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我國文獻出現的歷史，最早源於《山海經》。出現在《山海經》的海內北經篇，和恢國篇中。
蓋國在鉅（大）燕南，倭北。倭屬燕。
--海內北經篇
鉅通巨，大的意思，鉅燕即大燕。
蓋國在大燕國的南邊，倭國的北邊。倭國隸屬於大燕國。
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
--恢國篇
周武王伐紂時，庸國、蜀國等蠻夷小國配合在朝歌外的牧野作戰。周成王的時候，越國獻雉，倭國供暢。
雉是野雞的意思，暢是暢草的意思，鬱金香草。因為鬱金香芬香暢達，周朝用來祭祀用。
說明周朝的時候，倭國就開始向西週上供了。
《山海經》是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老的奇書。該書作者不詳，現代學者均認為成書並非一時，作者亦非一人。
漢代王充的《儒增篇》也有:“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和《異虛篇》:“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倭人來獻暢草。”的記載。
從周朝開始，《史記》、《漢書》、《三國志》、魏晉南北朝時的《南齊書》、《梁書》都對日本略有記載。
《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
《漢書》這本史書記載當時的日本有一百多個國家，還屬於混亂割據狀態。
漢倭奴國王金印
東漢初年，日本列島上的部落社會向國家過渡之中，許多部落結成聯盟，形成大大小小數百國，其中一個較大的部落國王，為藉助強盛的漢帝國的權威，取得凌駕於其他部落王國之上的地位，於是遣使朝覲漢朝皇帝。漢朝光武皇帝瞭解到這些日本列島上部族的風俗，同時嘉許其遠來恭敬之情，授以金印，賜名以倭。
倭字，與委字通用，在《說文解字》中，委表示隨從之意，加上人字偏旁表示順從、恭敬的人。
《後漢書·東夷列傳》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多灣志賀島，出土一枚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金印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3釐米，高二釐米，蛇紐，陰刻篆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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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出土，也為這段歷史記載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也彰顯了當時大漢帝國強盛時的赫赫國威。
三國曹魏時期，古倭國曾在九年時間內五次向洛陽的中原王朝進貢，並首次掀開了中日兩國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周朝，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的日本，都叫倭國。直到隋唐時期。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隋煬帝大業三年，倭國國王多利思北孤派遣使者來朝貢，使者說：“聽說天子重興佛法，所以來朝拜，並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這封國書的開頭寫著："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
如果從字面意思上看，這時的推古女皇似乎是在以日出自況，而又以日落之國貶損中國。這樣的詞彙自然讓隋煬帝感到不滿，事實上，這樣的情緒在當時正是隋朝臣民最主流的觀點，在東漢三國時期曾經派遣使臣向曹魏稱臣的倭國，似乎的確沒有絲毫這樣做的理由。
隋煬帝看了心情很不爽，對主管禮儀的鴻臚寺卿說：“蠻夷這樣無理的文書，我不要讓我再看到！”
然而值得玩味的事情在此時發生了，隋文帝對於這種帶有侮辱性質的提法並未加以置喙，相反，出於對於倭國國情的好奇，這位隋朝開國皇帝反覆詢問了使臣倭國當地的風俗。
總而言之，好大喜功、喜怒無常的隋煬帝這回是破天荒地體現了一下“天朝大國”皇帝的寬宏大量。他一面命令鴻臚卿熱情款待倭國客人，一面迅速物色了文林郎裴世清為首的13個“能通絕域”者，組成訪倭使團，隨後文林郎裴世清受到了倭國的熱烈接見，“聽說海的西面有大隋國，是禮儀之邦，我夷人在海角的偏僻之地，不通教化，還希望大隋國教我禮儀文化啊”。
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
從東漢到隋以前，朝廷和倭國總體上講是冊封與被冊封關係。
《宋書》上記載，倭王贊死後，珍、濟、興、武四個繼任者都曾經遣使貢奉，並求朝廷授予倭國自己提出的封號。
7世紀初，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國力的增長也使得當時倭國的倭國目光短淺了起來，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了當時隋倭兩國的交往當中。《隋書·東夷傳》“倭國條”記有倭國的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唐高宗時，倭國還與唐發生戰事，是為白江口之戰。亦稱白村江之戰，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於白江口發生的一次水戰，起因是新羅在面對倭國、百濟聯軍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唐朝求援。
白江口之戰，倭軍4萬2千人，有戰船1000餘艘，唐軍1萬3千人，戰船170艘 ，最終卻是倭國遭到慘敗，大敗虧輸。
此役，倭軍損失數千，或溺死，或被斬殺，盡皆沉於白江口水底。 海軍大敗，百濟、倭國陸軍也抗不住唐、新聯軍的進攻。扶余豐逃亡高句麗，周留城內拒守的百濟王室扶余忠勝、扶余忠志兄弟率城內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死。
此戰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進行的第一次交戰，也是東北亞地區已知較早的一次具有國際性的戰役，基本上奠定了此後一千餘年間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格局。
戰爭的慘痛教訓，迫使天智天皇審時度勢的恢復與強盛的大唐帝國的國交。
倭國為什麼想改國名呢？
白江戰役倭國慘敗後，最遲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國已經決定把對外的國號改為日本。
至於改號的原因，往遠說，可能是與隋唐以來倭國爭取對等外交的願望有關；往近地說，也不排除通過改變對外的國號來消除白江戰役後其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消極影響這種可能。
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麗被唐所滅之後，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賀，這次遣唐使在朝見唐朝官方時，就向唐朝提出倭國對外改稱“日本”的事。
倭國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主要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國名不雅，原因是因為中國古代，中華民族對周邊少數民族有“夏民居中,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概念，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國名為“日出之國”，即日本。
實際上“近日所出”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主要是倭國聽說了日出東方這句話，認為自己在東邊，因此稱日本。
不過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並在逐漸順從唐朝後，被唐朝勉為其難的難受了。
此事在《古今圖書集成》上有記載:“咸亨元年，倭人始更號日本，遣使賀平高麗。”
但是，倭使的提議可能最初並沒有被唐朝所承認，例證便是《善鄰國寶記》中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國書中有“大唐皇帝問倭王云云”。
此處既稱“倭王”，可見唐朝並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至於唐朝之所以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這一事件，可能與白江戰役後唐朝對倭國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關。
郭務悰回國後不久，倭國爆發“壬申之亂”。天武天皇上臺後，中斷了與唐的外交關係。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公元701年)，日本才得以與唐朝恢復外交關係，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為首的代表團使唐。
可能正是從此次往來開始，加上遣唐使地不斷往來，日本做足了一個作為學生的身份，中國朝廷才正式承認了日本這個國號。由於當時是武則天主政，覺得改一個名字也無傷大雅，所以才有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上“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的記載。
自此，倭國就改名為日本國了。不過官方史書並未改過來。《後漢書·孝安帝紀》：“ 永初 元年……冬十月， 倭國遣使奉獻。”《舊唐書·東夷傳》：“ 倭國者，古倭奴國 也。去京師一萬四千裡，在新羅東南大海中。” 明宋應星 《天工開物·海舟》：“ 倭國海舶，兩傍列櫓手欄板抵水，人在其中運力。”
日本人這個稱呼，也是唐朝武則天之後出現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歷朝歷代，都稱為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