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公卿
時間進入我國的隋唐時期，這一時期的士族以關中士族和山東士族兩大集團為主，其特徵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祿世婚。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政權，幾乎都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權有賴關中士族支持擁戴，而山東士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閱、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越的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科舉
隋唐以來的君主均致力於削弱門閥，但由於士族門閥對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會聲望甚高，故君主通常採取溫和的政策來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就是為了擇取人才，削弱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二世而亡，到唐初，科舉並不發達。唐太宗下旨以當時大臣品位的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氏族志》。結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山東士族博陵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科舉考試
到武則天統治時期，為了抗衡以關中士族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於是在科舉制度中提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備。明經科、進士科都是考試科別，明經科考主要考驗對儒家經典的記憶和理解；而進士科除了經學外，加考詩賦和時務策論，對文學創造力及治國政策見解有著更高的要求，極難考取，錄取率僅明經科的十分之一，因而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因此進士科愈來愈受重視，地位尊崇，時人稱進士及第者為“白衣公卿”。這意味著傳統上主攻明經科的士族在歷代所享有的優勢，也就是對於經學的優渥學識，隨著進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戰。所以唐代出現了“牛李黨爭”，即明經科的李德裕黨與進士科的牛僧孺黨之間的政爭。
受門第觀念影響下的“門當戶對”
北方在經過了數百年的門第觀念影響下，民間相當盛行“門當戶對”這種門第不同、不相通婚的風氣，有些世家大族甚至連皇室也看不上眼。如唐文宗為莊恪太子李永選妃時，朝臣的女兒們都進入了挑選名單中，朝廷內外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後對宰相鄭覃說：“朕本想為太子求娶你們滎陽鄭氏的女子為媳婦，聽聞朝中大臣們都不願與朕結親，為什麼？朕也是數百年的衣冠，離神堯皇帝時間不久，怎麼就不願與我家結親？”於是放棄了為太子選妃的計劃。不久鄭覃把孫女嫁給了僅為九品衛佐的崔皋，唐文宗無奈地說：“民間締結婚姻，不計較官品卻崇尚閥閱。我家二百年的天子，竟還比不上崔氏和盧氏嗎？”在鄭覃眼裡，李唐皇室本出於關隴集團，起源於晚近的北周，又曾與夷狄（鮮卑）交雜，比起山東郡姓自漢代以來傳承數百年的舊士族，相形見絀。而且唐代中國人有“以漢代唐”的思古傾向，對漢朝懷抱著崇拜及浪漫想像，覺得漢是比唐更偉大的朝代。這種心理讓山東士族在人們心目中更顯尊貴不凡，就連唐代名臣如房玄齡、魏徵、李昉等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如此趨附亦強化了山東士族自身的優越感。故滎陽鄭氏寧可將後代嫁予一個九品官、但同為山東郡姓的崔氏，也不願與李唐皇室結為親家。山東士族心目中對人的社會價值之評判，由此可見一斑。這種風氣一直延續整個唐代，到了黃巢之亂才因破壞而快速消滅。
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胄為官者，由七成多降至一成多；寒族為官，則由約一成增至近六成。北宋士族盡是新興，唐代大族幾盡消亡。
朱溫為篡唐，造成“白馬驛之禍”
在唐末的黃巢之亂中，由於黃巢本人出自社會底層，仇視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傷亡。再者，唐哀帝末年朱溫投當朝公卿三十餘人於黃河中，當時武夫李振在朱溫側，說道：“此輩自稱清流，今投入黃河，永為濁流！”而朱溫竟笑著點頭，史稱白馬之禍。黃巢、朱溫、柳璨之流，不僅覬覦皇位，也滿腹牢騷，對既有的社會階級懷有強烈恨意，大肆殺害、醜化士族。唐朝覆滅後，五代十國仍為唐末政治格局及藩鎮割據的延續，各政權的統治者多不屑文人，重武輕文，資源集中於軍事，各官職多由武將擔任；從而導致武人干政嚴重，叛變和戰爭不斷，政權迅速更迭。這樣的環境使社會風氣劇變，文化與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大幅降低，人們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門閥，也不再渴望與士族聯姻，對於所謂的世家大族普遍產生反感。士族富饒的家園與產業遭到破壞，引以為傲的貫冊族譜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餘族人逃亡各地。百年間士族便徹底衰亡，與庶民再無區別，其地位則由鄉紳地主階級所取代。
五代十國的戰亂摧毀了士族門閥的傳承
唐末五代的戰亂，亦可說是一場“階級戰爭”，徹底摧毀中國自東漢以來以門閥為主的政治、社會形態。幾代之後，那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記共有的傳承。
五代時，舊有統治階層毀滅，為一批新人所取代，傳統士族崩潰。宋代的望族，即使附會是某個唐代士族的後人，可信的世系都只由北宋時開始。北宋王清明《揮麈前錄》，記錄了當時最顯赫的36個望族，是全新的名士集團，和唐代的社會中堅沒有關係，已沒有一個望族可以追溯到唐及五代。
