關係，你又怎麼知道空間和時間存在呢？”
愛因斯坦的意見比貝索更激烈，更徹底。他說：
“牛頓把這個歸結為神的意志。康德把神意視為先驗，而空間與時間的概念又是先驗的。一旦躲進了先驗的神山，我們物理學家就無能為力了。要把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從先驗的神山上拉下來，用我們的經驗來檢驗它們！”
年方２０歲的愛因斯坦，握住馬赫這把批判的劍，準備向有２００多年曆史的牛頓力學挑戰了。
後來愛因斯坦在總結自己的學術活動時，對物理學的情況作了如下描述，這也正是他從少年到青年時碰到的情景：
“當時，在各個細節問題上，雖然成果累累，但在原則問題上僵化的教條仍居於統治地位。假如真有所謂‘開始’的話，那麼一開始是上帝創造了牛頓運動定律及其必不可少的質量和力，這就是一切；其餘一切，都可以用演繹法根據適當的數學方法推演出來。”
當時，普遍認為大自然是一座龐大的鐘表，製造出來後，“一上發條”，馬上就會按其內在規律走動起來。同時，嚴格的自然規律預先就決定了每個物質粒子在每一時刻的命運。在那些年代，幾乎所有的物理學家都把古典力學看作是全部物理學，乃至所有其他自然科學的牢固的和最終的基礎。這種觀點從伽裡略、笛卡爾和牛頓時代開始，長期被人們所接受，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且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因而主宰一切。
１８７０年左右，這種自然觀達到了它的頂峰，而後逐漸開始走下坡路。８０和９０年代的種種發現，使機械自然觀陷於難以克服的困境和矛盾之中。首先是麥克斯韋場方程和赫茲的研究成果，嚴重動搖了把力學看作是物理學思想最終基礎的信念。不過，這兩位物理學家仍然沒有從前人的觀念中徹底走出來，堅持認為牛頓力學是物理學的可靠基礎。
馬赫是一位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和物理學史學家。愛因斯坦說，他的功勞在於“衝擊了這種教條式的信念”。１８７１年，馬赫在布拉格科學院的報告中講到，不必以機械自然觀認識自然現象，它甚至還妨礙了對自然的認識。１８８３年，馬赫在《發展的力學，歷史的批判》一書中對於這種在當時是大膽而新穎的想法作了詳盡論述。
幾乎同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片斷中，談到了機械自然觀的侷限性。恩格斯有力地批駁了自然科學家們把一切都歸咎為機械運動的“狂癖”。然而這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創始人之一的思想也還只是停留在早期階段，對於１９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的實際發展還沒有產生影響。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也有相似論點，不過也未引起自然科學家的重視。甚至連馬赫在學術上對古典力學提出批判，最初也沒有反響。直到７０年代末，大多數物理學家仍然確信自然科學應以機械論作為基礎，這是正確的、不可改變的。直到９０年代中葉，從倫琴發現“X射線”開始，機械自然觀在一系列驚人的重大發現的衝擊下，才土崩瓦解了。被法國物理學家彭加勒稱作“懷疑階段”的時期開始了，隨即發生了“物理學的危機”。
把機械物理學判成為死刑的自然科學成果中，除了倫琴射線的發現，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放射性和電子的發現。這些發現都是在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０年期間，也正好是愛因斯坦大學期間。１９００年晚秋，普朗克發現熱輻射具有原子和量子結構。
這個發現動搖了舊世界大廈的地基。
由馬赫發起的對舊物理學的衝擊波直接影響到愛因斯坦物理學新思想形成。１９４８年１月８日在給M·貝索的信中，愛因斯坦不僅以成熟的思想評價著馬赫，而且毫不避諱馬赫對自己大學期間的重要影響：
