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中国研究佛教的人，无不研究道安。释道安是中国佛教的开创者、中国佛教文化的奠基者、是中国佛门“释”姓的统一者。是他让西传佛教深深扎根中华，并由此传向了世界。然而，释道安这么重要的人物，仅他去世后几十年，经典资料《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连道安的身世都没有说清楚。
《高僧传》载：“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
查《出三藏记集》，也如此记载。
常山是哪里？扶柳在哪里？
考察冀州的历史变迁，远古时代，禹划天下分九州，九州只是区域的概念。而汉武帝依据禹分九州的基本范围，重分天下为十三州，冀州才逐渐有了实质性的郡县和州治。历史上的冀州，辖区有大有小，清末冀州不过10县，民国三年，则干脆降格为冀县。
道安出生的西晋年间，冀州领安平、巨鹿、常山、赵国、渤海等十三个郡国，安平郡的信都（现冀州古城）为冀州治所。
从地理看，常山郡在安平郡西北侧，相隔巨鹿、中山两郡。
道安出生地扶柳，位于冀州古城西北15公里，冀州现中心市区17公里处。现为冀州小寨乡扶柳城村，当地仍简称“扶柳”。
历史上的扶柳城，原是一个县城。早在2500年前就有了，比冀州还早。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佛教的兴盛发展，国内许多佛学界专家学者，经常到扶柳城缅怀先圣，实地考察。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扶柳城诸多家族中，已经没有了道安俗姓“卫”姓的影子。这不仅让人疑惑，难道真的如《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记载，常山郡还有另一个扶柳存在？查遍魏晋以来所有资料，历史上冀州所辖郡县中，只有一个扶柳县，且扶柳县一直存在到隋朝之后，才慢慢演化成村庄。实际上，从地理位置看，安平郡的扶柳与常山郡距离150公里左右，在这个距离内，也不会有两个扶柳县出现。
因此，《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记载道安出生“常山扶柳人”，当是一个典型的明漏。又因道安生在两晋期间，再查《晋书•地理志》时，同样记载两晋期间扶柳县归属安平郡。可见，僧祐对道安的出生地，只是风闻后未加考证，就信手在《出三藏记集》中记载道安是“常山扶柳人也”。而《高僧传》作者释慧皎，因出书时间晚于前者，当是随意转抄了《出三藏记集》，方使千年讹悖代代相传，也让后人在考证时走了弯路。
对于道安的生年，史料虽无明确记载，后人也可根据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和释慧皎（479－554）《高僧传》的记载推断确认。只是两部著作的记载又有不同。《出三藏记集》卷十五称，道安于385年二月初八日在长安逝世。因《出三藏记集》真实录入了道安译经时亲笔撰写的诸多序言。且在卷九、卷十道安撰写的两篇序言中，道安分别写到自己已到“八九之年”。中国古代生年记载有“明九”和“暗九”的习俗与说法，“八九”即为暗九，即七十二岁。由于两篇序言作成时间均在383年，故因此推断道安逝世时385年为七十四岁，生年则在312年。
《高僧传》却称道安七十二岁去世。《出三藏记集》是中国最早的佛教文献；《高僧传》也是佛教界的权威著作。且两部著作的作者，都离道安去世不出百年，都有其时间上的优势和权威。那么，“经”“传”二者说法不一，以何为凭？后人只能以为，《出三藏记集》较真实录入了道安时代的文献资料，又是中国公认最早研究佛教的经典书籍，且作者僧祐14岁出家，精通律学，一生致力于搜校佛经、建立“经藏”，自然当有较严谨的治典态度和作风。而《高僧传》本就属于传记类资料，从文学角度看，允许有一些编撰和风闻的成份存在。故两部著作出现矛盾时，应首先考虑依从《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和论述。
虽是如此，后人对《出三藏记集》作者仍有些许微言，作者僧祐离道安时代只五、六十年，道安为佛教界公认领袖，故对道安出生地，稍加考证便易归宗。一个精于律典的佛界僧人，出现如此低级纰漏，着实令人遗憾。
《高僧传》虽为传记，但释慧皎也是“学通内外，博究经律。”且“著有《梵网经疏》、《涅槃经疏》等”。然其《高僧传•道安传》，文不足四千言，众多错误之处，后人稍加留意既可看出，仅道安前期及弘法道路，就让后人出现了多个版本。
有鉴于此，后人研究两晋佛学时，又不得不以《晋书》来印正。《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是在唐太宗亲自过问下，由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一位名臣，共同编撰的一部历史记载最完备的权威正史。也由此看出，官方文献毕竟权威，而《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就显得有些“民间化”。
禇遂良摹兰亭真迹
如果印度佛经典籍，辗转千里传到中土，出现错讹尚可见谅；而僧祐慧皎均为著书律典之高僧大德，又以本朝传书后人，还有如此不严密处，这就提醒后世学者，先贤也有失误，读书当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