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走過一百五十餘年的風風雨雨，進入了嘉靖時代。十五歲的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繼承大統，在位前期，推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清理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中官、改革科舉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內容廣泛，成效顯著，百姓無不頌之為“聖君”。然而嘉靖十七年，隨著“大禮議”之爭的結束，朱厚熜卻一改前風，開始獨斷專行，其利用手中權力大肆壓制言官，“左順門廷杖”便是典例，如此一來，群臣眼中看到的不再是“聖君”而是魔君。
也就是在“大禮議”之爭結束後不久，一大批善於撰寫“青詞”的官員因迎合嘉靖帝一意修玄的喜好被得到重用，甚至榮登內閣首輔之位。然無論是當世還是後世，人們都對“青詞宰相”飽以詬病，其實不為人所知的是多少軍國大事在“青詞”中已經瞭然於君臣之心，荒誕不經中埋藏著的其實是天下大勢。
且嘉靖對於“青詞”官員的發展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基於此，作者寫下一篇文章，以糾誤解。
嘉靖帝
一、“青詞”是什麼？在明朝何時出現的？
青詞又稱為綠章，是道教在進行齋醮活動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
早在明朝建國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就曾下令“不許章奏上表，投拜青詞。”在二十年後，明太祖在清理釋、道二教的過程中又重申此令。朱元璋對“青詞”一而再再而三的封殺，除了其自身對於釋、道沒有特別偏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青詞這種形式主義的危害。
不過在經歷了土木之變以及南宮奪門的明英宗手中，青詞還是出現了。他是明朝當中首個要求撰寫青詞的皇帝，英宗皇帝對於寫青詞的原因，是看到異樣，怕這樣的異樣引來災禍，因此需要這樣一種方式來消弭災難。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除了特定的需要，當時“青詞”的地位還很低，甚至將其列為一種邪術“奏青詞咒詛於便殿”，在眾臣眼中，青詞還是旁門左道。
明英宗是明朝首個要求撰寫青詞的皇帝
二、政治集團的較量促成“青詞”官員的入仕，嘉靖崇道從稍有收斂到大肆崇道
嘉靖帝自小崇道，然登基以後正如開頭所說他曾致力於改革，對於崇道很是收斂。其正式崇道是與“大禮議”之爭同時進行的，大禮議之爭表面上是嘉靖帝能否改換父母的重大爭論，實際上是以楊廷和、梁儲等為首的武廟舊臣和新皇嘉靖帝兩個政治集團的較量，處於這個時期嘉靖帝本能會對楊廷和等人的意見有所反感。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楊廷和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奏疏《乞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在這則奏疏中他談到了“敬天戒”的問題，他認為遇到災異，皇帝不能輕易相信道教，“修齋設醮”。對於楊廷和來說，前朝的釋道危害依然漂浮在眼前。他並不希望新君重蹈覆轍。
然而這份奏摺並沒有起到相應的作用。嘉靖反而開始“寵幸”道教，在宮內修齋建醮。源於此，御史汪珊繼續上疏，對道教的抨擊更加嚴厲，
這次抨擊可以看作是嘉靖帝上位之初對道教稍有收斂向大肆崇道的轉變。在這樣的政治較量中，真正以青詞進獻皇帝的第一人，應該要算是顧鼎臣了。《明史》中詳細的記載了嘉靖二年，顧鼎臣上奏《步虛詞》七章，這一時期反對青詞的大臣已經逐步減少，而為迎合嘉靖帝開始從道寫青詞的大臣逐漸出現，這些大臣多為新進，他們看的出來嘉靖帝急需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團，顧鼎臣在大禮議事件後便晉為內閣次輔。
