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礼仪大邦，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曾经说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人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要考虑“礼”的问题了。起源于商周时代的古礼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可以说“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和概括，而礼俗作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俗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以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既被人们所认同，也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日常规范的总和。古代礼俗就是古人在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人们日常活动中的礼节和风俗。
唐朝作为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强盛的王朝，不仅政治体制完善、社会经济发达、人口发展迅速，唐文化更是丰富繁荣、百花齐放，几千年来被后世所传颂。唐人在社会交往中极重礼数，无论是相见时的打招呼、还是拜谒时的递名刺都极其讲究，下面我们就对唐朝时期社会交往中的礼俗文化一探究竟。
一、唐人的“见面礼”
- 唱喏（rě）
唱喏
前一段有部电视剧火热上映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追捧，就是《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可以称得上是良心剧组，许多细节完美的还原了唐朝时期的礼俗文化，其中就包括唐人见面时的一种行为习惯“唱喏（rě）”。在这部剧里，我们经常能听到“喏”这个词，根据电视剧的呈现，“喏”这个词有时代表应答、有时代表感谢，不管怎样都是表达尊重的一种礼节。
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惟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如何。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即喏也。 陆游《老学庵笔记》
我们在很多古装剧中都能看到，古人在见面时，会习惯性的作揖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此种举动称为“拱手礼”，就是双手抱拳鞠躬，但是不发出声音。大约到东晋时期，古人在作揖的同时开始流行起了唱喏，就是在作揖的同时还要发出声音致敬。
根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的记载，唱喏是由东晋的王氏士族子弟发明的，但是当时唱喏只是在士族的小圈子里流行，并未在普通大众中间流传开来，而发展到隋唐时期，已经大范围的施行唱喏礼。宋人的《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故事中的崔宁见人时“
倒退两步，低声唱个喏”，可以推测出唐代时大体也是如此。贵者将出，唱使避已，故曰唱喏，亦曰鸣驺。即《孟子》“行辟人也”。 明周祈 《名义考·唱喏》
根据明代周祈的《名义考·唱喏》中我们也可得出结论，唱喏在唐代的官吏百姓中是个十分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低级官员面见上级，必须先行唱喏，而达官显贵出行，必然有一个开道的人驺唱，也就是喝令让过往行人避让，这个驺唱也称作唱喏。
- 叉手礼
叉手礼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收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二三寸，方为叉手法也。 宋人《事林广记》
叉手礼也是我国古代日常生活中打招呼的礼仪，叉手礼起源较早，汉代时即已出现，流行于唐、五代、辽、宋，这种行礼方式不分男女，通常是卑幼见尊长时，表示尊敬的一种礼节。
所谓叉手礼就是人们相见时，左右手交叉挡于胸前，左手紧抓右手大拇指，左手小拇指扣于右手手腕内部，大拇指向上，右手除拇指外，四指都伸直的一种手势。士大夫家中的子女从小就要接受这种礼节的教导，王虚中的《训蒙法》中记载“小儿六岁入学，先学叉手”，《唐语林·夙慧》也说到华阴杨氏之子年六岁，一日见其父辈之友，“登时叉手行礼”，说明了儿童学习叉手礼的普遍。
韩熙载夜宴图
五代十国时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画面，从这幅琵琶演奏图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出有两位官员做叉手状站立一旁，可见叉手礼在唐代时已十分流行。
- 跪拜礼
跪拜发展到现代仍然在一些特定场合流行，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过年的时候晚辈给长辈拜年仍然流行“磕头”，这就是古代的“跪拜礼”，只是相较于古代，跪拜的程序上简化了很多。
古人行拜礼，凡是低头鞠躬、屈膝、手动都可称为拜。而双膝着地，反其脚后跟置于坐上，背脊挺直称之为“跪”，臀部坐在脚后跟上称之为“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跪”。当人们席地而坐时，拜必兼跪，当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开始用床榻椅凳这些坐具后，拜和跪才彻底分开。
及至唐代，跪拜是最隆重的见面礼节。行礼时两腿下跪，上半身匍匐下拜，双手着地，通常用于见尊长时，如臣见君，少幼见尊长，新妇见舅姑，都要行跪拜礼。如果你是个女人穿越到唐朝，那么恭喜你了，你可以省了这个跪拜礼。当然这个政策还得感谢武则天，宋程泰之认为“起于武后尊妇人，始不屈膝”，也就是说武则天当政后大大提高了女子的地位，规定女人行礼时只需要作揖，拱手而拜就可以，不用屈膝而跪了。
