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是诸暨女孩马弋涵的生日，2020年的这一天她就成年了。高考结束，上大学，这对许多女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实现多年愿望的好时机，比如烫卷发、去旅游、看一场演唱会。
马弋涵也有一个愿望，想在成年这一天实现，但她的愿望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有点太与众不同了——她决定登记遗体器官捐献。
妈妈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感受到了太多身边朋友给予的善意
其实这个念头早在马弋涵还没上初中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种下这颗种子的人，是她的妈妈周笑菲。
马弋涵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父母早在8年前离婚，妈妈周笑菲带着马弋涵和小3岁的弟弟回到了诸暨老家生活。在充满爱意的家里长大，虽然生活贫困，但两个孩子从妈妈身上学会了坚强和乐观。
一个女人独自将两个孩子拉扯大，日子过得不容易，“当时孩子的学费是朋友们凑的，生活费差不多也是，连住的地方都是朋友们给解决的，还有很多很多。”周笑菲说。
这么多年都是靠着周边朋友的善意生活过来的，周笑菲觉得自己接受了太多帮助和关心。怀着感激和亏欠交织的矛盾心情，周笑菲加入了公益圈。
通过朋友介绍，周笑菲接触到了“快乐义工俱乐部”，大家逢年过节都会买一些水果牛奶去养老院看望老人，帮忙打扫一下卫生、理发、剪指甲、洗晒被子什么的，也会带女儿和儿子一起参加。
周笑菲坚信，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要身体力行，耐心对孩子进行引导也是很重要的。“一开始，孩子们去做公益还没什么感觉，总以为是在玩，慢慢地他们开始发现，原来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马弋涵在看望老人
去贫困山区体验生活后
她开始一对一资助当地学生
2015年的暑假，周笑菲带两个孩子去了贫困山区，让他们体验一下生活。“一般人家里都看不到冰箱、洗衣机、空调，只有几户人家有电视，但也是破破烂烂的黑白电视，看上一会就显示不出来了，有手机的人也很少很少，信号很微弱。”周笑菲回忆，“别的义工说，早几年连电都没有，大家只能靠煤油灯照明。”
贫困山区体验生活（左一为马弋涵）
孩子们跟着当地人摘茶叶、割草喂猪喂牛、下地干农活，一天只能吃两餐，还经常只能吃路边摘的野草，睡在臭烘烘的猪棚牛棚里……在当地生活的半个月对两个孩子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马弋涵意识到，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竟然成了奢望，她还产生了长大后回来支教的念头。
贫困山区体验生活（右一为马弋涵）
回来后，马弋涵决定一对一帮扶当地的一个小学生，每年资助500元用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资助对象升上初中后，这笔支出变成了1000元。马弋涵告诉记者，她说会一直资助到对方考上大学。
她经常去公益素食管做义工
每年还要用压岁钱捐款、捐物资
诸暨有一家公益性质的素食馆，叫雨花斋，每天都会为上百人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一直靠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支撑到现在。店里都是义工，大家有空就会来帮忙洗菜、烧饭、打饭、洗碗、搞卫生。
周笑菲也是其中一员，她不仅自己去，还带着马弋涵姐弟俩一起去。
从很多年前开始，周笑菲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醒来睁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雨花斋的微信群，分3笔进行捐款，一笔是自己捐的3块钱，还有两笔是帮儿子和女儿各自捐的1块钱。
马弋涵像妈妈，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她和弟弟还会用压岁钱买10袋50斤的大米、20桶5升的油捐给雨花斋，光这笔开销每年都在3千元以上。这笔钱，照例用的是姐弟俩自己的压岁钱。
疫情开始后，马弋涵也一直在关注，通过不同渠道多次捐款，每次都是一百两百得捐，从不心疼。
妈妈成了“领头羊”
姐弟俩都要登记遗体器官捐献
周笑菲还经常献血，5年前，她在一次献血时看到有人在签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就跑过去问，了解情况后，周笑菲当场就签了名，成为了全国第29954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马弋涵签下遗体器官捐赠志愿书
“反正人死之后也是付之一炬，为什么不能拿有用的器官去多救几个人呢？”在周笑菲看来，这也是延续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以后如果我的亲人遇到了困难，也有人能像我这样愿意站出来捐献器官。”
身边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很多人都以为遗体器官捐献是要生生将活人身体里的器官摘除，周笑菲一遍又一遍向家人和朋友们解释，其实是在人临终之际，保留可用的器官，可以救人。
周笑菲70多岁的母亲在搞明白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什么事之后，很兴奋得说自己也要捐。但是后来因为周笑菲的姐姐反对，最终没能成功。
马弋涵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大姨为什么要反对呢？”
有了妈妈带头，对马弋涵来说，捐献遗体器官似乎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件事在快要成年的关头被正式提上议程。
“考虑到生日那天我在外地上学，可能会不太方便，就打算先去签一份志愿书，这样等我一成年，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办理登记了。”马弋涵并没有感觉到这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倒是比我小3岁的弟弟已经急不可耐了，说成年以后也要马上登记，像我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