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什么书？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著。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
所谓编年体，是指史书的一种体裁，因为它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故而成为编年体。编年体史书中著名的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国榷》等。
《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相传是春秋时期儒教创始人孔子的作品。
由于春秋时期中国并没有纸张，长篇文字记录，只能书写在用竹子制成狭长竹片上，再穿片成册，做成笨重的竹书。也就是说，受制于春秋时期著书难度的限制，春秋内容并不多。再加上《春秋》里有描写当时在位的鲁侯——鲁哀公的内容，很多内容无法“直书其事”。因此《春秋》文字简练，寓意深奥。
《春秋》文字简练，寓意深奥，自然学起来就极为困难。有基于此，孔子的门人依照孔子当年对春秋的讲解，汇编成书。这种书称之为传。传就是传道解惑的意思，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类似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在古代，只有对儒教典籍的解读，才能称为传。
“春秋三传”，就是指解释春秋的三种派系。
其中《公羊传》、《谷梁传》都自称源于孔子弟子，而《左传》则源于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关于左传成书原因的记载，里面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虽然如此，其实《左传》并非真的解释《春秋》的传，相对于解释《春秋》，《左传》用更多的篇幅记载了很多《春秋》中原本并没有的内容。也就是说，《左传》其实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左传》成书的年代。
其实对于《左传》的成书，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论。
司马迁的《史记》最早记录了关于《左传》成书的内容。但是这份记录却并不能拿来作为证据。因为司马迁在记载儒教传承的《儒林列传》并没有任何相关记载，而是在疑似已经失传，后人补作的《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了《左传》。
（关于《十二诸侯年表》是后人补作之事，以后有机会再谈）
其后著作《汉书》的班固等人认为《左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写，并在《汉书·儒林传》中补充了《左传》的传承。但是因为补充了《左传》的传承，因此《汉书》的《儒林传》与《史记》的《儒林列传》存在明显的差异，即距离事件发生近的人没有几百年后人知道的详细。
之后开始出现怀疑的声音。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自此开始了宋代学者怀疑经传的风气：宋代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宋代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是战国时的楚人；儒教理学的奠基人——朱熹，认为《左传》作者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到了蒙古入主中原后，更有学者程端学认为《左传》是伪书。到满清入关后，大名鼎鼎的铁齿铜牙——纪昀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而作为满清时期考据学大成的康有为，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所作。到现代后，今人童书业则认为《左传》是吴起所作，赵光贤则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
现在一般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战国时期，为吴起所作。
其实根据《左传》本身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先说结论，今本《左传》应成书于汉代孝武皇帝改历法之后，最晚不早于刘歆将古文左传翻译为今文左传。也就是说，康有为的判断最为符合。
如何确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呢？
对于一般书籍而言，其内容可以作为推断成书上限的佐证，即用书中的内容证明某书最早成书不早于何时。比如有学者用《左传》记载的预言，来证明《左传》成书不早于战国初年。因为一般而言，预言其实是后人附会之词。只有经历过，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由于《左传》内有关于周朝灭亡时间，及最终楚人代周（指建立汉朝，汉朝开国君主刘邦是楚人）的预言，故而这样的推论并非主流。也就是说，学者一般不会以预言为依据推测《左传》的成书时间，就算以预言来推测其成书时间，也会忽视最晚实现的几个预言。
考古出土也可以作为成书时间的佐证。但由于至今为止，只有记录部分《左传》内容但来源不明的战国楚简现世，而没有任何战国期间的《左传》及相关文物出土。因为来源不明的竹简存在作假的可能，所以也无法确定《左传》的成书年代。