二、拜谒时投递名刺和门状
- 名刺
画姓字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有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 《太平御览》
名刺又称为名帖，是古人开展社会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名片。名刺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战争中出现了大量贵族，这些诸侯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京述职，为了拉近与朝廷权贵的关系，联络感情，于是名片应运而生了，只不过在当时不叫名片，而称作“谒”。所谓“谒”，就是拜访者把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一些相关信息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当时还没有纸），作为给被拜访者的见面文书。
到了东汉，“谒”就被称为“刺”，材质仍为竹木之类，若上面还记有官职年龄、籍贯乡里，专供拜见上级所用，则称为“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一般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称为“长刺”。
投刺作为一种常礼发展到唐代极为普遍，从很多唐诗中我们都能找到名刺的身影。如李商隐的《为某先辈献集贤相公启》中的“
绝方朔之上书，罢祢衡之投刺”，以及孟郊的《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中的“祢生投刺游，王粲吟诗谒”都是引用了汉代祢衡投刺的典故。唐代士人好攀附权贵，文人们为了求得功名，一般都递上名刺以求得见朝中大臣，如在《新唐书》中就记载了李白投刺益州长史苏颋故事，苏颋见李白而惊异其才，赞其“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
- 门状
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在唐代前期，在纸上书写姓名，拜见某人时成为名纸，而在官员日常交往中，下属将姓名写于纸上，上达给上级，以示问候其身体起居的书札成为“起居状”。
唐武宗时，李德裕为宰相，位高权重，一些溜须拍马、曲意逢迎的官员在登门拜谒时，嫌旧制起居状礼轻，便将这种申状，格式适用于李德裕的私宅，称为门状，以表示谦恭。故而从唐代后期开始，名纸、起居状逐渐演变为门状，实则是将名纸的作用与参拜上级日常起居的起居状合二为一，这是社会风尚发生重大转变的一种体现。
三、避讳
唐代沿袭了前代习惯，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实行避讳即避免从口中说出或从手中写出，同时在书写格式上也有体现。
避讳是古代礼俗中的普遍现象，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国家君主和祖先的名字实行的避讳，称为避“国讳”；二是对尊长及自己的父、祖名字实行避讳，称为避“私讳”。避国讳要避当今皇上及以上祖宗七庙之讳，而避私讳通常是自本人以上父、祖三代。因此，唐代的百姓避讳所触及的面相当之广，上至皇族下至本家，想要起个名字也要绞尽脑汁、深思熟虑。
唐代要避国讳的字非常多，有虎、昞、渊、世、民、治、弘、显、旦、隆、基等相关的同音字，凡是在公文中或口语中遇到与以上的字相犯，必须用其他词义相似的字来代替，或采取缺笔、缺空，或以“讳”、“某”等字填写于空缺处予以表示。如太宗时期的开国元勋徐世绩，因为跟李世民的“世”冲突，犯了避讳，又被赐姓李，所以后来改名叫李绩。
唐律规定严格，如果不小心犯了忌讳，还要受到惩罚，轻则罚俸，重则贬官或处刑。《唐律·职制律》中就规定了“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或余文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
唐朝规定“府有府号，官有官称”，若某人在朝廷做官，本人父、祖名讳与政府机构或者即将上任的官职相同，也要进行回避而不能担任这个机构的官职。这种规定在唐律中也有记载，如父名卫，则不能在诸卫（如十六卫）为官；祖名安不能在长安县任职；父名军，不能任军官；祖名卿，不能居九卿之职。
若碰到此类情况，本人必须上书奏明情况，请求调换他职，若不能自陈，便是“贪荣昧进”，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就要受到徒一年的法律处分。
此外，士人们参加科举考试，除了要避国讳，也要避私讳，如诗人李贺，父讳晋肃，晋与进同音，因此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若主考官有家讳，举子不知情，无意中触犯了主考官私讳，还会落得个名落孙山的下场，看来科举考试不光看实力，还要碰运气，名字不吉利也不行。
四、小结
从唐代社会交往中的礼俗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唐人重礼，在社会交往中礼节颇多，在尊长、平辈、幼小以及各色各样的人群中都有着约定俗成的礼仪和习俗，不可否认，礼俗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有其封建糟粕的一面，但是在维护“恭敬”、“忠孝”以及“上下有序”、“长幼有别”等社会秩序方面功不可没，所谓的礼俗本质上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而已。
而对于今天来讲，应发掘传统礼俗文化中的精髓要义，使其在合乎国情、世情的基础上，传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健康、有序发展，使得古代礼仪与现代文化实现完美对接，维持社会秩序中所具有的主导和约束作用，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