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16年3月22日凌晨，在蘋果公司的春季新品發佈會上，主角iPhone SE和iPad Pro等新品沒引來多大反響，倒是CEO蒂姆.庫克在談到公司是否該向FBI（美國聯邦調查局）交出用戶數據時，一句“絕不退縮”引來陣陣喝彩。
蘋果硬剛FBI，導火索是2015年12月發生的聖貝納迪諾屠殺案。此案導致36人死傷，而與案件有關的價值信息存放在一部被加密的iPhone裡，但FBI不知道手機密碼，於是要求蘋果提供協助破解的數據。
蘋果拒絕了這一請求，認為“FBI如果洩露了解鎖方法，用戶的iPhone安全將無法被保障”，最後僅向FBI提供了兇手的iCloud賬戶資料。FBI不得不花錢讓第三方公司對iPhone進行解鎖。
蘋果對於用戶隱私的態度，庫克早在2014年一封對個人隱私承諾的公開信中，就曾明確表示：“我們從未與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機構，就任何產品或服務建立過所謂的‘後門’。我們也從未開放過我們的服務器，並且永遠不會。”
這次硬剛FBI算是兌現承諾，雖然引來爭議不斷，確實也強化了蘋果公司注重保護用戶隱私的形象。在大數據使個人愈來愈透明的當下，這一舉措無疑為蘋果公司的市場競爭力加分不少。
但是，在商言商，蘋果公司不是一家公益機構，庫克在公開信中直言不諱，公司之所以注重對用戶隱私的保護，是因為它現有的商業模式不需要用戶隱私數據：“我們的商業模式非常直接：就是銷售出色的產品。我們不會根據你的電子郵件內容或網頁瀏覽習慣來建立檔案，然後出售給廣告商。我們不會用你存放在 iPhone 或 iCloud 上的信息來賺錢。而且我們不會讀取你的電子郵件或信息，從中獲取資料來向你推銷相關商品。我們軟件和服務的設計初衷，是讓我們的設備更為出色。一切就這麼簡單。”
庫克的告白亮出了蘋果的底牌，也掀開了對手安卓的底褲。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體會，安裝一個APP後，會被要求諸多權限，iPhone用戶可以全部拒絕，但不影響使用，安卓用戶如果照貓畫虎，APP往往會拒絕服務。換句話說，流氓APP更容易出現在安卓，安卓用戶在APP面前是多數是弱勢透明群體。
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是因為安卓通過廣告賺錢，尤其谷歌在移動端的收入，主要來自安卓廣告收入，因此需要將用戶數據打包售賣給廣告商，否則流量無法變現。蘋果則是靠賣產品賺錢，包括銷售iPhone、iPad等硬件產品，以及APP Store裡的軟件產品（非蘋果軟件，會收取30%的“蘋果稅”），廣告收入所佔比例極少。
Analysis Group的研究表明，2019年通過iPhone和iPad應用程序產生了5190億美元收入，其中來自應用內廣告的收入為450億美元，佔比約為8.67%，屬於不折不扣的雞肋。而且，這塊“雞肋”還屬於第三方應用，蘋果無法抽成，自然更沒有動力售賣用戶隱私。
由於蘋果的商業模式相對於谷歌更有道德優勢，這使得蘋果的高管們一直不忘秀優越感：蘋果的客戶不是公司的產品，這有別於谷歌和Facebook等其他科技公司，而這些公司在營銷和盈利方面嚴重依賴用戶數據。
由於商業模式的差別，iOS早早對安卓發動了隱私戰爭，併成為蘋果公司的一項戰略：
iOS 4發佈時，用戶可以獨立控制每個APP訪問位置服務的權限；
iOS 5發佈時，在GSM網絡沒有加密時，會提示“不安全通話”，防止被非法監聽；
iOS 6增加獨立的“隱私”頁面，同時加入了“Limit Ad Tracking”（限制廣告追蹤）設置；
iOS 7增加了Safari的“Do Not Track”（禁止追蹤）選項，以及禁止訪問Mac地址；
iOS 8增加Wi-Fi掃描時使用隨機Mac地址功能，防止公共場合無線上網時被追蹤，另增加“健康”、“家庭”隱私設置；
iOS 9又在Safari中增加Content Blocker（內容攔截器），更方便屏蔽廣告；
……
到iOS 14時，隱私已經被作為一個單獨的板塊，成為蘋果的重大賣點，針對獲取用戶隱私行為的限制已經到了“變態”的地步（詳見下圖）。
在這場隱私戰爭中，蘋果顯現出一定優勢。
DCCI與騰訊社會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2018網絡隱私及網絡欺詐行為分析報告》顯示，在選取的603個安卓手機APP和320個iOS手機APP樣本中，安卓手機APP會100%不同程度獲取手機隱私權限，iOS手機APP獲取用戶隱私權限的比例為90%。考慮到在獲取用戶隱私的限制上，iOS比安卓要嚴格得多，因此，兩者的體驗差距會大大超過10%。
對谷歌來說，蘋果在隱私戰爭中的步步緊逼，難免使自己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選擇讓安卓不跟牌，谷歌將揹負漠視用戶隱私的惡名，如果選擇跟牌，等於堵死靠用戶隱私信息獲取移動廣告業務收入的路子，和揮刀自宮沒什麼兩樣。
而對於將流量變現為廣告收入的開發者來說，將用戶隱私信息進行廣告精準售賣的商業模式，也跟著抓瞎了，整個移動廣告行業的生態可能要變天。
這一次，蘋果終於成功地把刀架在了安卓的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