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是一名在京為官的、不知變通的清末桂籍舊官老儒，在清朝毀滅更迭的節骨眼上，他完全不能接受新文化運動給傳統中國帶來的顛覆性衝擊，這種前後差異在他內心是強震引起的山崩地裂，內心進行著反覆而強烈的自我思想抗爭，曾在祠堂對著先祖立下殉清的誓言，這種“誓與清廷共存亡”的絕望自殺念頭一直持續數年。
終於有一天（1918年11月10日）清晨在北京城郊的靜業湖選擇投湖自盡，瞬間驚動整個京城，眾多文史界名人的爭辯見諸報端（如梁啟超、李大釗）。梁濟在殉身前三天還和在北大教授哲學的兒子梁漱溟探討一個深度的哲學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兒子是新儒學的代表，他給父親的答覆是：“世界會一天比一天好的”。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的追問，日後成了兒子畢生探索和回答的哲學問卷。
儒家文化相信人、信賴人、依靠人
世界會日漸好起來，梁漱溟為什麼會那麼會有此超越父親的認識和自信？當然如果沒有這樣的樂觀，他就無法持續開展和維繫他教授學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改造社會的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實踐，不會有在延安的數夜思辨，更不會在強烈的社會運動中保持生的不屈和骨氣。
在哲學著作《中國文化之要義》中，梁漱溟告訴我們中國文化與西方、印度的主要不同，中國儒家文化一直對人類充滿著希望，這種希望不是寄託在諸如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等宗教信仰身上。數千年中國儒家文化的主要特點是相信自己，相信社會活動的人類主體，相信和信任以人構建的群體社會，他堅持孟子的“人性善”觀點，他也堅信中國儒家文化不久必將復興併成為世界未來的文化主流和文化希望。儘管中國在進行社會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人性的醜惡和文化的破壞，也絲毫沒有動搖他先見之明的判斷。
梁漱溟認為，人生或者人類有三大問題需要求解。
第一個問題是人與自然或者人與物的問題，也是最為直面和直觀的生存問題。在人類文化與文明出現之前，受約於大自然的洪水、猛獸和地震，甚至到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依然受約於大自然的天災。人類科技的發明與發達，得益於“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西方文化，正是西方的文化特點讓傳統農業文明有質的飛躍。
第二個問題是人與人的問題，就是人類和諧相處的問題。人與人和諧相處是社會性問題，社會本位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倡導，而不是資本主義提倡的個人本位主義。社會主義就是所有的生產資料或生產工具要歸公，現在名義上是歸個人、大資本家，而事實上社會的生產已經是社會性的生產，資本主義必將轉入社會主義。
在今天很多人看來，社會主義中國也是資本當道橫行的世界，資本充斥著社會的每個角落，人們常說：“有錢不一定行，但沒錢肯定不行。”金錢是財富的直接表現形式，它成了人生成功的重要衡量標準，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而且幾乎所有的社會工作和投資活動都在圍繞著物質和金錢打轉。
梁漱溟先生1980年代的解讀告訴今天的眾人，中國沒有完全走資本主義的空間，共產黨建設的社會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在謀社會福利的裡邊，有了個人的福利，但是個人的福利不能壓倒整體社會福利，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表現。
第三大問題是人的自身問題，也就是人的心靈世界與精神世界，它是《人心與人生》探索的終極拷問，追求的是人的身心靈和諧統一。
在現實社會中，很多人因為窮困潦倒或社會不公導致內心極端失衡，有些人生活收入勉強度日卻時常對身邊的人伸以援手，也有不少人生活富庶，但是內心世界卻極度空虛。我們發現財富與幸福感並非正相關、水漲船高的關係，往往內心豐富、善於悅納或善於自我和解的人與周遭世界容易相處得恰到好處，在得與失、有與無、分與合、陰與晴之間正確把握人生的方向盤，這樣的人不會扭曲變態，不會製造緊張，就像人群中的小太陽總是散發特別的魅力，同時也在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梁漱溟名言：
經濟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組聯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團對抗，劃分此疆彼界。
今日世界問題之形成由於西方文化。要避免人類這毀滅只有轉向中國文化。中國問題之陷於今日局面正為盲目學西洋之結果。
生命是心，是心表現在物上的，是心物之爭，歷史一直是心對物之爭，一次一次無數次，一步一步無數步，征服物，憑藉物，利用物，表演出來的。
深深地進入瞭解自己，對自己有辦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與下等——這是最深淵的學問、最高明最偉大的能力或本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