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董瑞強 北京報道 繼上海、杭州等城市之後，北京也即將進入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
4月22日下午，風很大，北京市昌平區回龍觀東大街附近一排七八個垃圾桶顯得頗為髒亂，站在路邊，能聞到一股刺鼻的氣味。
一位中年大叔從隔壁店鋪緩步走來，在距離垃圾桶三四米遠的地方，隨手將拎著的裝滿垃圾的黑色塑料袋，扔進了靠近路邊的一個桶裡。
對於這樣的場景，人們早已習以為常。這位中年大叔告訴記者：“此前一直沒有分類的習慣。”
他甚至還不清楚幾天後，北京就要步入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
這一切都將會逐步改觀。2020年5月1日起，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簡稱《條例》）將正式實施，其中規定，北京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袋；餐飲經營者及配送服務提供者和旅館經營單位不得主動向消費者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勺子、洗漱用品等。
根據《條例》，如有違規，均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立即改正，處5000元-10000元罰款；再次違反規定的，處10000元-50000元罰款。若個人違規，由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勸阻；對拒不聽從勸阻的，責任人應當向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報告，由該部門給予書面警告；再次違反規定的，處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
在政策背後，一個現實問題已經顯現：快速的城鎮化，連續遞增的垃圾產生量，已然讓城市管理者面臨難題。據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過1.5億噸，並以每年8%-10%的速度遞增。全國688座城市，除縣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遭遇垃圾問題，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資源損失價值在250億-300億元。
而作為超大城市的北京已在垃圾分類路上摸索了多年。分類標準多次變更，從兩分法到三分法，再到如今的“廚餘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分法，北京市垃圾分類推進歷程幾經坎坷，一輪又一輪轟轟烈烈的行動幾乎皆因前端分類意識不足、後端處理設施缺位而終結。
4月21日，一位來自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的內部人士徐向輝（化名）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實際上，前一輪北京在推垃圾分類的時候，某種程度上講，確實走得過快，後端建設有點跟不上。”
究竟怎樣才能持久推行？數年來，這是對垃圾分類工作的“靈魂拷問”。
與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北京歷次垃圾分類試點不同，此次立法的強制性約束，將成為一大特點。這和其他已在去年進入垃圾分類強制時代的城市一樣，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變革。
準備仍在進行
在《條例》實施之前，北京市為這場垃圾分類大考所做的準備一直沒有停過。
徐向輝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我們成立了垃圾分類市級專班，各項準備工作都在緊鑼密鼓持續進行，比如桶車對接、人員培訓等都在逐步開展。總體上準備的還是可以的。”
他說：“最近有的社區更換了有分類標識的新垃圾桶，雖然比我們最開始的計劃要滯後很多，但現在確實在往前趕，有的線下入戶宣傳，也有受疫情影響，選擇網上講座、開網課等，藉助抖音、微博進行宣講。實際上也烘托了氣氛。”
一位昌平區的物業主管說，“去年就接到通知，更換了垃圾桶，都帶有分類標示。但由於沒有監督，垃圾分類實施效果不太理想。”
“不過，今年5月1日之後，我們會安排專人盯著，引導業主分類投放。至於罰款到沒聽說，我們更多的是提示提醒，關鍵是業主要做好準備，主動參與進來。”她說。
此前，北京市城管委制定印發“一大四小”配套政策——《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行動方案》和4個實施辦法，包括11大類、60多項具體任務，列出了5月之前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徐向輝透露，近日將召開垃圾分類動員大會。
