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宇
我是文物科學鑑定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不遺餘力的倡導者。
我為什麼要堅定不移地支持科鑑？因為我良知未泯、嫉惡如仇，對利益關聯主體利用言說無據的傳統眼鑑信口開河、指鹿為馬、打壓民藏主體、禍亂文物市場的無良之行深惡痛絕。
我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倡導科鑑？因為我認為科鑑乃昭彰之天理，是能讓民藏主體逆轉被利益關聯主體擠壓得九死一生之悲慘現狀、文物收藏與傳承從此走上正常、理性、健康的運行軌道、廣大民眾迎來文物市場公開、公正、公平的流通環境的唯一途徑。
我雖然是科鑑的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不遺餘力的倡導者，但我於科學技術基本是盲的或者至少是準盲的。但這有什麼關係呢！比如我們選擇乘坐飛機，是因為認同飛機具有快速到達目的地的能力，包括飛行速度和安全概率等，用得著非要了解它的飛行原理嗎？
文物科鑑亦大抵如此。在科鑑沒有出現前，我們只能用眼鑑識別文物的真贗，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就像科學種田沒出現之前，我們只能刀耕火種，但有了科學種田的加持，還有必要死抱著刀耕火種的大腿不放嗎？！
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就是科學不斷髮現與技術不斷應用的歷史，科學技術取不盡科學的傳統經驗而代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在文物鑑定領域尤應如此。
這是因為，由於誠信缺失和利益扭曲等因素影響的存在，傳統眼鑑尤應最大限度地為現代科鑑取而代之。否則，文藏領域就註定會貓膩重重；在道德淪喪、誠信缺失、權利失衡的當下，尤易致文藏領域禍水橫流、暗無天日。
因此，自關注收藏圈內事、知道有量子檢測文物鑑定儀問世且反響良好以來，我就動了要驗證其可行性的念頭。為了穩妥起見，我親自攜帶十件藏品前往該公司檢測，遂有了此番紀行及其感悟。
這十件藏品及其檢測情況如下：
第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內松竹梅外仕女紋盤（口徑19.5cm；高4.5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的生產、製作年份為胎1427年；釉1429年。
第二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五彩抱月扁瓶（高28cm；寬23cm；厚14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是，胎、釉及彩繪均為1441年。
第三件，元代青花釉裡紅龍鳳紋大天球瓶（高58cm；直徑38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341年，釉1344年。
第四件，元代霽蘭釉留白龍紋玉壺春瓶（高28cm；直徑15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346年；釉1348年。
第五件，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八仙過海紋鋪首耳方瓶（高43.5cm；長22cm；寬17.5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719年；釉1722年。
第六件，大清乾隆年制款琺琅彩軋道四季花鳥紋方瓶（高59cm；長20.3cm；寬20.3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775年；釉1778年；彩繪1780年。
第七件，大清乾隆年制款粉彩四季花鳥紋琮式瓶（高33.3cm；長13.8cm；寬13.8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776年；釉1778年；彩繪1781年。
第八件，大清雍正年制款鬥彩蟲草紋小水盂（高5cm；直徑7.5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754年；釉及彩繪1756年。
第九件，官窯內造款王少維淺絳彩山水紋大筆筒（高18cm；直徑20.3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922年；釉1924年；彩繪1925年。
第十件，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雲龍紋斗方型花盆（高17cm；長24.2cm；寬24.2cm）：
檢測結論：該藏品生產、製作的年份為胎1582年；釉1584年。
由於是第一次前往檢測現場，有些興奮，有很多看法想要交流。
回程的路上，興奮退去，忽然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我當時只顧著埋頭交流已有感受，雖親身前往檢測現場，但既未直接目睹，更未直接參與。這樣的置身現場檢測，除了能第一時間獲知藏品真贗判斷的信息外，就檢測可行性而言，與道聽途說有什麼區別呢！
我與公司張總約好，又帶來藏品檢測，可以說是全程參與、親身體驗。
這次複檢的兩件藏品是：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內松竹梅外仕女人物紋盤和官窯內造款王少維山水風光紋淺絳彩筆筒。每件藏品都經過三次重複檢測，結果一致。
我雖自認科盲，但檢測儀給出的數據是基於客觀運行還是受主觀意識左右的判斷智慧還是有的，尤其是操作過程中還有工作人員隨時為我介紹原理。
這次複檢，我還多了點小心思，即將我為朋友篆刻但一直沒有送達的印章也帶去一測究竟（見圄）。
檢測結論是，印章製作：1988年；印面刻制：2015年；印拓：2017年。檢測結果與事實基本吻合。
我之所以說基本而不說完全吻合，乃是因為，印材不是我做的，而我買它的年份是在它製作年份之後的幾年；印文刻制與印拓年份則完全一致（印拓見圖）。
通過連續兩個半天時間的量子檢測文物年份鑑定體驗，我得到的感悟如下：
首先，量子檢測的機理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因而是可信的和勿庸置疑的。
其次，儘管精力欠佳抑或用心不專會影響操作結果，但這種情況可通過重測抑或換人重測得到糾正。
再次，量子檢測可能會因尚無法確知的干擾信息的存在致有些許斷代誤差，但大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比如胎、釉、彩的年份差異是因為古時製作流程客觀差異的真實再現，還是因信息受到某些因素干擾的結果，會令我們產生些許困惑，但這樣的困惑通常不會影響到年份的判斷。但無論如何，量子檢測結果很難出現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的結果，這一點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最後，量子檢測的精準程度之高無疑是前所未有的。以我這次的親身體驗客觀地給出評價，其基本精確度即非苛刻精確度至少也應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以上所述都是依據我本次量子檢測體驗得出的個性化的認知判斷，但其所有檢測結果出於客觀這一點，則是完全可以深信不疑的。而且推己及人，此前更多業界同仁得出的量子檢測體會，也理應是真實可信的。尤其是，隨著更多的業界同仁做出檢測體驗，得出的大數據驗證結果，最終必將牢牢鎖定量子檢測文物鑑定儀的精準度與可信度。
我在此前系列推出的揭示文藏界本質屬性的五篇文章中已經明確指出：用現代科鑑取傳統眼鑑而代之，是民藏主體實現局面逆轉的唯一出路。
作為現代科鑑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不遺餘力的倡導者，我此番所做的量子檢測體驗，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證明現代科鑑的可行性。
藉助言說無據的傳統眼鑑苟延殘喘的利益關聯主體已成既倒之牆。八千萬民藏主體與其坐等不著邊際的救世主的降臨，或者義憤填膺地痛罵發洩以解一時之氣，何如人人起而行之，力推科鑑，以成就浩大氣場，一舉摧毀利益關聯主體已近坍塌的既倒之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