“就馬赫而論，我想把他的一般影響和他對我的影響區別開來。……特別是在《力學》和《熱學》中，他總是努力證明概念是怎樣來自經驗的。他令人信服地採取這樣的立場：認為這些概念，甚至是最基本的概念，都只能從經驗知識中得到它們的根據，它們在邏輯上決不是必然的。……我看他的弱點正在於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學僅僅是對經驗材料的一種整理；也就是說，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沒有辨認出自由構造的元素。在某種意義上他認為理論是產生於發現，而不是產生於發明。他甚至走到這樣的地步：他不僅把‘感覺’作為必須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覺本身當作建造實在世界的磚塊，因此，他相信他能夠克服心理學同物理學之間的差別。只要他把這種想法貫徹到底，他就必然會不僅否定原子論，而且還會否定物理實在這個概念。
至於說到馬赫對我的發展的影響，它的確是很大的。我記得十分清楚，在我學習的最初年代裡，你曾使我注意到他的《力學》和《熱學》，這兩本書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它們對於我自己的工作的影響程度，說實在的，我並不清楚。就我所意識到的來說，休謨對我的直接影響還要大些。……但是，如我所說的，我沒法去分析那些在不知不覺的思想中停泊的東西呀。”
蘇黎世工業大學的４年生活在愛因斯坦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崇尚簡潔的愛因斯坦在自己極短的自傳中卻為這４年留下充分的記錄：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在蘇黎世工業大學的師範系學習。我很快發現，我能成為一個有中等成績的學生也就該心滿意足了。要做一個好學生，必須有能力去很輕快地理解所學習的東西；
要心甘情願地把精力完全集中於人們所教給你的那些東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課堂上講解的東西筆記下來，然後自覺地做好作業。遺憾的是，我發現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為欠缺的。於是我逐漸學會抱著某種負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學習那些適合於我的求知慾和興趣的東西。我以極大的興趣去聽某些課。但我‘刷掉了’很多課程，而以極大的熱忱在家裡向理論物理學的大師們學習。這樣做是好的，並且顯著地減輕了我的負疚心情，從而使我心境的平衡終於沒有受到劇烈的擾亂。這種廣泛的自學不過是原有習慣的繼續；有一位塞爾維亞的女同學參加了這件事，她就是米列娃·瑪利奇，後來我同她結了婚。我熱情而又努力地在H·F·韋伯教授的物理實驗室裡工作，蓋塞教授關於微分幾何的講授也吸引了我，這是教學藝術的真正傑作，在我後來為建立廣義相對論的努力中幫了我很大的忙。不過在這些學習的年代，高等數學並未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有那麼多分支的領域，一個人在它的任何一個部門中都很容易消耗掉他的全部精力。而且由於我的無知，我還以為對於一個物理學家來說，只要明晰地掌握了數學基本概念以備應用，也就很夠了；而其餘的東西，對於物理學家來說，不過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枝節問題。這是一個我後來才很難過地發現到的錯誤。我的數學才能顯然還不足以使我能夠把中心的和基本的內容同那些沒有原則重要性的表面部分區分開來。
“在這些學習年代裡，我同一個同學馬爾塞耳·格羅斯曼建立了真正的友誼。每個星期我總同他去一次馬特河口的‘都會’咖啡店，在那裡，我同他不僅談論學習，也談論著睜著大眼的年輕人所感興趣的一切。他不是像我這樣一種流浪漢和離經叛道的怪人，而是一個浸透了瑞士風格同時又一點也沒有喪失掉內心自主性的人。此外，他正好具有許多我所欠缺的才能：敏捷的理解能力，處理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條。他不僅學習同我們有關的課程，而且學習得如此出色，以致人們看到他的筆記本都自嘆不及。在準備考試時他把這些筆記本借給我，這對我來說，就像救命的錨；我怎麼也不能設想，要是沒有這些筆記本，我將會怎樣。
“雖然有了這種不可估量的幫助，儘管擺在我們面前的課程本身都是有意義的，可是我仍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基本上學會這些東西。對於像我這樣愛好沉思的人來說，大學教育並不總是有益的。無論多好的食物強迫吃下去，總有一天會把胃口和肚子搞壞的。純真的好奇心的火花會漸漸地熄滅。幸運的是，對我來說，這種智力的低落在我學習年代的幸福結束之後只持續了一年。”
