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走过一百五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进入了嘉靖时代。十五岁的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大统，在位前期，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清理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内容广泛，成效显著，百姓无不颂之为“圣君”。然而嘉靖十七年，随着“大礼议”之争的结束，朱厚熜却一改前风，开始独断专行，其利用手中权力大肆压制言官，“左顺门廷杖”便是典例，如此一来，群臣眼中看到的不再是“圣君”而是魔君。
也就是在“大礼议”之争结束后不久，一大批善于撰写“青词”的官员因迎合嘉靖帝一意修玄的喜好被得到重用，甚至荣登内阁首辅之位。然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人们都对“青词宰相”饱以诟病，其实不为人所知的是多少军国大事在“青词”中已经了然于君臣之心，荒诞不经中埋藏着的其实是天下大势。
且嘉靖对于“青词”官员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此，作者写下一篇文章，以纠误解。
嘉靖帝
一、“青词”是什么？在明朝何时出现的？
青词又称为绿章，是道教在进行斋醮活动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
早在明朝建国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就曾下令“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在二十年后，明太祖在清理释、道二教的过程中又重申此令。朱元璋对“青词”一而再再而三的封杀，除了其自身对于释、道没有特别偏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青词这种形式主义的危害。
不过在经历了土木之变以及南宫夺门的明英宗手中，青词还是出现了。他是明朝当中首个要求撰写青词的皇帝，英宗皇帝对于写青词的原因，是看到异样，怕这样的异样引来灾祸，因此需要这样一种方式来消弭灾难。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除了特定的需要，当时“青词”的地位还很低，甚至将其列为一种邪术“奏青词咒诅于便殿”，在众臣眼中，青词还是旁门左道。
明英宗是明朝首个要求撰写青词的皇帝
二、政治集团的较量促成“青词”官员的入仕，嘉靖崇道从稍有收敛到大肆崇道
嘉靖帝自小崇道，然登基以后正如开头所说他曾致力于改革，对于崇道很是收敛。其正式崇道是与“大礼议”之争同时进行的，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嘉靖帝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实际上是以杨廷和、梁储等为首的武庙旧臣和新皇嘉靖帝两个政治集团的较量，处于这个时期嘉靖帝本能会对杨廷和等人的意见有所反感。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杨廷和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奏疏《乞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在这则奏疏中他谈到了“敬天戒”的问题，他认为遇到灾异，皇帝不能轻易相信道教，“修斋设醮”。对于杨廷和来说，前朝的释道危害依然漂浮在眼前。他并不希望新君重蹈覆辙。
然而这份奏折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嘉靖反而开始“宠幸”道教，在宫内修斋建醮。源于此，御史汪珊继续上疏，对道教的抨击更加严厉，
这次抨击可以看作是嘉靖帝上位之初对道教稍有收敛向大肆崇道的转变。在这样的政治较量中，真正以青词进献皇帝的第一人，应该要算是顾鼎臣了。《明史》中详细的记载了嘉靖二年，顾鼎臣上奏《步虚词》七章，这一时期反对青词的大臣已经逐步减少，而为迎合嘉靖帝开始从道写青词的大臣逐渐出现，这些大臣多为新进，他们看的出来嘉靖帝急需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团，顾鼎臣在大礼议事件后便晋为内阁次辅。
修斋建醮
三、“壬寅宫变”之后嘉靖全面“修玄”，大力提拔“青词”官员，位居“首辅”
如果说汪珊的上疏是嘉靖个人崇道从收敛到大肆的转变，那么“壬寅宫变”就是整个嘉靖王朝之转变。
“壬寅宫变”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宫女起义”。
起因是嘉靖帝崇尚道教、为求长命，苦炼不老丹，为炼制丹药他大量征召了13、14岁的宫女，采补她们的处女经血。为保持宫女们的洁净，她们经期时不得进食，只能吃桑叶、喝露水。且嘉靖帝多疑暴戾喜怒无常，常常鞭打她们。
忍无可忍之下，嘉靖二十一年，杨金英等十数名宫女乘着嘉靖帝熟睡之际，用黄绫布把嘉靖帝的脖子套住，企图杀死嘉靖帝。后因打了死结，又用钗簪等物刺向嘉靖帝。幸有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了方皇后，嘉靖帝才得救。
为炼制丹药而征召的宫女
按理说，经过这一次危机之后，嘉靖帝本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思。但他并没有，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
其一嘉靖帝将这次化险为夷看作“上天”对“天子”的厚爱。此时还不是内阁首首辅的严嵩便看出了嘉靖的心思，他上奏青词并建议嘉靖帝修斋设醮，宣慰中外。可以说，这次上奏为他以后在嘉靖面前赢得宠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二嘉靖帝决定搬出紫禁城，住到西苑——明成祖朱棣的肇兴之地。这表面是为了躲避更多的刺杀，实际上嘉靖是为了更加肆无忌惮的修道、事玄。终嘉靖一世，西苑从此成为了办公的中枢重地。
自“壬寅宫变”后，皇帝的极大转变带动嘉靖王朝崇道已经是蔚然成风，自夏言开始至严嵩、徐阶、袁炜、郭朴等人无一不是撰写青词的高手。
严嵩“至公堂”手笔