“實際上，我們之前的要求都是按照沒有疫情進行部署的。疫情確實對垃圾分類工作有影響，比如對相關企業生產、運輸、人員跨省流動的影響。這幾個月很多工作重點都放在了疫情上，尤其是基層。”徐向輝說，儘管在疫情期間，我們也一直持續推進相關任務的完成，有些任務其實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了。
他告訴記者，之前的考慮是，讓社區按照專人在桶前指導，但因疫情，肯定還要根據社區情況和能力來安排。我們也很理解有些社區確實很疲勞，而且還不確定到5月1日前，各小區門前崗位是否能解除，有沒有足夠的人力來盯桶？
前述物業主管稱，“去年我們也有人在垃圾桶邊值班，指引分類投放。但後來沒有持續下去。現在我們正在為五一之後做準備。”
為了便於居民操作，北京市城管委也在聯繫歌華有線、百度公司等，推出垃圾分類小程序。徐向輝透露，“我們也在考慮能否與百度公司合作，雖然還不成熟，就是藉助其大數據算法，輔助垃圾分類工作開展。”
2020年4月16日，“北京市垃圾分類寶典”已正式上線，文字、拍照、語音均可查詢某種垃圾到底是什麼分類以及如何投放。
徐向輝認為，《條例》真正實施後，在立法強制要求大的形勢之下，公眾會真正參與進來。而且經歷疫情洗禮，大家環保意識、公共衛生安全意識也都在提高。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孫新軍在此前一次會上表示，各級各部門各單位要將生活垃圾分類作為“一把手”工程，把責任落實到每個街道、鄉鎮、社區和每個單位。要搭建垃圾分類綜合考核評價體系。今年將加強垃圾分類和街區小巷環境治理。
不同於上海
長期從事垃圾分類問題研究的貴州省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垃圾分類委員會主任蘭亞軍說，“去年垃圾分類看上海，今年就看北京。其實北京現在開始預熱了。”
不過，眼下疫情影響的北京，並未出現去年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開始步入垃圾分類強制時代的那般火熱。
4月23日，經濟觀察報記者查看各大電商購物平臺發現，與去年7月1日上海實施強制分類前一週相比，現在垃圾分類桶的銷售並沒有火到開始限購。一年之內，公眾似乎都變得更加理性了。猝然到來的法規，並未在這座擁有2100多萬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引起巨大反響。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說：“對於北京即將到來的垃圾強制分類，並沒有多麼強烈的感覺。”“有的小區也還沒執行，熱度不比去年。現在一直在應對疫情，準備工作可能還未完成，可能會一邊幹一邊完善。”他說。
4月22日，一位倚靠在路邊摩托車上的外賣小哥，端著手機全神貫注地查看著此刻的最新訂單，他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我們還沒收到五一後外賣不得主動提供一次性餐具的消息。”
他更沒有考慮過這會不會對自己的工作造成影響。他把目光再次聚焦手機，狀態一如往常。
疫情防控時期的北京，很多小區門口都把守森嚴。經濟觀察報記者實地走訪瞭解到，在昌平的一些小區，很多都換了新的分類垃圾桶，但發現桶的顏色還有重複，一些居民固有的不分類習慣依然存在。
在模式選擇上，北京有其特點。徐向輝說：“這些年北京一直在推垃圾分類達標試點小區，不一定要照搬上海那套模式，肯定會因地制宜，我們將依據一些比較成熟的社區經驗，進行指導和操作。”
比如，海淀居住小區將採用固定式、流動式和其他方式三種投放模式，每個小區至少設置一處分類驛站，“四品類”桶站組合既有專人值守，規模大的小區每300-500戶設置一處。
在分類標準上，北京的四分法與上海也有所不同。徐向輝解釋說，北京無論是桶的標識，還是顏色、分類名稱，都與住建部的要求和規範是一致的，基本是嚴格按住建部要求進行的。
“實際上我們挺希望這能成為全國統一要求。某種程度上至少名稱、顏色是可以統一的，本身全國流動性就很大，分類版本各異會帶來一些不便，給人感覺會很奇怪。”他講道。
蘭亞軍也認為，北京的分類標準，比上海更科學和合理。
在他看來，上海垃圾分類有點類似於男人、女人、小孩、壞人的分類。但上海最大的一個優點是在社會治理層面更高一層，有很多經驗可供北京借鑑。
不過，蘭亞軍並不贊同像上海那樣一下全部鋪開。他認為，垃圾分類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是一個慢活、精細活兒，分類、投放、收集、轉運、處理等產業鏈前後各個環節都要做好。北京日產生活垃圾這麼大規模，廚餘垃圾是否都有地方去？“上海垃圾分類有成功的地方，但在垃圾分類實效上還需進一步提升”，他認為。
孫新軍說，“只要把瓜皮菜葉、剩菜剩飯分出來放廚餘，其他的搞不懂、舉棋不定就放在其他垃圾桶，就在80分以上了。”
