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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唐太宗有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學習歷史不僅能豐富我們的知識面，還能提升我們的眼界和格局。
近年來，國內歷史界出現了一股“西風東漸”的潮流。2014年夏，由日本歷史學者撰寫的十卷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首次被引入國內後，這套標價568元，全書厚度超過5000頁的大部頭歷史書就登上了暢銷書榜，在國內的銷量超過10萬套，創造了歷史類書籍銷量的神話。
而這並非個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海外學者撰寫的中國史，就一直被學術界和普通讀者青睞與追捧。例如，《哈佛中國史》《劍橋中國史》這樣的“大部頭”中國通史，在國內的銷售數據都不低。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西方歷史學家撰寫的中國通史，確實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西方學者善於解釋新史料，有機地運用於自己的敘述；它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讓那些看慣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
然而，在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通史裡，普遍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否認中國上古時期的存在！如果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那中國歷史就不是我們常說的“上下五千年”了，而是隻有區區三千年。
在中國人的歷史觀念裡，“夏商周”這上古三代，是再普通不過的先秦歷史。然而在西方人眼裡，就連商朝的存在，也是剛剛得到認可的，至於夏朝，那根本是不存在的朝代，商朝才是中國歷史的開端。
相信很多人看到這裡就炸了：外國人憑什麼不相信夏朝的存在？
其實，這主要還是史學觀念的差異所致。西方人在研究早期歷史的時候，主要基於考古發現，由於西方史學界沒有任何成系統的史書可供參考，例如我們老祖宗留下的《二十四史》這樣的資料，因此，他們對古代歷史的態度是是“寧可信其無”，不敢在沒有充分資料的確鑿證明下，輕易得出任何結論。
而中國人的史學觀念則正好相反，我們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自《史記》以來，我們的歷史就被史官們記錄在冊，儘管歷代正史都難免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干預，但大體上還是可信的。所以，我們自小就背誦過“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這樣的朝代歌，而且，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我們也事先預設了夏朝的存在。
對於一箇中國人來說，無論是三皇五帝，還是夏商周王朝，都是我們五千年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套中國人自己寫的《中國通史》，來論證夏王朝的存在，並向全世界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底蘊不容動搖！
由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擔任總撰稿，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通史》，就是這樣一套正本清源的歷史著作。由於此書包含史料極為豐富，研究價值極高，因此受到國家領導人的認可和肯定，還被央視製作成百集大型電視紀錄片《中國通史》。
這套《中國通史》以歷代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中華文明的燦爛與輝煌為主線，以豐富的歷史資料為基礎，充分吸收當代考古和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一百個專題敘述了從中國境內的人類起源到晚清的中國歷史，並向我們揭示了中國歷史的大脈絡、大趨勢、大線索、大走向、大波折，真可謂是“一書出，四海平，論華夏，五千年”！
02
夏朝的存在，一直不被國外歷史界認可。1990年，美國洛杉磯舉辦了“夏文化國際研討會”，讓國內學者深感意外的是，大會的中心議題竟是“夏朝是否真正存在”。
在這次研討會上，國內外歷史學者對夏朝的觀點大致分為三派，第一派對夏朝持否定態度，不承認其客觀存在，認為夏朝是中國人編出來的神話傳說，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幾乎都來自歐美。第二派則充分肯定夏朝的客觀存在，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或是有中國血統的美籍華人。至於第三派，對夏朝抱有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態度，持這種意見的主要是日本學者。
在國外歷史界看來，中國歷史學家正在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只是在做無用功，“方法不科學、不符合國際標準、試驗數據不夠真實可靠。”
