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平乐的热播，咱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一个个上线了。
还记得当年被“背诵并默写全文”支配的恐惧吗？楚大夫屈原去世，给后世留下能吃粽子还有假期的端午节，而他们，给咱们留下无数需要背诵并默写的作业。
也许你不知道宋仁宗是谁，也不知道他做过些事，但你一定知道这些人，以及他们广为流传的诗篇或事迹。
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韩琦：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司马光：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
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宋仁宗和晏殊
以上是剧里出现过的，还有一些不知道之后的剧情里会不会出现，例如改革及文学大家王安石、写下《爱莲说》的周敦颐、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奉旨填词的柳永等，不怎么出名的就更多了，简直数不胜数。
若论文华之盛、钟灵毓秀、人物风流，没有哪届朝廷班子比得上宋仁宗时期，这种顶级配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没有，唯独宋仁宗有这个荣幸。
再举个例子，唐宋八大家，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除了前面两位是唐朝人士，后面六位全都是宋仁宗治下之臣。
这些文人相互之间基本都认识，就算没见过面，也听过对方的文名。他们是当时的顶级流量，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每有诗文流出，立刻传遍全国各地。
晏殊
组合起来就是大宋男子天团，既上得了朝堂，又写得了传世文章。他们年岁不同，活跃的时期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晏殊、范仲淹、柳永这一批
晏殊幼时有神童之称，早早踏入官场，范仲淹、王安石皆出自其门下，欧阳修也得过他的栽培，是第一个大佬。
宋真宗去世后，12岁的宋仁宗继位，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等人想要架空皇帝独揽大权，晏殊第一个提出请太后刘娥听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仕途上，晏殊走得比较顺，宋仁宗很欣赏他。
晏殊的著作主要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撼庭秋》等等。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是“遂登馆阁，掌书命，以文章为天下所。”
范仲淹的谥号是“文正”，这是对文臣的最高赞誉，得此谥号者，都是深得朝臣敬仰的文道领袖、国之基柱。
如果仅将范仲淹看做文人，那是一种侮辱。他还是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仰望的高山。
范仲淹精通军事，经略西线边防时，当地有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西夏人称他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有他在，西线固若金汤。
其著作主要有《岳阳楼记》、《灵乌赋》、《渔家傲·秋思》等，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是“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柳永虽有才华，但文风过于华丽，首次应试时，宋真宗不喜欢，以“属辞浮糜”为由谴责了他，后来柳永又考了两次都没中，直到宋仁宗开恩科才中进士，还带有安慰性质。
当时他都50岁了，终于中举十分开心，写了首《柳初新》作为庆贺，高高兴兴的去做了个小官。
因仕途坎坷，柳永和官场上的文人来往较少。有明确记载的是范仲淹在苏州为官时，他曾上门拜访过。
柳永的著作很多，专门有个词语“柳词”，形容他婉约秀丽、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
第二阶段是欧阳修、韩琦这一批
欧阳修也是个大牛，成就很高，领导了北宋诗文的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开创、引领了一代文风。如果不是这么厉害，他对晏殊、范仲淹及其他人的评价也不会被《宋史》记载。
政治上，范仲淹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欧阳修则认为是冗官，两人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范仲淹的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打击，作为他这一派的欧阳修也被牵连贬官，但这无损他在北宋文坛的至高地位。
欧阳修是位胸怀宽广的伯乐，很多人的出名都与他有关。苏轼、苏辙、曾巩、包拯、韩琦、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
也就是说，唐宋八大家中，宋代这几位欧阳修都包圆了。幸好“唐宋八大家”这种头衔是明朝时才首次出现的，否则真要以为这是欧阳修有意组建的了。
说得直接点，欧阳修就是那时的大V，关注谁，谁就火。《醉翁亭记》、《卖油翁》、《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等考点就是他的大作。
韩琦也写过很多诗词，《全宋词》中录其词四首。但他的成就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为相十载、辅佐三朝，宋仁宗对他很是信任。
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是：“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
第三阶段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一批。
这几位的关系很有意思。
“司马光砸缸”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故事的主角司马光长大后依然像小时那么机智聪敏，早早步入官场，但他政治上的活跃期不在仁宗朝，而在之后的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北宋比较著名的政治事件是新旧党争，王安石是变法派，新党的代表；司马光是保守派，旧党的领袖；至于苏轼，一开始是保守派，经历过一些民生疾苦后，改为倾向变法派。
于是苏轼的处境就很尴尬，新党得势时他反对变法派的激进，被贬官；旧党得势时他抨击保守派的陈腐，同样被贬官。到头来两派都不容他，常年贬官在外，远离中枢。
对于古代文学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官场失意，文坛得意，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被视为那一时期的文坛领袖。
给咱们留下许多必背的课文，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石钟山记》等等。
除此之外，苏轼还是个美食大家，一边写诗作词，一边品尝美食，生活乐悠悠。他性情洒脱、恃才放旷、宽容大度，有飘然出尘之态，因而时人称之为“坡仙”。
再说回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是针锋相对的政敌。
如果说苏轼在新旧党争中大部分时间打酱油的话，这两位就是撸袖子亲自上场的，斗得热火朝天、战况激烈。
王安石的政治理念是通过变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富国强兵。这个初衷没人能说不好，但过于急切，不能尽善尽美，出现了一些弊端，造成一些恶劣的后果。
司马光的政治理念则是因循守旧，克己复礼，以古法治国，徐徐图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有很高的觉悟和自我约束，旧党的腐败陈旧已成为朝中一大毒瘤。
新旧党争的胜负关键并不在于两位领头人，而在于统治者。
宋英宗在位时间太短，暂且不提。宋神宗是支持变法的，正是在他的支持下，王安石才有了15年的变法时间，这期间旧党受到严重打击，司马光退居洛阳，旧党官员纷纷外调地方。
这是王安石的高光时刻。
但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反对变法，宋神宗活着时，她虽有不满，可儿子太倔强，只好听之任之，神宗死后，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祖母高滔滔摄政，立刻提拔司马光废除新法。
王安石多年心血付之流水。
然而，无论是变法的王安石还是守旧的司马光，他们的结局都不算好。王安石就不用说了，宋哲宗一继位，他就没了政治前途，郁郁而终；司马光虽得到了高滔滔的倚重，宋哲宗却极其讨厌他，认为他不懂君臣之义，亲政后一再追贬。
没错，那时候司马光早死了，但宋哲宗还是意难平。
不过，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两人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朴素廉洁的清官，都有为国为民的崇高志向，在感情上都忠于伴侣，不纳通房小妾，没有红颜知己，平生无二色。
这在北宋士大夫中是很少见的，毕竟当时的主流是家有贤妻美妾，外有风尘红颜，八十新郎十八新娘的事儿很多。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可以被称为模范丈夫。尤其司马光，他的夫人张氏不能生育，数次让他纳妾他都不同意，最后收养了哥哥的儿子为养子。
他们的著作也不少，王安石有《伤仲永》《泊船瓜洲》等，司马光则主编了《资治通鉴》。
【结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这些大师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但他们更看重的还是仕途经济，写诗作词只是基础技能，是一种抒发胸怀的方式。
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更愿意为官做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寄情诗词。无论是“达”还是“穷”，他们都闪耀了那个时代。
参考资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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