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新冠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各个国家政府不得不出台各样的政策以应对。
从抗疫的角度，中国无疑做的比欧美好太多。尽管在初期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包括西方世界站在所谓的人权、民主这些飘渺的意识层面来批评中国政府的管控措施。显然，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及时应对，仅在两个月内便有效遏制了疫情进一步蔓延，现下，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回归正常。反观欧美，依旧处于紧张的局势中，世界确诊人数仍在爬坡，拐点尚未到来。
中国各省在第一时间启动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口罩更是在疫情尚未蔓延开便已售罄，人民自觉居家隔离。
而在疫情初发时，已经火烧眉毛的欧美，西方人却还能坚持不戴口罩，意大利一议员在议会上戴口罩甚至遭到群嘲，怒摔话筒。西方也流传着“这不过是一场大型流感”“致死率不高，没事我不会挂”的言论，尽管这些言论在国人眼里足够匪夷所思。
而从社会的承受能力看，似乎又是一番理解。如果中国因为疫情而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人民可能接受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从方方日记走红就能让我们看出，我们习惯于将责任甩锅给政府。比如在武汉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服的照片时，网络掀起一片声讨式的舆论；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而在欧美，医护人员没有口罩照样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照常坚持上班，觉得这些都是属于自己要承担与要面对的事情。
面对疫情，欧美社会却能承受如此大的生命损失，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即便这样，他们的政府支持率还在上升，人民对政府的抱怨非常有限。
有网友调侃称“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中西的差异，竟是因为一场病毒”。那么，在面对疫情时，各国家抵抗疫情与人民对疫情的反应的差异是否有迹可循？追根溯源，我们能发现什么？
差异现象渊源已久
差异现象的产生可以归因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
一个民族将长时间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
一方面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科技、文学、美学、艺术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
不论我们在哪，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成因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发生的现象。
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一般认为东方哲学源于儒道两家的思想，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哲学为发端。东方哲学所关注的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运行，一种实用的社会秩序，是以自发的经验形式为方法的经验思维，而西方哲学以纯知识的本体论追求为目的，是以纯粹的语言、数据分析为方法的理性思维。
我们从中西方世界所发展出来的医学层面就能看到，中医以把脉讲究综合治理为考量，西医直接了当依靠仪器设备的数据化点对点解决问题。所以东西方哲学对知识的认识有很大分歧，东方哲学注重实践，儒家有 “讷于言而敏于行，即学习的目的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如何指导实践，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思考。
反之，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拒绝把感观直觉视为知识，而只承认由理性获得的知识，认为只有“理念”才是哲学所应该关心的真理。换句话说，西方哲学注重的是“理论”性的纯粹知识，这种知识唯有通过纯粹的语言分析才能获得。比如我们的哲学在讨论的时候谈论道生一，一上二，二上三，三生万物这些问题；而西方的哲学更为直接了当，上来就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文化与哲学思想就塑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此外，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受经济制度的影响恒久而深刻。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缺乏了对外界的联系，导致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 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
不像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共治的理念，家族是家庭的扩大版本，国家是家族的扩大版本，这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治理文化。一种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这样的观念又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擅长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也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以求同求稳为处世原则。
于是就有了疫情肆虐的一开始，中国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形成人民的社交隔离，求同的传统也让我们在疫情防控里面服从指挥，分头分批做好部署下来的事情，并且民族凝聚力更强，使得物资、人员等方面都能迅速集结。
东方人求稳的传统则体现在疫情防控里，人们更加珍惜生命，做到不外出，自觉隔离不接触，保障了个人财产和生命安全。
西方经济发源于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这也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更加注重加工程序、技巧的分析，到了近代，西方试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这样就解释了美国一开始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反对封锁，接着又宣称计划在复活节前重启美国经济，还暗示会解雇卫生专家福奇。先保经济再保人，结果经济没保住人也岌岌可危，最后不得不两头兼顾，手忙脚乱，推翻了以上的全盘决定。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中西思维差异中，较有趣的是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分布差异。研究发现，西方人中个人主义者更多，而来自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亚洲人中，集体主义者更多。