疑問
北京垃圾分類強制實施後，誰來負責監督？如何解決背後利益博弈的根本問題？成本會增加多少，末端能力是否足夠？“這些都不清楚，要打一個問號，需要重點考慮。相關信息也都要做到及時公開，不能是一筆糊塗賬。但到目前為止，也沒見到主管部門採取更多措施。”宋國君說。
對於違規者罰款，是否具備可操作性？
在宋國君看來，處罰本身也很複雜，罰完之後怎麼處理？況且只有執法部門才有權執行，而非社區監督人員。發生糾紛，怎麼解決？實際上更多還是應採取教育、引導、鼓勵和經濟刺激的方式。但要改掉居民的固有習慣也挺難，需要一個過程。之前我們做過一個實驗，很多老師第一週還行，但一週之後就沒效果了，很難堅持。所以需要設置監督員，否則有的做、有的不做，最後又會回到原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亦認為，垃圾分類不能輕易設置罰款、信用制裁措施。同時不宜做得太豪華，比如“盆景”多，過度智能化、形象化，難以複製推廣。
垃圾分類到底有無效果？其實也在考驗著產業鏈的末端。
“光顧著前端折騰了，後面還是一鍋燉，沒有意義，所以末端環節也要公開透明。”宋國君說。
徐向輝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北京末端處理能力是可以滿足每天生活垃圾分類處理需求的，垃圾分類會持續下去。我們也考慮到後端決定前端，去年也新增了一些廚餘垃圾處理設施。
“此前確實有後端跟不上前端的問題。因為要建垃圾焚燒廠，需要幾年時間，週期長，還要有環評手續。而前端走得稍快了一點。”徐向輝介紹，現在北京各社區桶車對接在逐步實現和推廣，專桶、專車、專運就不會出現其他地方溼垃圾分的太多，處理不了的問題。如果還集中填埋和焚燒，垃圾分出來有什麼意義？
“實際上後端有什麼樣的處理設施，前端才有什麼樣的資源要求。我們對垃圾混裝混運肯定是要堅決杜絕的，況且這次有執法保障”，他說。
按照住建部的要求，到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到2022年，各地級城市至少有1個區實現生活垃圾分類全覆蓋。2025年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持續性
垃圾分類如何才能持續？宋國君說，如果不把整個垃圾分類產業鏈條打通，後端尚未做好，光前端分類也不起多大作用。其實這麼多年沒做好，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此。不過，現在背後根本性的利益問題還沒有觸動。
蘭亞軍也認為，垃圾分類一定是後端決定前端，從後端向前推。北京整個垃圾收運處理體系條件可能還不完備，要對前、中、後端做一個整體設計，各環節相互匹配。不能再像其他一些城市那樣，前端熱火朝天、中端人困馬乏、後端哀鴻遍野。
“所以首先要把產業鏈做起來，全打通。同時保證產業鏈能有合理利潤，企業才能正常運轉。政策、技術和模式三者要有機結合、配套。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宣傳動員。有人認為中國垃圾分類不成功，根本原因是居民素質差，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應該背這個 ‘鍋’。居民有責任和義務做好垃圾分類，但若產業鏈尚未建好，不僅會降低居民積極性，政府公信力也會受損。”他說。
此外，蘭亞軍認為，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及疫情衝擊，很多地方財政非常緊張。北京應儘量集中優勢兵力把一兩個區縣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做好，循序漸進，逐步複製，最終做好的可能性反而會更大。
這個產業鏈，確實也面臨一些利益博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程會強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現在政府支付垃圾焚燒發電補貼，問題關鍵在於按量核算，甚至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簽訂協議，如果每天到場垃圾不夠約定數量，政府依然要按約定量補貼，這種利益格局顯然與前端垃圾分類的“減量化”背道而馳。
他認為，要改變就需把補貼重心前移，到分類和運輸環節，特別是加大對市場價值低的廢棄物的收集處置補貼。垃圾處理費補貼也宜改為按質核算。通過經濟槓桿調節，形成利益倒逼機制，從而跳出“垃圾產生越多—垃圾焚燒廠越多—政府補貼費用越多”的惡性循環。推動垃圾分類最佳工作格局是環衛網和再生資源網的兩網融合。
蘭亞軍說，“垃圾分類做得越好，進入填埋場和焚燒發電廠的垃圾就越少，這樣，他們的補貼就越少。垃圾分類要做成功，國家政策要配套，只有用經濟槓桿刺激，市場化運作，垃圾分類才能真正走上市場化、產業化之路，才可持續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