修齋建醮
三、“壬寅宮變”之後嘉靖全面“修玄”，大力提拔“青詞”官員，位居“首輔”
如果說汪珊的上疏是嘉靖個人崇道從收斂到大肆的轉變，那麼“壬寅宮變”就是整個嘉靖王朝之轉變。
“壬寅宮變”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宮女起義”。
起因是嘉靖帝崇尚道教、為求長命，苦煉不老丹，為煉製丹藥他大量徵召了13、14歲的宮女，採補她們的處女經血。為保持宮女們的潔淨，她們經期時不得進食，只能吃桑葉、喝露水。且嘉靖帝多疑暴戾喜怒無常，常常鞭打她們。
忍無可忍之下，嘉靖二十一年，楊金英等十數名宮女乘著嘉靖帝熟睡之際，用黃綾布把嘉靖帝的脖子套住，企圖殺死嘉靖帝。後因打了死結，又用釵簪等物刺向嘉靖帝。幸有一個膽小的宮女因害怕報告給了方皇后，嘉靖帝才得救。
為煉製丹藥而徵召的宮女
按理說，經過這一次危機之後，嘉靖帝本應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所反思。但他並沒有，而是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
其一嘉靖帝將這次化險為夷看作“上天”對“天子”的厚愛。此時還不是內閣首首輔的嚴嵩便看出了嘉靖的心思，他上奏青詞並建議嘉靖帝修齋設醮，宣慰中外。可以說，這次上奏為他以後在嘉靖面前贏得寵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二嘉靖帝決定搬出紫禁城，住到西苑——明成祖朱棣的肇興之地。這表面是為了躲避更多的刺殺，實際上嘉靖是為了更加肆無忌憚的修道、事玄。終嘉靖一世，西苑從此成為了辦公的中樞重地。
自“壬寅宮變”後，皇帝的極大轉變帶動嘉靖王朝崇道已經是蔚然成風，自夏言開始至嚴嵩、徐階、袁煒、郭樸等人無一不是撰寫青詞的高手。
嚴嵩“至公堂”手筆
且說夏言，他前期與青詞並沒有什麼關係，是在“大禮議之爭”中為嘉靖力挽狂瀾而得到重用，但他成為首輔之後，由於為人過於自負，辦事屢失帝心，最終被罷免。不過罷免之後內閣只有翟鑾一人，然而翟鑾對於青詞多有不工，“青詞”就像是一把撓癢癢的爪子，時間一長沒有合心意的這讓嘉靖又想起了夏言，不得已又重新起用，只是起用不久，夏言在河套問題上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夏言之後，大權旁落嚴嵩，“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這句話意思是寫青詞能寫到嘉靖心裡去的，非嚴嵩不可。依靠撰寫青詞贏得皇帝的信任，嚴嵩很快開始在朝廷大小事務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且不談嚴嵩在任內的好壞之處，唯看嚴嵩二十多年的執政生涯無不是與嘉靖崇道的愛好聯繫在一起。嚴嵩最後被罷免的重要一個原因也在於，他年事已高，精力不足，寫青詞多假借於他人，然而假借卻再也難寫到嘉靖心裡去了，加之嘉靖常年服用丹藥，身體也是每況愈下，對“道教之崇”更甚，於是也必須要罷免嚴嵩改任另一位“青詞宰相”徐階了。
徐階
徐階是一位很關鍵的人物。歷史對於徐階的評價主要有這麼兩點“阿諛媚上”“賢相”，為何說他阿諛媚上呢？徐階與嚴嵩一樣，對於“青詞”的危害一清二楚，然而嘉靖帝對此獨一無二的喜愛，讓他在幾次上疏無果、惹得帝怒、草草結束的同時也開始撰寫青詞，博得青睞，升入內閣。二十幾年來，他一直作為嚴嵩的副手，默默無聞，萬事以嚴嵩為主，所以很長時間，人們對於他的評價就是“阿諛媚上”。
那麼為何又說他是“賢相”呢？因為徐階對於嚴嵩的不滿早已看在眼裡，一直在暗暗積蓄力量，最後終於聯合嘉靖身邊的主要修道人物藍道行“消滅”了嚴黨。其次在世宗去世後，他作為新上任的皇帝“穆宗”的老師第一時間就擬詔廢除世宗朝的積弊，處理方士，放棄“青詞”。
這樣，徐階就成為“青詞宰相”走向高峰然後急轉直下的關鍵人物了。
明穆宗
四、“青詞宰相”局面的結束