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差异非常明显。当被问及有关态度和行为的问题时，生活在更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功置于集体成就之上，这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寻求更多个人尊重，追求更多个人快乐。这在电影文化中我们就能体会到，美国大片基本上以塑造与传递个人英雄主义为主线。而我们则不同，吴京拍了《战狼2》，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融合了一下，稍微对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了一点，就招致一片骂声。
但是，西方这种对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现为过于自信的特质。许多实验都证明，被划分为“来自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积极进取、有钱、有民主思想的”人群的实验参与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当被问及其自身的能力时，94%的美国教授声称他们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比如，特朗普总统会很自豪的认为自己是智商最高，而且很有医学造诣的人。
惨痛的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个人主义的弊端方面，西方讲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这是把人孤立，由此尊重个人的生命抉择。其实，对西方国家的奠基者而言，个人主义最重要的不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是对个人成长的高度重视，是社会性的对个人的残酷历练，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终极的责任。
一个人生活的好不好，首先、最终是个人的责任，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怨父母，不能怨国家政府。所以，在美国，疫情是天灾，政府只要拿出力所能及的手段，帮助个人渡过难关，人们就可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那些中国人看似软弱无力的针对疫情的举措，却带来了民意支持的节节升高。
个人主义的软肋是，个人无法为社会结构性问题承担责任。普遍的个人生活灾难如果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再让个人承担责任，就是掩耳盗铃了。
疫情冲击之下，西方的做法恰恰是，他们的防控举措没有去针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还是停留在，用市场化的、渐进式的、普通疾病处理模式的简单扩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社会结构性问题，如高昂的治疗费用、社会的不平等导致的医疗上的差别对待等等，推给个人承担。
最终这种片面发展的个人主义，尽管在激活个体创新力上有一定的优势，但也给社会的整体治理带来了难度，尤其是在应对流行病方面。
相比之下，更偏向于集体主义的东亚人的特点是更大程度的服从与尊重集体行为。
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中国作为整体处于世界之中是一个更为集体主义的民族。研究发现，高集体主义的个体在知觉到病毒易感性越高时，反而有较低的排外倾向，而排外倾向往往是心理威胁反应的成分之一。
这就表明，高集体主义者在面对病毒时有较低的心理威胁感或行为反应，即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提高了人们知觉到的保护效能感，集体主义者会认为集体能保护自己的安全，虽然这种保护可能只是集体主义者的想象而非真实情况。
集体主义缓冲和消减了易感性对排外反应的影响，使人们有更高的心里安全感和稳定感，这对疫情下人们的心理健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集体主义也更易于人们的团结和行动，在中国疫情爆发之时，有人哭喊、有人诀别、也有人在逆流而行。作为一个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为了控制疫情，一声令下，所有企业全体停工，14亿人自觉禁足家中。
6000名医护精英从祖国四面八方飞向武汉。前线的医生不遗余力地抢救患者，后方各地基层工作人员风里雨里坚守岗位，普通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祖国度过难关，从民间自发组织捐赠物资到网络上一个个转发键堆砌的帮助。全民战疫，守望相助，成为了集体主义的生动写照。
思维差异回归科学理性
但从思维方式到文化政治的差异，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是作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而存在与地球之上，无论是中西方哪一个文明受到伤害，我们都会被波及。
疫情无国界，我们不应该幻想疫情改变世界格局，国家实力的提升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不忘本的前提下，尊重个人理想，尊重文化多样性，解放个人文化特质，解放科技并提升科技实力。
以祈祷来驱散病毒、以杀猫来消灭鼠疫、以板蓝根来治疗怪病、以偏方来求得心安……不科学的防疫措施和应对方法非但不能遏制疫情，甚至可能加剧传播、伤及更多生命。
相反，19世纪下半叶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科赫法则使得众多的传染病得以明确病原体和传播途径，一方面为针对性的防疫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为疫苗开发提供基础。
20世纪中叶以来发明的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更是极大丰富了人类防治传染病的手段，显著降低了众多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
此外，科学精神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1796年詹纳正是通过细致观察、理性分析和严谨试验的科学精神而发明牛痘疫苗，又如1854年英国伦敦爆发的霍乱中，斯诺首次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即地图标记的方法确定传染源为一口水井，随后水井的封闭大大缓解了疫情。
历史已经证明，不论是东方的社会治理体系，还是西方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论是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是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在流行病面前都只有一条共同的道路，那就是现代科学及理性严谨的科学精神才是人类战胜瘟疫的最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