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因為關心政治才有名，
而是因為我有名了才被政治牽扯。
很多人問我與政治相關的問題，
那麼我就回答了。
我在這個國家生活，
我過得很好，
但是有些人過得不好，
我有責任關心他們。
——帕慕克
訪問者：夏榆
將他們帶進你的靈魂（代序）
© 文：夏榆
©來源：《在異鄉的窗口，守望》
©出品：新經典·上海三聯
將他們帶進你的靈魂（代序）
1972 年6 月8 日，攝影師大衛· 伯內特和同在越南的美聯社攝影記者黃功吾經過一個遭受美軍戰機轟炸的村莊。戰機投下的凝固汽油彈燃起沖天大火，他們看到一群在路上驚慌奔跑的孩子，一個哭泣的女孩裸體跑在最前邊，身上沒有了衣服。大衛和黃功吾幾乎同時把鏡頭對準那些奔跑的孩子並按下快門。大衛照相機裡的膠捲已用到最後一張，他迅速換上新的膠捲再舉相機的時候，那個哭泣的女孩已經跑到他們身後，大衛拍到那個女孩跑去的背影。黃功吾拍攝到了正面。這幅題為《火從天降》的照片刊登在美國《紐約時報》頭版，次年獲美國普利策獎，在荷蘭世界新聞攝影比賽中又被評為年度最佳照片。
2004 年2 月17 日下午，我在北京惠新街附近一家咖啡館採訪美國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 普雷基。這一年是我從事新聞工作的第四年，此時正激情滿懷，被職業理想感召，追求卓越感，不辭勞苦奔走在新聞現場，尋找那些具有新聞價值和公共意義的人與事。普雷基曾為“荷賽”（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簡稱“WPP”或“荷賽”）評委會主席，他講述聯繫圖片社旗下那些著名攝影師拍攝震撼世界的照片的故事，回憶起大衛· 伯內特與黃功吾的往事。普雷基視他們為20 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越戰的提前結束跟那些在越南的傑出戰地記者的工作有關，他們拍攝的殘酷的戰爭影像促使美國人民反思越戰，正視戰爭的創傷。”普雷基說。
對這些故事我懷有熱忱，此前我看到過這些照片。從事新聞工作之前，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做事，編輯過大型圖文書。當時正值世紀之交，告別與緬懷20 世紀的情緒瀰漫世界，在編輯部的檔案室我看到20 世紀震撼人心的影像，看到那些改變歷史進程的瞬間。我看到過那幅題為《火從天降》的照片，在空襲的轟炸中哭泣著裸體奔跑的女孩潘金淑和她身後驚慌失措的孩子的照片令我難以忘懷。普雷基將新聞記者的職責和攝影師相比，他說：“新聞記者的責任是用自己獨立的思想判斷事物，認識現實。比如美伊戰爭中美國政府說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就有吧，但要讓我們親眼去看看；比如說克羅地亞，他們的總統說沒有大規模的種族屠殺，那好吧，就算沒有，但要讓我們親眼去看看，必須給我們機會讓我們自己去尋找答案。”
當你起航前往伊薩卡
但願你的旅途漫長，
充滿冒險，充滿發現。
此刻想起希臘詩人卡瓦菲斯於1911 年寫在詩歌《伊薩卡島》的詩句。我的始於千禧年的新聞職業在2002 年成為標誌性轉折，這一年加盟《南方週末》擔任駐京文化記者，到2004 年進入職業生涯的深水區，我頻繁地介入國際時事的報道，各種突發事件、海灣戰爭、地區衝突、恐怖襲擊……我選擇切入這些重大事件的角度，從文化的背景觀察時代風雲的變幻。
從這個時刻開始，我工作的領域在擴展，抵達的場域更遙遠，訪問的對象更紛繁。政治人物、學界精英、作家、藝人，都是受訪者。傾聽這個世界傑出者內心的聲音，儲存豐饒的精神遺蹟成為我的工作。這些受訪者的聲音變成文字聚集在紙上。現在我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電腦前就放置著存有受訪者聲音的微型磁帶，它們壘起來像是一堵微型的牆。在錄音帶的時代，我保存下來上百盤的微型錄音帶；在數碼的時代，我保存著更多的訪問音頻。用壞了若干錄音機，也用壞了若干錄音筆。四海的漫遊，環球的奔走強健了身體，也堅固了精神。
2012 年7 月，在新聞工作做到十年的時候我決定辭別，開始職業寫作。整理舊物時看到放在木盒裡的微型錄音磁帶，重新將它們壘砌成牆。以前臺灣著名媒體人高信疆先生說過：“這些磁帶可以捐給新聞博物館，它們有文物的價值。”讓我深有感觸的是，當年訪問過的人有的已經辭別人世，他們珍貴的聲音儲存了下來；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只要打開錄音機，他們的聲音就聚攏眼前。
不僅依靠記者的眼睛觀察這些紛繁的人事，也要用作家的頭腦注視世界的變遷。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所謂作家，就是注視世界的人。”蘇珊· 桑塔格這麼定義作家的工作。
此刻，重憶往昔，是對奇崛時光的紀念。彙集在此的文字，是時間的刻痕，是心靈的回聲，也是精神的遺存。當我默誦卡瓦菲斯的《伊薩卡島》時，覺得那些寫於百年前的詩句契合這些文字的精神氣質，也傳達我的體驗。
除非你將他們帶進你的靈魂，
除非你的靈魂將他們聳立在你面前，
但願你的道路漫長，
但願那裡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夏 榆
2016 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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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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