取得偉大成就的科學家，在青年時代，大多在勤奮學習中經歷過一種艱苦卓絕的、英雄主義的生活。愛因斯坦也不例外。他租的那間斗室，書桌上、椅子上、床上到處攤滿了書，房東太太看了直搖頭。書，書，到處是書！讀書，讀書，直讀到眼睛發花頭髮昏！直讀到肚子嘰哩咕嚕叫，才到小巷裡的那幾家小飯館、小咖啡館去胡亂吃些東西。有時候，乾脆三頓並作兩頓，因為愛因斯坦覺得頭腦比肚子更飢餓。從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００年的整個學生時期，愛因斯坦依靠幾個舅父，每月有１００瑞士法郎的生活費，此中還要每月節約２０法郎來交付入瑞士國籍的證件費。
在這一時期中，愛因斯坦的家庭處於經濟拮据的局面。赫爾曼和雅各布開設在帕維亞的工廠失敗了，不得不在１８９６年進行債務清理，家裡投入這個企業的資金，大部分都蝕光了，雅各布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這時，赫爾曼則決定在米蘭獨自重新再開設一個工廠。愛因斯坦為這個新的冒險計劃警告了父親，然而沒有用處；他還去探望了一位在德國的叔叔，要求他不要再作經濟支援。這位叔叔也沒有聽從他的勸告。愛因斯坦家於是又遷回了米蘭，開始了新事業。２年之後，赫爾曼又不得不關廠了。此時，愛因斯坦給妹妹瑪雅寫信說：
“可憐的父母親多年來沒有一刻幸福之時，他們的不幸使我心情十分沉重。作為一個成年人而只能消極旁觀，……對此連絲毫也無能為力，這也使我深為苦惱。對親人說來，我只是一個負擔……我不活著，肯定還好受些。年復一年，我不讓自己有半點歡樂。靠了這種思想，也就是一種分心的辦法，我才得以捱了過來，常常使我不致失望的也一直是這種思想。”直到他父親找到了新工作，又在安裝電站的工程中找到一些事做，這種傷感情緒才算過去了。
１９００年秋，愛因斯坦通過了畢業考試，拿到了文憑。他的朋友們也都在工大畢業了。米列娃除外，她在下一學年結業，但沒得到文憑——當時文憑是不發給婦女的，代替文憑的是一份結業證明書。愛因斯坦的成績如下（按６分制）：理論物理５分；物理實驗５分；函數論５．５分；天文學５分；
畢業論文４．５分；總分：平均４．９１分。
雖然分數是好的，又有優秀研究者的名聲，但愛因斯坦未被留在工大。他的朋友們則留下了：格羅斯曼留在斐德烈那裡；埃拉特留在魯迪奧那裡；科爾羅斯留在胡爾維茨那裡。愛因斯坦不能指望找到理論物理或實驗物理方面的工作。韋伯與佩爾內對他屢屢缺課深為不滿，他們的自尊心妨礙了他們對愛因斯坦的深入瞭解與客觀評價。
愛因斯坦步入了漫長的求職道路。他替蘇黎世聯邦觀象臺做過計算工作。為了尋求固定工作，他不得不考慮加入瑞士國籍。１９０１年２月，愛因斯坦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儲蓄，回答了有關祖輩們的健康和性格問題，並向當局保證不酗酒之後，才獲得了瑞士國籍。這個新公民沒被徵入瑞士聯邦軍隊，因為發現他是平足還有靜脈曲張。
５月間，愛因斯坦得到了在溫特圖爾城的職業技術學校當幾個月教師的職位。為此，愛因斯坦特給蘇黎世的一位教授寫信說：
“我接到了一個建議：從５月１５日到７月１５日，去溫特圖爾技術學校工作——負責教數學，因為常任教員要去服兵役。我今天得到了問題終於解決的通知書後，簡直喜出望外。我不清楚哪位仁慈的人推薦我去那裡：因為我原先的教授中沒有一個人曾認為我是好樣的，同時我並沒有申請就得到了這個職位。我還有希望以後得到瑞士聯邦專利局的固定工作……應當補充一句：我是一隻快活的小鳥，決不會沉緬於鬱鬱不樂之中，如果我沒有腸胃失調或其他類似的病痛的話……最近我將沿施普留根徒步而行，以便把接受令人高興的職務和娛樂結合起來。”
這就是愛因斯坦！
設身處地地想象一下這隻“快活的小鳥”吧！沒有生活費用，沒有可能獲得一個固定的工作，因為有希望獲得２個月的工作並徒步越過施普留根山到工作的地方去而“喜出望外”！愛因斯坦有一種容易忍受不快的幸福的天性，而微不足道的成功就足以使他歡喜雀躍。這不妨礙深邃的內心的緊張；相反，在擺脫了日常的憂慮和痛苦的頭腦裡，才好自由地排演非個人的戲劇。
１９０１年秋，愛因斯坦又失業了。下一個短暫的安身之處是夏富豪森——萊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鎮，這裡以吸引了許多旅遊者的瀑布而聞名。愛因斯坦在工大時結識的哈比希特的家就住在這裡。由哈比希特推薦，愛因斯坦進了一所私立的中學生寄宿學校當補習教師。讓他把學生們教好以便應付畢業考試。他接手數學，並努力使它變得生動活潑和饒有興趣，破除了那些童年時給他本人帶來過不少痛苦的陳規陋習。但是，愛因斯坦和他的老闆雅科巴·紐易莎對教學的觀點和目的不一致。補習教師表現出來的判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使紐易莎不滿，於是愛因斯坦被解僱了。