且说夏言，他前期与青词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在“大礼议之争”中为嘉靖力挽狂澜而得到重用，但他成为首辅之后，由于为人过于自负，办事屡失帝心，最终被罢免。不过罢免之后内阁只有翟銮一人，然而翟銮对于青词多有不工，“青词”就像是一把挠痒痒的爪子，时间一长没有合心意的这让嘉靖又想起了夏言，不得已又重新起用，只是起用不久，夏言在河套问题上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夏言之后，大权旁落严嵩，“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这句话意思是写青词能写到嘉靖心里去的，非严嵩不可。依靠撰写青词赢得皇帝的信任，严嵩很快开始在朝廷大小事务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且不谈严嵩在任内的好坏之处，唯看严嵩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无不是与嘉靖崇道的爱好联系在一起。严嵩最后被罢免的重要一个原因也在于，他年事已高，精力不足，写青词多假借于他人，然而假借却再也难写到嘉靖心里去了，加之嘉靖常年服用丹药，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对“道教之崇”更甚，于是也必须要罢免严嵩改任另一位“青词宰相”徐阶了。
徐阶
徐阶是一位很关键的人物。历史对于徐阶的评价主要有这么两点“阿谀媚上”“贤相”，为何说他阿谀媚上呢？徐阶与严嵩一样，对于“青词”的危害一清二楚，然而嘉靖帝对此独一无二的喜爱，让他在几次上疏无果、惹得帝怒、草草结束的同时也开始撰写青词，博得青睐，升入内阁。二十几年来，他一直作为严嵩的副手，默默无闻，万事以严嵩为主，所以很长时间，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就是“阿谀媚上”。
那么为何又说他是“贤相”呢？因为徐阶对于严嵩的不满早已看在眼里，一直在暗暗积蓄力量，最后终于联合嘉靖身边的主要修道人物蓝道行“消灭”了严党。其次在世宗去世后，他作为新上任的皇帝“穆宗”的老师第一时间就拟诏废除世宗朝的积弊，处理方士，放弃“青词”。
这样，徐阶就成为“青词宰相”走向高峰然后急转直下的关键人物了。
明穆宗
四、“青词宰相”局面的结束
从顾鼎臣到夏言、严嵩，再到徐阶、李春芳，嘉靖十七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明朝首辅居然是如此选拔出来。顾鼎臣的《步虚词》给在“大礼仪”事件弄得焦头烂额的嘉靖帝带来了一丝新意，顾鼎臣入阁为相，尽管只是名义上的内阁辅臣，但我们依然可视作为“青词宰相”第一人。
而夏言、严嵩将此推向顶峰。严嵩败后，世宗渐老，他对修玄崇道愈发疯狂。袁炜、严讷等人政治无才，却也能依仗撰写青词的本领进入内阁，只不过他们只是一群帮助皇帝修玄的机器。这一时期，皇帝的事事都以修玄为手段，而后的徐阶、李春芳都算得上是一个过渡到结束的人物，徐、李二人一方面不可避免的依靠青词入阁为相，另一方面又在为新皇帝登基时拟诏革除斋醮的弊端。
纵观整个嘉靖中后期就是“青词宰相”不断发展、完善再到顶峰，最后消亡的过程。
《步虚词》
四、荒诞的崇道，到底影响了什么天下大事？
崇道式的执政确实很荒诞，但这一时期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
其一“青词”在嘉靖帝与内阁辅臣之间铸就了坚固的信任。在嘉靖朝之前，内阁大学士品级是较低的，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并没有实权。直到嘉靖朝他们的地位被空前拔高，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权却实实在在的在行使宰相的权力了。他们任务也在嘉靖修玄后从“顾问”变成了“批阅各级官吏的奏章”。
这一空前被放大的权力一方面促使着阿谀贪墨之风的盛行，一方面又促使着首辅必须做出一番事迹来防止他人（主要是其余阁臣）对自己位置的觊觎。嘉靖朝最大的问题便是“南倭北虏”——严嵩清醒地看到倭寇的起因，“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对于北边的胡虏问题，徐阶则认为“臣窃闻虏中我逆甚多，昨者进边皆穿中国衣帽，假称调来边军以入口，子往年京师盖尝防获奸细，今日亦闻有所防护，不可不过为之虑。”
虽然，史书对于嘉、隆时期内阁倾轧的描写不绝于耳，但实际上，至少在嘉靖朝，内阁虽有明争暗斗，但稳定的趋势却是主流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在作内阁首辅的任期之内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付诸于行动。
内阁官员大合照
其二江西的发展。明朝东南沿海长期遭到倭寇的骚扰，史料记载，在嘉靖朝南边赋税大头竟是来自于江西，江西一省为南倭北虏问题的平息提供了坚固的后方支持。江西为何如此富裕？现在江西人若谈起严嵩或许大部分人都抱有怀念，而不是对“贪官”的憎恨。严嵩如何不对，却始终没有为害乡里的事情发生，相反，他在任期间，江西农业、水利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严嵩之后徐阶也来自江西，当时不仅仅是这两位，据调查永乐年间，内阁七人当中已有五人来自江西，当时有这么一说不言而喻——
“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其三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历数嘉靖朝前前后后九位“青词宰相”，将近八成来自于南方。这一时期，文化的中心悄然发生转移，随着宰辅以青词入阁成为时尚，作为产出多位青词宰相的吴越等地，更是兴起一种新的文化浪潮与价值标准。读书人不再以科举进士为唯一的标准，他们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迎合皇帝的方式来得到本需通过科举获得的一切。他们的“进献”不是献给皇帝，而是献给一位位阁臣，实际上阁臣奉献给皇帝的青词当中，不少是由他人代笔。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各地甚至纷纷建立起了书院，书院的广泛建立，又成为这些文人聚集论道的场所，既是论道，就免不了有新的思想的出现，嘉靖帝晚期对于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对于文人扎堆书院的兴起已经无能为力。当然无论是从皇帝本身来说，还是国家的客观情况而言，都不可能扭转这一潮流。
因此，“至嘉靖、万历时期，国内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三大中心：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苏松杭嘉湖、文化中心南京—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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