有鉴于出土文物缺失，我们只能从左传本身的内容来分析《左传》的成书时间。好在《左传》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左传》在隐公三年，记录了一段卫国的史料：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卫国真正灭亡时间，是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是生存时间最长的周代诸侯国。按理说除了卫国史官外，只有卫国灭亡后，收集其史料的秦，以及继承秦资料的汉能够查阅到卫国的史料。
除此之外，楚国、吴国在春秋时期，僭越称王。然而除了本国人外，其他诸侯国并不承认，也就是说，别国的史官并不会以王来称呼楚国、吴国国君。而《左传》在多处称楚国、吴国国君为王，说明《左传》作者拥有的史料来源于楚国、吴国本身。秦国在后期才灭了楚国，《左传》中大量出现楚王的称呼，说明要么其作者是楚国人，要么其作者是在楚国灭国后获得的史料，换句话说，就是秦汉以后的人。
因为《左传》中有大量楚国史料，所以从宋代起，就有学者认为《左传》是楚人所作。今人认为家乡在左氏的吴起是《左传》的作者，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因为《左传》里有大量卫国、楚国等史料，而吴起本人是卫国人，相传又曾在鲁、魏、楚三国出仕，其中在魏国时担任过史官，符合《左传》混杂各国史料的特征。
那么吴起是否是《左传》的作者呢？
《左传》所记载的时期，叫做春秋。春秋时期属于周朝的一部分，当时周朝所用的历法，与现在不同。我们现在用的历法，包括阳历和农历。
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阳历的一年近似等于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虽然阳历一年包含了12个月，但这个“月”仅仅是人为分别的月份，与月球周期变化无关，也就是说阳历只能表示地球公转的规律。
与阳历相对应的是阴历，阴历是指按月亮的月相周期来制定的历法。以月球绕行地球一周（以太阳为参照物，实际月球运行超过一周）为一月，即以月亮消失看不见的一天为朔日，定每月初一，以月亮最圆的一天为望日，定为每月十五，以此确定月份，一年分为十二个月。
农历则是包含阴历和阳历的阴阳合历，以朔望日制定每月日期，以二十四节气来表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并以特殊节气来为月份命名。
我国现在使用的农历又叫夏历。夏历以白天最短的一天——冬至所在的月为十一月，以白天最长的一天——夏至所在的月为五月，将一二三月称为春季，四五六月称为夏季，七八九月称为冬季，十十一十二月称为冬季。
夏历据说是夏朝制定的历法。相传夏朝灭亡后，商朝为了区别自己和夏朝，改变了历法，以冬至所在的月为十二月，制定了商历。到了商朝灭亡，周朝则以冬至所在的月为正月，制定了周历。之后秦灭了周，以冬至所在的月为十月，制定了秦历。到汉代，汉武帝按司马迁等人的建议，重新制定了新的历法——以夏历为基础的太初历。从汉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历法虽然精确了很多，但最基本的规则还是夏历的那套，因此我们依然称之为夏历。
《左传》记载的是周朝春秋时期的历史，若作者是周代的人，自然使用的是周历。
那么《左传》到底是不是使用周历呢？
是的。
春秋经文开篇写到“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在此解释到“元年春，王周正月”。也就是，《左传》的作者认为春秋的正月就是周朝的正月。此外，《左传》在僖公五年，记载了这样的材料：“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所谓日南至就是冬至，太阳在最南边，因此叫日南至。冬至所在的月份是正月，正是周历的特点。
但是矛盾的是，《左传》在隐公三年记载了“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麦指的是冬小麦，是北方的主食。汉代说文解释“麦”道：“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意思是指冬小麦在秋季就得播种，大概到来年夏季四月末到五月份成熟。禾在说文里的解释是“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也就是说禾确实是在秋季八月成熟。
问题是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左传认为春秋的历法是周历，为此还专门记录了“日南至”以证明。而麦四月成熟，禾秋季成熟，说的都是夏历。如果换算成周历，那么麦应该是夏季六月末到秋季五月成熟，禾应该是冬季十月份成熟。
《左传》的作者为什么会认为周历四月份可以“取麦”，秋可以“取禾”呢？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先秦的气候和现代不一样，导致比现代更温暖一些麦禾更早成熟呢？
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却和《左传》的记载不符因。为什么？因为《左传》本身记载了麦子成熟的时间。
左传在成公十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巫师为晋景公解梦，直言其不能吃到当年的新麦。
“晋侯梦大厉……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这段记载很明显的记载了“新麦”收获于六月。周历六月就是农历四月，是麦成熟的季节。
也就是说，若《左传》记载四月份可以“取麦”，秋可以“取禾”属实，那么这份记录应该使用了类似夏历的历法。刚才我们说过，周以后使用类似夏历的历法的是汉朝，而且是汉武帝颁布太初历之后。
汉朝于太初元年使用太初历。也就是说，以此可以得出《左传》成书最早不早于太初元年。