從顧鼎臣到夏言、嚴嵩，再到徐階、李春芳，嘉靖十七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明朝首輔居然是如此選拔出來。顧鼎臣的《步虛詞》給在“大禮儀”事件弄得焦頭爛額的嘉靖帝帶來了一絲新意，顧鼎臣入閣為相，儘管只是名義上的內閣輔臣，但我們依然可視作為“青詞宰相”第一人。
而夏言、嚴嵩將此推向頂峰。嚴嵩敗後，世宗漸老，他對修玄崇道愈發瘋狂。袁煒、嚴訥等人政治無才，卻也能依仗撰寫青詞的本領進入內閣，只不過他們只是一群幫助皇帝修玄的機器。這一時期，皇帝的事事都以修玄為手段，而後的徐階、李春芳都算得上是一個過渡到結束的人物，徐、李二人一方面不可避免的依靠青詞入閣為相，另一方面又在為新皇帝登基時擬詔革除齋醮的弊端。
縱觀整個嘉靖中後期就是“青詞宰相”不斷髮展、完善再到頂峰，最後消亡的過程。
《步虛詞》
四、荒誕的崇道，到底影響了什麼天下大事？
崇道式的執政確實很荒誕，但這一時期就一無是處嗎？當然不是。
其一“青詞”在嘉靖帝與內閣輔臣之間鑄就了堅固的信任。在嘉靖朝之前，內閣大學士品級是較低的，相當於皇帝的顧問，並沒有實權。直到嘉靖朝他們的地位被空前拔高，內閣首輔雖無宰相之權卻實實在在的在行使宰相的權力了。他們任務也在嘉靖修玄後從“顧問”變成了“批閱各級官吏的奏章”。
這一空前被放大的權力一方面促使著阿諛貪墨之風的盛行，一方面又促使著首輔必須做出一番事蹟來防止他人（主要是其餘閣臣）對自己位置的覬覦。嘉靖朝最大的問題便是“南倭北虜”——嚴嵩清醒地看到倭寇的起因，“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對於北邊的胡虜問題，徐階則認為“臣竊聞虜中我逆甚多，昨者進邊皆穿中國衣帽，假稱調來邊軍以入口，子往年京師蓋嘗防獲奸細，今日亦聞有所防護，不可不過為之慮。”
雖然，史書對於嘉、隆時期內閣傾軋的描寫不絕於耳，但實際上，至少在嘉靖朝，內閣雖有明爭暗鬥，但穩定的趨勢卻是主流發展的方向。無論是嚴嵩還是徐階，在作內閣首輔的任期之內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並付諸於行動。
內閣官員大合照
其二江西的發展。明朝東南沿海長期遭到倭寇的騷擾，史料記載，在嘉靖朝南邊賦稅大頭竟是來自於江西，江西一省為南倭北虜問題的平息提供了堅固的後方支持。江西為何如此富裕？現在江西人若談起嚴嵩或許大部分人都抱有懷念，而不是對“貪官”的憎恨。嚴嵩如何不對，卻始終沒有為害鄉里的事情發生，相反，他在任期間，江西農業、水利各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嚴嵩之後徐階也來自江西，當時不僅僅是這兩位，據調查永樂年間，內閣七人當中已有五人來自江西，當時有這麼一說不言而喻——
“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其三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歷數嘉靖朝前前後後九位“青詞宰相”，將近八成來自於南方。這一時期，文化的中心悄然發生轉移，隨著宰輔以青詞入閣成為時尚，作為產出多位青詞宰相的吳越等地，更是興起一種新的文化浪潮與價值標準。讀書人不再以科舉進士為唯一的標準，他們都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迎合皇帝的方式來得到本需通過科舉獲得的一切。他們的“進獻”不是獻給皇帝，而是獻給一位位閣臣，實際上閣臣奉獻給皇帝的青詞當中，不少是由他人代筆。
在這樣的情況下，江南各地甚至紛紛建立起了書院，書院的廣泛建立，又成為這些文人聚集論道的場所，既是論道，就免不了有新的思想的出現，嘉靖帝晚期對於新的學術思想的傳播，對於文人扎堆書院的興起已經無能為力。當然無論是從皇帝本身來說，還是國家的客觀情況而言，都不可能扭轉這一潮流。
因此，“至嘉靖、萬曆時期，國內實際上已經形成為三大中心：政治中心北京、經濟中心蘇松杭嘉湖、文化中心南京—蘇州”。
注：今日所講，不知大家看懂了嗎？有任何問題，留言評論作者會一一解答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