國外學者認為，要想證明夏朝的真實存在，目前還缺乏可信的文獻資料。例如，英國曆史學家艾蘭就指出，中國學者往往默認史料的真實性，並據此給出夏朝存在的結論，然後再往回倒推，去尋找佐證材料，這種做法是有問題的。
鑑於目前現有的文獻資料對夏朝的記錄大多語焉不詳，艾蘭猜測說：“無論是大禹創立夏朝，還是堯舜禪讓的傳說，都是由商代的神話發展演變而來的，如果夏朝僅存在於神話傳說中，那考古學意義上的夏文化就難以成立了。”
雖然中國考古學家在二里頭發現了疑似夏朝國都的遺址，但美國曆史學家索普卻提出，將一切出土的大型夯土基址都判斷為宮殿，是不妥的，他認為：“二里頭的宮殿只有一個單一空間的前庭，無法容納覲見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對於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種類似宗廟的建築。”
而且，對於中國學者根據二里頭墓葬規模的大小，來推導夏朝社會結構的做法，索普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二里頭遺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數，只有在大範圍內發現更多大型墓葬時，才可以證明其王室貴族的屬性。更何況，二里頭的富墓在規模和隨葬品質量上，也遠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
總而言之，外國人認為中國目前掌握的證據還不夠，無法斷言夏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權，是不是足以和商、週一樣，能被算作一個朝代。
正如顧頡剛先生在《夏史三論》中所說的那樣：“好在夏代都邑在傳說中不在少數，奉勸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真實的證據給我們罷。”為了讓外國學者認可夏朝，中國考古界一直在努力尋找夏朝存在的證據。
03
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記中寫道：“繼續蒐集史料。上午九點到北京飯店聽陳毅副總理作報告。決定十四日啟程往河南。”
生於1888年的徐旭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1959年，這位已經71歲高齡的老人接到一個重要的任務：找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遺址，即“夏墟”。
夏代是文獻記載上中國第一個王朝，因此，對夏文化進行探索與研究，實際上是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進行解答。
徐旭生曾經對別人說過：“據古代傳說，商代以前有一個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還是一個空白點，這豈是應該有的現象？”在接到這個艱鉅的任務後，徐旭生沒有推辭，欣然前往河南進行考察。
關於夏朝的史料，主要來自《史記·夏本紀》和《竹書紀年》。按照《竹書紀年》的說法，夏朝從大禹開始，共傳了14代，經歷了17個王，總共存在471年。因此，在國內的歷史教科書裡，把夏朝的範圍定為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6世紀。
從《史記·夏本紀》和《竹書紀年》裡，我們可以知道，在夏朝的歷史上，曾發生過幾件大事，如大禹治水、禹受舜禪、夏啟奪位、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以及夏桀暴政等，然而，在1959年之前，國內沒有任何一項考古發現，能證明夏朝的存在。
為此，歷史界名宿徐旭生才臨危受命，接受了尋找“夏墟”的任務。
位於河南登封的玉村，原本只是一個再樸素不過的小村莊，但它卻因為徐旭生的考察結果，成為了中國考古學上著名的“二里頭遺址”。隨後，偃師二里頭、鄭州羅達廟、洛陽東干溝等屬於同一文化的遺址，陸續被考古學家們發現，其中玉村的二里頭遺址範圍最大、堆積最厚，學者們將其整體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此後，一代代學者的發掘和研究，漸漸揭開了蒙在“二里頭文化”之上的那層面紗。
目前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主要分佈在豫西、晉南地區，這同文獻中記載的夏人所居地域基本吻合。而且，通過碳十四方法測定，二里頭文化遺址建造的時間約在公元前2395年-公元前1625年，這也與史書中關於夏朝的紀年相吻合。
在玉村的二里頭遺址，考古學家還發現了規模較大的“一號宮殿”、“二號宮殿”，以及陪葬豐富的“奴隸主墓坑”。因此，很多學者認定，玉村二里頭文化遺址就是傳說中的夏朝國都——斟鄩。
經過四千年的漫長歲月，雖然夏朝的遺蹟隨著風雨的侵蝕、王朝的更替，早已垮塌殆盡，然而，作為中華民族的起源，夏朝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座寶庫，不論是大禹治水還是禹受舜禪，其中所體現的人格魅力、文化價值與道德精神，都已成為我們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到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斗轉星移、時光流逝，大禹治水的精神永遠不會消失，而夏朝這個古老王朝所蘊含的精神源泉，也永遠不會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