此外，在昭公二十年，《左传》又补充了一次冬至的记录“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冬至所在的月份不可能是二月，这条记录的存在，进一步说明《左传》作者不懂历法。而历法是史官必修的科目，例如司马迁就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因此可以得出《左传》作者不是史官。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几处错误，最多只能算疏漏。要证明《左传》成书于汉代，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对比《左传》和《史记》，可以发现左传和史记之间存在抄袭。
例如《左传》在闵公元年记载了如下事件：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ⅴⅲ之《比》ⅴⅰ。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史记》在晋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
“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於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可以看到，《左传》到”其後必蕃昌。“为止，除了多一句预言晋国灭亡的”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外，和《史记》的内容一模一样。而这一段其实是预言的内容，作为汉代才定稿的《史记》，完全可以确定预言的准确性，因此记录此事。而对于《左传》而言，补充这一段信息，完全是画蛇添足。因为这一段内容其实和春秋无关，本身并没有必要记录。
此外，宣公三年，《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史记》在楚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这段记录是什么意思？
这段也是一件“预言”。预言什么呢？“楚子问鼎”，问鼎是指“意思是指图谋夺取政权，泛指觊觎侵占别国”，所谓“楚子问鼎”也就是“楚将代周”的意思。
此外，这段内容也记录了周朝的命运：“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根据《史记》的记载，周确实传了三十多代，有七百多年。（周朝明确的时间汉书有依据史记计算过，但是因为抄录错误，多算了几十年）。
我们知道，汉朝就是楚人建立起来的。这段预言其实是为汉朝的合法性背书，被汉代的《史记》记载，无可厚非。《左传》记载此事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预言这事有是有，但是一般不会如此准确，清楚。纵观《左传》，会发现左传不仅预言多，而且非常准确。《左传》中粗略算起，大概有两百条预言，而其中不准的，屈指可数。
《左传》最受后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好预言。然而真么准的预言，为什么会受人诟病呢？
因为准确率过高的预言，恰恰证明了左传成书时间。也就是说，所谓史书中的预言，大多是后人由于知道结果，因此“杜撰”或“筛选”出准确的人为预言。古今中外，研究左传的人，往往以预言准确与否来确定左传的成书时间。却往往会忽视这份“楚子问鼎”的预言。
为什么？
因为承认这个预言，就等于否认左传成书于史记之前。就等于证明左传抄袭史记，因此才有那么多和《春秋》本身无关的内容。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史记》在《儒林列传》未记载《左传》的情况。
而作为一个学派，根基不稳，如何能传播，如何能影响世人？
那么《左传》到底成书于什么时期呢？
我们来看一下汉书中关于左氏春秋来源的记载：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刘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古文左传流行，否则不会有“共校经传”、“《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一说。那之前有没有左传呢？
应该是没有的。为什么？
同样在《汉书》《楚元王传》下有说道：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也就是说，《左传》直到汉成帝之前，都“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既然“伏而未发”，就不存在有人精通《左传》的可能，除非他们精通的并非是这本《左传》。而纵观汉书全书，关于《左传》来源的记载，仅仅有此一处。
刘歆正是在汉成帝时期，校正翻译左传的。也就是说，从汉书上，可以明确的看出，“今文”《左传》成书于刘歆。
至于古文左传原书？抱歉，没有了。包括某大学收购来的来源不明，据说源于战国期间的《左传》残简，也并非传说中的“古文”。
也就是说，通过《汉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今文《左传》最早出现的痕迹。而在今文《左传》成书的时代，《史记》已经成书且广为流传，今文《左传》在成书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抄袭史记。
综上所述，可以看书《左传》并非是世人认为的左丘明、楚人、吴起等人所作，甚至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清代康有为的观点，其实是最接近真相的。却因为某些原因，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