愛因斯坦再次失業，而且無法重新謀得一個教師的職位。愛因斯坦的父親這時貧病交加，看到兒子和自己一樣的不幸，心裡實在難過。他瞞著兒子，給奧斯特瓦爾德教授寫信求情：
“親愛的教授：
請原諒一個父親為了他兒子的事情來打攪您。
……我的兒子目前失業，這使他深感難過。他越來越覺得，他的事業已經失敗，再也無可挽回。而最使他沮喪的是，他感到自己是我們的負擔，因為我們的景況不好……”
奧斯特瓦爾德教授是否寫過回信，現在已無從稽考，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教授們從未認為愛因斯坦是個做學問的料子。奧斯特瓦爾德教授更不會想到，９年之後，愛因斯坦將和他一起在日內瓦接受名譽博士學位，而且自己會第一個提議愛因斯坦為諾貝爾獎獲獎人。
貧困和屈辱，不能使愛因斯坦降低人格。他不自怨自艾，也不乞求憐憫。他用幽默來排遣愁悶，在給一位同學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創造了驢子，給了它一張厚皮，這使驢子的處境比我有利……”
愛因斯坦把痛苦嚥到肚裡，化做微笑和玩笑，去安慰親朋好友。
他常愛說：“我最後還有一條出路呢，我可以拿起小提琴挨家挨戶去演奏，這總能掙幾個錢吧！”
貧困、屈辱，並未使愛因斯坦放棄對物理學的熱愛。他一次又一次向對他緊閉的科學殿堂發起了衝擊。
在溫特圖爾代課時，愛因斯坦寫信給溫特勒說：“上午教完５—６小時的課之後，我依然神清氣爽，下午或是去圖書館更進一步自修，或是在家研究些有趣的問題……。我已經放棄去大學工作的野心，因為我認識到，在目前這種環境中，我還可以保存將來在科學上下功夫的精力和意願。”
在溫特圖爾，愛因斯坦還寫信告訴格羅斯曼，他正致力於氣體動力學理論，思考著物質相對於以太的運動。
１９０１年９月，在夏富豪森代課的愛因斯坦給人寫信說：“從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５日起，我成了夏富豪森的一傢俬立學校的教師。在這所學校的教學活動的頭兩個月中，我撰寫了一篇以氣體動力理論方面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一個月以前，我已經將這篇論文呈交給蘇黎世大學了。”然而，母校依然沒有理睬愛因斯坦。
然而，滿意的事還是有的。１９００年１２月，愛因斯坦完成了第一篇科學論文，是關於分子之間相互作用力的研究，題為《由毛細血管現象所得到的推論》，發表在１９０１年的來比錫的《物理學雜誌》上。儘管後來愛因斯坦對這篇論文的評價是“毫無價值”，但在當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幾個字第一次端端正正地印在這家權威的物理學雜誌上，畢竟給了愛因斯坦許多溫暖與希望。
挫折的盡頭，已升起一縷光明。
愛因斯坦傳--三 瑞士
三 瑞士
★ 相對論的搖籃
希望在哪裡？光明在哪裡？
格羅斯曼，又是那個格羅所曼，向愛因斯坦投來了希望之光。
愛因斯坦在《自述片斷》中沒有忘記這件事：
“馬耳塞羅·格羅斯曼作為我的朋友給我最大的幫助是這樣一件事：在我畢業後大約１年左右，他通過他的父親把我介紹給瑞士專利局（當時還叫做‘精神財產局’）局長弗里德里希·哈勒。經過一次詳盡的口試之後，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兒了。這樣，在我的最富於創造性的活動的１９０２—１９０９這幾年中，我就不用為生活而操心了。即使完全不提這一點，明確規定技術專利權的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真正的幸福。它迫使你從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對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勵作用。總之，對於我這樣的人，一種實際工作的職業就是一種絕大的幸福。因為學院生活會把一個年輕人置於這樣一種被動的地位：不得不去寫大量科學論文——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